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廣東空軍北上和杭州改編
我是陳濟棠統治時期廣東空軍七期甲班學員，在一九三六年畢業後授予飛行員職務編入廣東空軍第七隊。當時新編的七、八兩個隊都尚未有飛機，應屬建制飛機已由陳濟棠向外國訂購，但尚未運到。
那時華北局勢緊張，日本軍國主義正陰謀併吞華北。全國人民對於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已迫於眉睫，到處掀起抗戰救亡的巨浪，正在這時卻發生了廣東空軍北上的事件。我是當事人之一，知道進行北上的串聯和醞釀規模是相當大的，參與此事的人數亦相當多，遍及廣東空軍全部人員。此事畢竟揹着陳濟棠做成了。今日回過頭來思考一下，才較爲清楚。
在廣東空軍北上前不久，蔣介石派“中央”空軍飛機南下廣州，散發傳單。要求廣東空軍歸附“中央”。廣東空軍奉陳濟棠命令，將戰鬥機裝上機槍，擺出對抗態勢。當時蔣介石急於圖謀兩廣，陳濟棠和李宗仁、白崇禧估計打不過蔣介石，早已與日寇勾結，這時打出“抗日反蔣”的口號，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準備出兵“討蔣”。廣東空軍年輕一輩中下級官佐和士兵，認爲外敵壓境，民族危機深重的時刻，再打起軍閥內戰，必將導致亡國滅種。故對陳濟棠等要準備打內戰，很是反對。“中央”空軍也抓住廣東空軍這種心理進行欺騙宣傳。我今日回顧起來，這種抗日救亡心理存在，實是當時廣東空軍北上的基礎。當時作爲基層飛行員駕機北上也只獲一百元港幣安家費，顯然不是因爲“利”的問題。從這裏可以反映出廣東空軍同當時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強烈要求是一致的。
北上之日，組織工作是比較混亂的。飛機機種很多，有些飛機航程飛不到預定目的地南昌，而且人多機少。因此，決定起飛時竟發生搶飛和爭乘飛機超載事件。有一架飛機在起飛時就是由於超載而不幸墜毀。我和一批沒有飛機的人員則乘火車到香港，火車到達香港後，倒有人到車站迎接，安排食宿。一些較短程的飛機，亦飛抵香港。丁紀狳當時就是駕機先赴香港，在香港集結後，集體乘船去杭州的。
廣東空軍八個隊人員和部分飛機北上後，都集中到中央莧橋航校內，說是集訓。全部廣東飛行員四百八十餘人編爲五大隊。當時名叫訓練，但也沒有認真的訓練計劃。那時原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出任中央航校校長，丁紀狳任教育長。然而整個中央航校大權實際上是掌握在政治部主任蔣堅忍手中。經過這樣的安排後，蔣介石的排除異己的陰謀就逐漸顯露出來。再來一招，就是對廣東空軍全部飛行員進行“考覈”。由原中央空軍航校的人員執行。考覈也並非複雜，只飛一個起落，在空域中作大、中轉彎這些最基礎的飛行技術。但參加考覈人員竟然有二百多人被評爲“丙下”成績。“丙”已經是不及格，還加上個“下”，那前途就可知道了。我當時也是成績“丙下”。這時廣東空軍個個都是“瞎子吃元宵”—心中有數，知道這是排擠的花招。因此，大家對抗日救亡情緒深受打擊。我們一夥年輕的都借“假期”之便，到上海遊玩去了，並各自作改行打算。我們心想：我們一批由飛行員降爲學員的“丙下”生轉業在即，也就心灰意冷。
然而事情又急轉直下。是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了。那時我們還在上海，突然在各娛樂場所看到發出召杭州莧橋學員返防命令。我們返抵杭州後，情況變化了。馬上又不管“丙下”不“丙下”，將我們編爲“中央空軍”。我則編屬第二十九隊爲飛行員，經過前一階段的經歷，我們心情並不那麼平靜。因爲蔣介石生死未卜，各種地方勢力又各自準備搞自己一套，何應欽更打算用空軍轟炸西安。因此原廣東空軍有些人也想跑到南昌去，將飛機飛回廣東。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是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迫使蔣介石答應抗日，中國馬上就會陷入內部混戰的局面。我們也就是在“西安事變”後投入抗日戰爭的鬥爭中去的。
二、抗日戰爭初期的廣東空軍
