已經83歲高齡的丁原洪現在回憶起自己的外交生涯時顯得舉重若輕，他在講述經歷過的重大外交事件時，透出歷史沉澱後的淡然平靜。他沒有刻意讓他見證的故事顯得波瀾壯闊，而是抽絲剝繭般地摘出事件的邏輯。
在問到他在當時參與那麼重大的事件是否會感到緊張時，他雲淡風輕地說：“不會。當時感到的只是忙碌”。
丁原洪直到70多歲時仍然在外交部忙碌着。他說，他把一生都給了中國的外交事業。而今他仍然關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從最近的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到稍近的烏克蘭危機，他都寫了文章進行分析——他仍在使用方格紙寫作。他給記者展示一篇文章，字跡工整秀麗，毫無老態。
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丁原洪從聯合國載譽而歸之後，沒有再回到中蘇邊界談判任務中，而是擔任了外交部美國處處長的職務。自此，他已經完全參與到改變新中國外交歷程的中美建交路程中去，專門負責中美之間的祕密談判，見證了中美關係建交的歷史時刻。
丁原洪
一輩子就幹了外交這一件事
一直到中美正式建交，丁原洪都在爲此祕密工作，甚至連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1952年我還在念大學，就接到通知說提前畢業，到外交部工作”。此後幾個月，丁原洪就被派往羅馬尼亞，他是坐火車到羅馬尼亞的。羅馬尼亞打開了丁原洪外交生涯的大門。
“規定不讓談戀愛，不準一個人出門，甚至不能給家人留聯繫方式。”丁原洪講述這些的時候仍然不忘了加上一個解釋：“那個時代情有可原”。
回國後的丁原洪，在外交部蘇聯東歐司主管羅馬尼亞事務。珍寶島中蘇衝突以後，丁原洪在1969年成爲了中蘇邊界談判的代表團成員。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通過聯合國代表大會恢復後，丁原洪從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被調往了中國赴聯合國代表團。
“起初並沒有決定把我調過去。”丁原洪說。當時，剛剛在聯合國上恢復合法席位的中國，派以喬冠華爲團長的代表團去紐約闡述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根據毛主席的意見，要寫一篇闡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發言稿。”丁原洪說，而正在參與中蘇邊界談判的丁原洪，被臨時調去起草發言稿。
“在臨走之前，周恩來總理會見代表團時，說得有一個寫作的人來幫你們，所以就把我調過去了。”1971年11月8日動身前往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丁原洪匆匆忙忙地做了兩套中山裝，與代表團一起去到了美國，那是他第一次去美國。
在提到周總理表揚他起草的發言稿時，丁原洪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從聯合國載譽而歸之後，丁原洪擔任了外交部美國處處長的職務。自此，他專門負責中美之間的祕密談判。
對於那段經歷，丁原洪說“工作量很大，每天談判之前要準備材料，估計形勢。等到談完之後，就要整理簡報，而且有時候談完就天亮了，那我們也得繼續工作，因爲第二天總理要看簡報”。而且，因爲他整理簡報的水平高，周總理還曾親自表揚。對於那段忙碌的日子，他打趣說，那時候不像現在還有加班費。
1981年，丁原洪離開美國處去籌備外交部政策研究室。
等到1987年，丁原洪已經快60歲，臨近退休年齡的丁原洪萌生了再次走出國門去做外交工作的願望。爭取的結果是丁原洪在接下來的10年先在紐約常駐聯合國，後又到瑞士、比利時擔任外交工作，最後到歐盟代表中國開展外交工作。66歲回國後，丁原洪又去做亞歐會議的籌備工作。“一直到70歲，我才退休。”“我這一輩子就幹了外交這一件事。”他說。
親歷中美建交過程
接收大洋彼岸示好信號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除了與蘇聯爭奪霸權之外，還陷入到越南戰爭之中，這牽制了美國很大的精力。當時中蘇關係也在惡化之中，而適當緩和和中國的關係，成爲美國新的選擇。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有一條原則，任何一個國家想同我們新中國建交必須接受‘一箇中國’的原則。美國一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是不承認‘一箇中國’原則的”。
丁原洪說這正是中美雙方處於相互隔絕狀態達22年之久的原因之一，“而爲什麼直到1972年，尼克松才訪問中國，這個離不開當時的整個國際形勢”。丁原洪說。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適當緩和和中國的關係，成爲美國新的選擇。尼克松在1969年2月正式就任總統，就任總統之前，他在美國堪薩斯城曾經發表一篇很重要的講話，講話稱世界未來有5大中心，美國、蘇聯、歐洲、日本還有中國，但是中國還是一種潛在的力量。
“當時他已經認識到完全忽視中國，跟中國不來往對美國也不是好的事情。因此他在就任總統以後就不斷的釋放想同我們改善關係的信號，比如說，過去從來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只稱紅色中國，所以在尼克松的講話裏就開始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丁原洪說。
而在此同時，1969年3月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發生衝突。“3月4日，毛主席通過周總理做了兩點指示，一是趕緊恢復中蘇邊界談判，不能任憑衝突擴大。”丁原洪在此後成爲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的一員。毛澤東的另一條指示就是讓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認真研究中國周邊的安全形勢，尤其是美國跟蘇聯的形勢。
