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之後，梁啓超時而主張君主立憲，時而呼籲民主共和，時而又倡導開明專制。他曾經擁護袁世凱，而這也是希望藉助袁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梁啓超(1873—1929)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啓蒙思想家、教育家、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從政治舞臺到學術領域，他都是首屈一指的風雲人物。他身處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中，其思想和主張經常變化，尤其是在戊戌變法之後，他時而主張君主立憲，時而呼籲民主共和，時而又倡導開明專制。由於梁啓超思想上的波動起伏，給後人留下了“善變”的深刻印象。著名學者張朋園以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享譽海內外，他在《梁啓超與民國政治》這本著作中，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寬廣的歷史視野，深入分析了身處亂世中的梁啓超政治思想之演變。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內憂外患，至戊戌變法前後，中國已經由於積弊太深再加遭受到帝國主義列強勢力的侵略，全國上下亡國情緒空前高漲。這也促使先進的知識分子探尋國家積弱不振的根本原因。梁啓超則認爲要想變法圖強，必須先改變以往的傳統觀念，從政治上着手。作爲一名啓蒙思想家，梁啓超深受西方“自然權利”、“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觀念的影響，他認爲興民權有兩個途徑：“一自上先變，一自下覺悟。”他分析了中國國情，斷言“吾疇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於適於中國，欲躋國於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現皇統而虛存之。”在他看來，當時的中國最宜實行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因此力倡導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主張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啓超逃亡海外，到辛亥革命勝利後纔回國。這段時期是梁啓超思想最複雜、變化最顯著的時期。他認清了清末的中國局勢，更堅定了中國如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就不能自強的認識。在這一時期，梁啓超提出了他聞名遐邇的“破壞主義”的政治主張。 “破壞主義”的主要內容強調：只要能使國富民強，採取哪種手段都可以，尤其是以暴力革命破壞爲主的方式，對中國徹底改造也是可以的。他認爲，要想挽救國家的政治現狀，啓迪國人的思想，在當時的中國就必須行“破壞主義”。
1903年，搖搖欲墜的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這使梁啓超備受鼓舞，又意識到劇烈的暴力革命會給社會帶來的混亂，因而重拾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不過隨着形勢的變化，他又提出“以開明專制作爲過渡的君主立憲”。他認爲：“由於中國的專制制度時間比較長，中國從底層民衆到上層官吏都沒有民主自治的能力，整體國民素質比較低，應該通過開明專制培養國民的政治能力。”他還進一步說：“凡專制者，以能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爲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客體的利益爲標準，謂之開明專制。”
在辛亥革命爆發後，清政府很快土崩瓦解。梁啓超深刻認識到，在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現實情況下，再提倡君主立憲，必然與現實不符。他認爲，中國應當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只有依法重建政府權威，才能夠穩定社會秩序，從而推進中國改革和社會發展。當時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主要有以袁世凱爲首的北洋軍閥及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而這兩者中以袁世凱一方的力量最爲強大。因此，在選擇政治勢力時，梁啓超就傾向於擁護掌握強大實力的袁世凱。應該看到，梁啓超擁護袁世凱，也是希望藉助袁世凱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袁世凱登上大總統寶座後，梁啓超很快覺察到袁的稱帝野心。不過在開始時，梁啓超並不極力反袁。他曾勸過袁世凱，要當皇帝，當前不易操之過急，待條件成熟，再稱帝不遲，但袁世凱根本不予理會。梁啓超對袁完全失望，遂於1915年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痛斥帝制之非，譴責袁世凱稱帝是逆天而行。這樣，梁啓超轉身就成爲再造共和的英雄。
梁啓超生命的終結，和他一生多變的政治主張形成一種意味深長的呼應。1928年，醫生誤割了他並無病變的右腎，但是他爲了維護西醫的聲譽，曾帶疾撰文，希望人們不要爲了個別病例誤診而全面否定西醫的科學性。作爲受害人，他肯說這樣清醒的話，是頗爲可貴的，失敗的手術直接導致他於次年病逝。
梁啓超晚年曾說：“我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即說我是國家至上主義者，我也承認。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批評，我梁啓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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