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4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與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在臺北簽署《海峽兩岸空運協議》。雙方同意開通臺灣海峽北線空中雙向直達航路，並繼續磋商開通臺灣海峽南線空中雙向直達航路及其它更便捷的航路。從此，從臺北到上海等城市，在這片被封閉了數十年的空域，來自海峽兩岸的貨機以及客機，都將自由暢通地飛行。
這一天，距離1967年1月13日，在這片海峽上空發生的最後一次空戰結束已40多年了。就當人們幾乎快忘卻那段血與火的歲月時，一本新出版的名爲《地圖的發現(續)》的書，在不經意間，翻開了這頁真實存在的歷史。
驚訝：兩個迥異的版本
歷史的真實通常是以懸案的形式展現於後人面前，這場空戰也不例外。
《地圖的發現》的作者楊浪，因爲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網上正在對1967年1月13日的那場空戰進行激烈的討論，曾參加過對越邊境自衛作戰的楊浪，也不甘寂寞地投入了進去。這時，他才發現，這場雙方對時間、地點、參戰人員都認同的戰鬥，竟然出現了結果迥異的說法。
“我沒有能力去臺海雙方的空軍部門收集關於這場空戰的權威記錄，所以，只能把媒體上的公開報道進行了細緻的比對。”楊浪說。
首先，楊浪引用的是我軍空軍航空兵第24師飛行員胡壽根介紹擊落敵機經過：
1967年1月13日中午12點半，指揮所通報國民黨空軍一架RF-104偵察機在四架F-104戰鬥機掩護下，進入福建晉江沿海一線偵察，命令我小分隊起飛四機執行反偵察攔截任務。當我機爬升至9000米時，傳來了指揮所的命令：“投副油箱開加力。”胡壽根頓時血涌心頭，知道今天真要打了！
隨即發現了那架偵察機。按照地面命令，我機當即對敵機進行攔截，敵機掉頭就往海上逃竄。正當我機追趕敵偵察機時，又接到指揮所通報說，“右後方有敵機四架”。不一會兒胡壽根和戰友們果然發現在金門東邊低空埋伏了四架F-104戰鬥機。它們企圖憑藉速度快、裝備有“響尾蛇”導彈和電子雷達設備等條件，從右側方偷襲我機。指揮所判明敵機的偷襲企圖後，就將敵機的位置不斷通報我機：“120公里，110公里，100公里……”胡壽根一聽，想今天豁出去也要把敵機打下來！
面對前有偵察機後有戰鬥機，怎麼打？他是僚機組長3號機，就緊急向長機報告說，你想辦法把偵察機打掉，後面的(戰鬥機)我來對付。就在這時，指揮所連續通報敵機位置“80公里，60公里”，速度很快，越來越近了。當敵機距胡壽根駕駛的飛機20公里時，他清楚地聽到地面指揮員洪亮而果斷的命令：“右轉彎與敵機打對頭。”於是他以最快、最大的動作量右轉反扣，一轉過來就發現了敵機。接着他繼續右轉拉桿，迅速佔領內側斜對頭有利位置，盯住敵機不放，直到距離敵機900米時，他迅速瞄準，三炮齊發，敵機當即翻滾，肚皮朝上拉着黑煙往下栽。爲證實是否打中要害部位，他又駕機大速度跟下去，直到看清敵機栽進大海，他才放心地拉桿爬升同戰友一起勝利返航。
在這次空戰中，胡壽根從接到命令到打下敵機，又跟蹤被擊中的敵機，直到看清敵機葬身大海，整個過程僅用1分鐘時間，而用於攻擊的時間只有1.1秒，共射出48發炮彈，創造了空戰史上以“打對頭”戰法擊落敵機的光輝戰例。
戰後得知，胡壽根駕駛的是3號飛機，他擊落的正好是敵機僚機組的3號機，飛行員叫楊敬宗。
與我軍的1∶0版本比起來，臺灣那邊的版本則令人稱奇：2∶0。據仍健在的臺軍飛行員石貝波在1994年接受臺灣《聯合報》採訪時稱，解放軍被擊落兩架，國民黨空軍在空戰中全勝，只是有一架在回航時失事，失事飛行員正是楊敬宗。
詳解：出現分歧的拐點
根據公開的報道，楊浪梳理出了一個雙方都能認同的事實。時間是1967年1月13日中午，國民黨空軍偵察大陸沿海情況被發現，解放軍空軍24師出動殲-6四架，飛行員分別爲喬田福、葉木佑、胡壽根以及陳國良。而國民黨空軍出動RF-104一架，飛行員爲宋俊華，F-104四架，飛行員分別爲蕭亞民(張學良東北軍飛行大隊大隊長金恩心的女婿)、胡世霖、楊敬宗以及石貝波。
開始時，殲-6四架追蹤RF-104，四架F-104接近掩護。
殲-6編隊突然右轉，向F-104編隊對頭飛來。
楊浪說，到此爲止，雙方的敘述是完全一樣的，尤其是殲-6編隊突然向F-104編隊“對頭飛來”的這個最關鍵的戰術動作。在解放軍，這是經過精心的戰術準備並在地面指揮引導下完成的一擊制敵的動作。
這一戰術動作的惟一風險是F-104上裝備的那些紅外製導的“響尾蛇”導彈。不過，1967年國民黨空軍裝備的“響尾蛇”導彈的最大有效射程迎頭攻擊不大於12000米，尾追攻擊約7000米，而且作戰反應時間需要6~10秒。按胡壽根的版本，我機在敵機近至20公里時突然右轉彎打對頭，“一轉過來就發現了敵機”，“攻擊時間只有1.1秒”，這個時間F-104顯然來不及發射導彈。而石貝波的版本中，在我機右轉打對頭之後，又有一個右轉，致使機尾暴露，所以有胡世霖和石貝波各以“響尾蛇”導彈擊落我機之說。
