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的背景 中蘇交惡爲中美建交提供契機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第三世界國家，同時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國際地位日益重要。自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中蘇之間的裂痕加大。從美方來說，美國經過二十幾年對新中國的孤立政策，逐漸意識到外交政策的失敗，而當時美蘇爭霸中，美國處於劣勢，不得不考慮改善中美關係。中蘇關係的惡化爲中美關係改善提供了契機。

1966年2 月12 日， 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 邦迪(W illiam Bundy)在一次講話中提出，美國應在堅持抵制亞洲共產主義擴張的同時， 嘗試同中國接觸的可能性。邦迪的講話標誌着美國對華政策鬆動的開始。自邦迪的講話起，美國官員改用“北京”來稱中國的首都， 而在此之前他們一直沿用“北平”的稱呼。作爲對這些變化的迴應， 中國政府於1966年春傳達給美國政府一個信息：如果美國不侵略中國和越南北方， 而且不轟炸紅河河堤， 中國將不直接介入越南戰爭。美國政府接受了這一條件。

1966年7月， 約翰遜總統在一個題爲《亞洲和平的要素》的講話中， 呼籲在亞洲的敵對國家相互和解， 重申他對進行雙邊接觸的興趣。這是15年來第一位美國總統對新中國做出的最爲和解的姿態。

1966年9月以後， 美國官員在華沙的雙邊會談上不再提中國共產黨在亞洲的“ 陰謀”。這一對華政策的新路線被美國政府稱之爲“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約翰遜政府對中國的新態度反映了越來越多的美國公衆對中國問題的關注。

1966年3月， J. 威廉· 富布賴特( J. W illiamFulbright)領導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舉行了12次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聽證會， 吸引了美國公衆的廣泛興趣。在聽證會上，除了少數保守主義者之外，所有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國際問題專家在發言中都要求政府軟化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到1967年， 美國情報官員得出結論，"中國的主要敵人是蘇聯而不是美國"。

在中國方面， 蘇聯於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 中國對蘇聯擴張主義的擔心增大， 開始把蘇聯稱爲“社會帝國主義”，公開把蘇聯視爲比美國更大的威脅。中蘇邊境衝突不斷髮生， 並在1969年3月珍寶島戰鬥中達到了頂點， 兩國都在共同的邊境地區大量陳兵。尼克松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把中蘇分裂看做是當代世界上最深刻的國際衝突之一。當尼克松政府迫於國內反戰運動和國際局勢的壓力實行美國逐步從越南脫身的計劃時，中美之間矛盾的重要性減輕了

實際上， 早在1967年尼克松就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題爲《越南後的亞洲》的文章。他強調，“將來美國作爲世界警察的作用可能是很有限的”，美國不應當“把中國永遠排斥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尼克松接受了基辛格對世界的看法， 認爲二戰後初期和20世紀50年代那種雙邊衝突的時代業已結束，世界出現了由美、蘇、中、日、西歐五種力量組成的多極結構， 美國應在這個“多邊外交的新時代”中利用中蘇分裂， 並在五種力量中心之間尋求新的平衡。

1969年2 月1日， 尼克松在宣誓就職僅僅12天之後就要求政府官員試探同中國官方接觸的可能性。同年7月21日， 美國政府宣佈取消某些對華貿易管制，並放寬了去中國旅行的限制。不久， 尼克松政府決定停止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的巡邏。

1970年1月8日，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宣佈恢復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時第一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

中國領導人注意到了這些跡象。此時， 中蘇之間的嚴重對抗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中國因此面臨着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做出了重大的戰略決定：嘗試同美國結成戰略伙伴關係， 共同應對對於中國來說更危險的敵人——蘇聯。

1970年10月1日，中國向美國發出了一個和解信號，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應邀在國慶節登上天安門城樓，並被安排站在毛澤東的身邊。同年12月18日， 毛澤東接見了斯諾， 並表示中國歡迎尼克松訪華。毛澤東抓住時機，作出決策。

1971年4月， 毛澤東親自批准了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於1971年4月10~ 17 日訪華， 以此表示中國對同美國交往的誠意，也因此打開了隔絕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門。這就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小球轉動了大球”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推動了世界形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