“而且讓四位老帥自己來研究，不允許帶任何人，連祕書都不許帶。”丁原洪說，最後形成了一個報告，報告的核心思想就是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周邊的安全形勢看起來是很緊張的，但是不存在美蘇兩家聯起手來打中國的情況，因爲他們兩家矛盾更激烈。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適當緩和一下同美國的關係，對中國的全局戰略是有好處的：“這個報告就讓主席決定接受美國向我們示好的信號”。
1969年9月10日，中蘇恢復邊界談判，緩和了緊張的形勢。與此同時，美蘇也達成協議，削減戰略核武器。這種情況下，在中美蘇三角中，蘇聯兩邊都有談判，但是美國只跟蘇聯有談判，跟中國沒有，美國認爲這是對它不利的。“美國方面非常着急，想同我們改善關係的過程中就採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就是下令駐波蘭大使，一定要想辦法跟中國接觸上。”丁原洪說。
1969年12月南斯拉夫駐波蘭大使館舉行時裝表演會，“美國大使就追上了我們大使的翻譯，說美國方面有重要的信息向中國方面轉達，希望見你們的大使。”消息傳回國內以後，中國決定恢復同美國的大使級會談(注：1954年日內瓦會議時中美之間達成協定在捷克與波蘭召開大使級會議，解決一些問題)，並召開了第135次會議。“1970年7月20日，美國大使說，美國政府、尼克松總統希望改善同中國的關係，而且希望派代表直接到北京來同你們談。”丁原洪說這個信息傳回國內後的一個月，第136次會談就更明確同意恢復接觸。
基辛格祕密來華
中美關係曲折的歷史軌跡
1970年5月1日，毛澤東登上了天安門，出現在毛澤東身邊的是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當時的口號就是打倒美帝國主義，支持柬埔寨”。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與埃德加·斯諾一起出現在天安門上的照片被公開。丁原洪說，這個是中國態度的迂迴表達。後來基辛格說，我們沒想到中國採取這種微妙的辦法。
1970年10月3日，尼克松向時代週刊的記者發表談話，稱其最大的願望就是到中國去，如果去不了的話，一定要讓自己的孩子去中國。
“這個消息我們很快就知道了，所以毛主席再一次見了斯諾。他說歡迎尼克松來，我願意跟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他作爲總統來也行，他作爲旅遊者來也行，總之呢我願意跟他談。就是希望把這個口信回過去。”丁原洪回憶說。但是斯諾離開中國之後很快就重病去世。這個信息並沒有傳回到美國去。
“所以美國就通過巴基斯坦、羅馬尼亞的總統傳達口信，說美國方面確實想同中國改善關係，我們希望派特使來中國，跟中國當面談”。丁原洪說中國在當年12月17日答覆美國：“如果尼克松總統確實有解決臺灣問題的願望和辦法，我們歡迎他來。後來尼克松答覆，他願意派人來談臺灣問題，而且願意來談雙方共同擔心的問題。”此後雙方商定在巴黎建立一個雙方祕密接觸的渠道，在比較隱蔽的情況下來安排基辛格訪華。
“這中間有一個插曲，由於基辛格1971年7月來中國已經確定了，這是保密的，外交部很少人知道。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美國運動員也提出來希望到中國打球。後來有一種說法是通過乒乓外交纔打開局面，其實不是這樣的。”丁原洪說。
丁原洪回憶，外交部跟體委研究認爲當時中國跟美國之間沒有任何外交關係，其他人也不知道基辛格要來，突然一下子讓美國乒乓球隊來是不是不合適，因此提出來婉拒。
但美國乒乓球隊還是來華訪問了。“毛澤東最後決定說讓他們來，他可能考慮到因爲基辛格7月就要來中國，肯定要宣佈中美關係有一個大的變化。在當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下，打倒美帝打倒蘇修的情況下，如果中間突然冒出來中美關係的大改變，老百姓就會感覺到突然，所以這才最終決定了。作爲一個民間活動來了，可以緩和一下，纔有所謂小球推動大球的說法”。
7月份基辛格祕密訪華，與中方的談判順利進行，也確定了尼克松訪華的安排。“消息一發出來之後把全球都震動了。兩國相互隔絕了那麼久，沒有建交美國總統就來到中國訪問簡直不可思議。”丁原洪說。
尼克松訪華到中美建交
隔絕22年的大國間的握手
“尼克松來訪後發表上海公報，一般按照慣例都是寫兩國達成多少共識。周總理說我們相互隔絕20多年，肯定有分歧，不把這些分歧講清楚，就只能爲日後發展關係留下禍根。基辛格開始很不同意，說我們總統到中國來講分歧說不過去啊。周總理說這很好啊，就說明雙方在原則問題上誰也沒讓步，在國內都好交代。但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能夠改良關係，找共同點。”丁原洪說。
之所以中美沒有立即建交，丁原洪說根本的原因還在於臺灣問題。
當時尼克松講解決美國與臺灣的關係還需要一段時間，他答應在他的第二任期解決。雖然美國口頭上承諾了一箇中國的原則，但是還沒做到。那也只能作爲開始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起始。
“美國方面後來想了一個辦法，在上海公報用了這麼一個措辭：美國方面承認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爲只有一箇中國，美國方面不提出異議。找了一個迂迴的辦法。”丁原洪說。
1974年的水門事件不僅讓尼克松下臺，而且也延緩了中美建交的進程。直到卡特擔任美國總統，中美之間的關係也仍然沒有進展。
“當時美國的主導思想就是想先跟蘇聯談判。但布熱津斯基主張先跟中國緩和，藉助中國牽制蘇聯，再跟蘇聯談判。”丁原洪說。
1978年5月，布熱津斯基來到中國進行談判，承諾美國準備按照中國說的與臺灣斷交、撤軍、廢約的建交條件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只有一個希望，希望臺灣問題能夠得到和平解決，加了一個注：但是不作爲建交條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決定進行談判”。
丁原洪說，談判的最後兩次是鄧小平親自參與。談判的成果就是中美兩國在1979年1月1日發佈建交公報宣佈建交。
“中美建交過程曲折複雜，我們與美國聯合發佈的三個公報奠定了此後中美關係的基礎，只要美國不違反這個公報精神，中美關係就會健康發展。”丁原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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