楊浪說，按胡壽根的版本，“打對頭”之後，胡即迅速捕捉敵3號機，在幾秒鐘之內以機炮將其擊落。而石貝波的版本是在“打對頭”之後，我機又有一個向內的轉向，然後被“擊落”。
真相：我軍飛行員都健在
雖然40多年過去了，楊浪通過搜尋資料發現當年參戰的我軍四名飛行員全體健在。一號飛行員喬田福退休在山東德州，二號飛行員葉木佑在南呂油糧公司，三號飛行員胡壽根爲江西教委退休幹部，四號飛行員陳國良任唐山空6軍副參謀長。
而國民黨F-104編隊的四位飛行員除石貝波外均已不在人世。其中蕭亞民1970年訓練失事，胡世霖1990年病故，楊敬宗在“1·13空戰”中死亡。
此外，空戰戰果的統計主要依靠照相槍的攝影，無論哪種戰機，其武器擊發即有機頭照相槍拍攝。
“1·13空戰”，胡壽根的1∶0版本是有照片爲證的，而臺灣版本卻只有石貝波與胡世霖的口述，並沒有照相槍的照片。
楊浪搜索相關資料發現，臺灣方面的研究者一直不很願意爽快地承認我軍的版本，主要糾纏在幾個細節上：
其一，國民黨空軍記錄中，戰後蕭亞民要求各機“check in”(報到)，當時位於澎湖的戰管都曾聽到楊敬宗的報數回答“three”。所以，他不是在空戰中被擊落，而是在返航中墜落的。
其二，國民黨空軍方面的研究者認爲在“打對頭”的幾秒鐘時間內，我軍機載裝備不可能完成瞄準、射擊的動作。
其三，還有人認爲，我軍宣稱繳獲了未爆炸的“響尾蛇”導彈並打撈出墜海的F-104殘骸爲不可能。因爲，“像F-104這樣的高速戰機，無論落海或墜地，都必然是爆得粉碎，'響尾蛇'導彈亦然，即使未命中目標，也會在落海或墜地時摔得稀爛”。
對於第二點，胡壽根在其回憶中剛好給予了回答。他說過：“我所在的部隊從1958年開始，從師長、團長到每一個飛行員，都把苦練戰法作爲奪取空戰勝利的硬功夫，重點是演練在我機速度遠不如敵機速度的情況下仗怎麼打。摸索總結出負速攔截及'打對頭'的技戰術，取得了出奇制勝的效果。”此外，殲-6的機炮繼承了“米格”戰機的傳統特色，裝備了三門30-1型30毫米重型機關炮，初速780米/秒，射速850發/分，可以三炮齊發。對比美製戰鬥機當時裝備的12.7毫米機槍，這種配備威力無比。美軍的機槍經常將對手的飛機打上幾十個窟窿卻無法擊落，而這種30毫米航炮擊中一發就是臉盆大的一個大洞，堪稱空戰中的“沒良心炮”。
而第三點，身爲軍事愛好者的楊浪曾多次在北京軍事博物館的大廳裏見過飛機和導彈的殘骸。
楊浪說，在所有的疑點中，只有楊敬宗編隊報數一條不太好解釋。楊浪推測，這個報數行爲有可能發生在我軍開火前的某一瞬間。
插曲：楊敬宗遺孀曾大鬧
關於楊敬宗的下落，胡壽根曾回憶，F-104被擊落墜海後，他還看到打撈起來的部分飛機殘骸與楊敬宗的遺體，頭跟一隻手臂不見了。楊敬宗的衣冠冢在臺灣碧潭空軍公墓，其碑石上刻着：“執行特種作戰任務陣亡。”
由於國民黨軍方始終認定自己的2∶0版本，所以參與這場戰鬥的幾名飛行員都受到了蔣介石的接見。同時，國民黨空軍顯然對空戰中損失掉被認爲王牌的F-104十分震動，所以百般隱瞞楊敬宗的死。結果楊的太太發現情況不對時大怒，揚言要開對外記者會，才由“空軍總司令”親自對她說明真相，保證撫卹不會打折扣，還播放當天的通話錄音帶。聽到楊敬宗最後一聲“哎呀”後，當場泣不成聲的楊太太纔不再追究。不過，國民黨空軍只把楊敬宗少校列入失蹤，而不是戰死。
在臺灣的軍事論壇上，網友也多次討論過楊敬宗的死因，大體歸類有以下幾種：空海倒置說，講的是楊敬宗出雲層的時候發生錯覺，可能把大海當成了天空，倒着飛起來，結果鑽進了大海；被導彈誤擊說，因爲有人看到，回到基地後，石貝波聽說楊敬宗沒回來，失聲痛哭，據此推測很可能是石貝波在混戰中急於立功打錯了人；誤入澎湖南邊的“東方百慕大三角”，那裏因爲臺軍有多次不明原因的事故發生而得此惡名；楊敬宗突發急病，導致飛機失控……
尾聲：相逢一笑泯恩仇
楊浪說，“1·13”空戰是海峽兩岸發生的最後一次空戰。此後，國民黨空軍飛機的偵察活動減少。從1968年6月以後，國民黨空軍停止了晝間進入大陸的偵察活動。
楊浪也表示，儘管在特定時期臺海雙方能駕機在藍天上飛翔的都是各自的精英，但事隔40年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同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我真的不希望他們再在空中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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