當時“中央空軍”編制第二十九隊基本上是原廣東空軍七隊的人員，共三分隊是戰鬥機隊，隊長是何涇渭，在他率領下我們回到廣州接收原陳濟棠從美國訂購的霍克—3式戰鬥機，這是一種雙翼起落架用手搖收放的戰鬥機。武裝有一門小炮，一挺機槍。在機身底下可加掛一副箱，也可外掛一枚五百磅的炸彈，可以用作俯衝轟炸機。我們開始接收了九架，每分隊三架，駐在廣州天河機場。接機後便開始訓練，除駕駛飛機外還作地靶射擊和夜航訓練。但根本沒有訓練打空靶和空戰格鬥，到“七七事變”時，在廣州就只有這九架飛機了，我們平均是兩個飛行員一架飛機。
抗日戰爭開始不久，大約是1937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左右，廣州時常發出空襲警報，我們也平均每三天戰鬥值班兩段。當警報發出後，我們都進入戰鬥準備，有時還將發動機搖動起來。當時飛機發動是靠機械人員手搖後起動的，十分麻煩。由於多次警報又不見敵機來，總是啼笑皆非，但是我們總是認真地作好準備對付的。
一天清晨，已經發過好幾次警報後，又發警報了，我在值班就準備起飛，我機機械士已經將飛機搖起動了。正在這時，機場上空機聲隆隆，我擡頭一看，六架雙引擎的日本轟炸機已經來到。我急忙跳進機艙，連保險帶還未扣上，便開始和其他飛機起飛。我起飛時炸彈已落到機場上，我的一名機械兵被炸犧牲了。我推滿油門起飛，拼命將輪子搖起來，但機身下仍掛着大付油箱，又不會去拿掉，這樣爬升同時向東轉去。這時我們九架飛機各自爲戰，自己去抓戰鬥對象。當時日機也很死板，他們由東(臺灣起飛來)進入廣州，炸天河和白雲機場後，向南經河南折回向東。我那時已發現日機，我推大油門接近它，這時日本機上的機槍向我開火，曳光槍彈射在我機周圍，清晰可見。由於日機是三機編隊的，因此火力相當密。我繼續上爬，在新洲附近，我才佔高度優勢，就由上向下攻擊日機，但又沒有空靶射擊經驗，只對機身開火，又不理解修正提前量，沒有奏效。
這時鄧從凱上來了，和我兩人輪番攻擊，也沒有效果。看看已過虎門，一次，鄧衝下去後，在日機後方拉平，開了機槍咬住日機不放，一架日機轟燃一響，一團火光掉了下去，但鄧突然返航。我以後才知他飛機被擊傷。這時謝全和跟上來。我一想，原來拉平攻擊有效，我對日機剩下編隊左機進行攻擊，這時我越打越眼紅了。飛機衝得很近，我看擊中日機，油箱油漏出來象一條白龍，但沒有着火。我正再次攻擊，我機突然一響，我付油箱主油箱也被擊中，油冒出來，也拖着一條“白龍”。我估計日機是回不去了，我便回航，推頭俯衝，加大速度到機場邊，飛機油盡停車，滑翔降落。這時機場建築物全被炸燬，機場一坑一窪，那天只好搭竹棚住了。那天是日本木更津航空隊來襲的，結果日機損失兩架，一架墜落在珠江口我省境內，這是廣州市第一次空戰，我機沒有損失。喜訊傳開，廣州市人民十分興奮，給我們全隊慰勞，每擊落敵機一架的有一千元慰問金;又用汽車運來大量罐頭、汽水及其他慰問品，表達廣大人民對抗日戰爭的熱情，使我深受感動。
自從首次空戰，日機失利後，有近一個月日機沒有再來，再來時是夜襲，機數只有一兩架。有一天，又是我值班，這次，起飛較早些，我們起飛三架，各人分一個空域等候。那時沒有無線電指揮，全靠個人根據情況處理。日機沒來時，探照燈照亮天空，怎知敵機臨空時探照燈卻熄滅了。我們變成了瞎子，到炸彈響了，地面漢奸放訊號彈，才知機場又被炸了，但看不到飛機。突然在我側方出現引擎火光，我一轉彎便照火光開槍，但突然又什麼也看不見了，瞎轉一氣，只好着陸。那晚，一無所獲。我們一架飛機因忘了放起落架，損壞了一付螺旋槳，幸而飛機修理後還可以用。但日機從第二天起又不來了。
有一天我輪休，在廣州西關朋友處住宿。早上聽到拉警報，我出來看，見我們九架飛機全起飛了。這次來襲的是日本從三竈島航空母艦和基地起飛來的九五、九六式戰鬥機，總數又近80架。那天我們的飛機，是何涇渭領隊的。一向我們不注意有戰鬥機飛來的可能，因而思想很不警惕，而且我們對空戰一點經驗也沒有。日機卻較有訓練，他們背光借散雲掩護，突襲我機。當時何涇渭的僚機(駕駛員是關萬足)被日機擊中起火。他跳傘時傘也着火，他渾身被燒傷，降落後即被送到醫院搶救，因傷重在醫院犧牲了。這次我們損失四架飛機。下午我回機場值班，這時只有五架飛機了。自此以後，日機輪番前來，我們空戰下來還未加油，日機又來了。我們雖有飛機補充，但機數太少，只好改在從化機場加油來廣州作戰。那天我在廣州和日機遭遇，我剛咬上一架卻又被另一架咬住，我下滑倒轉脫離了。但日機已開槍，我這樣在衆寡懸殊下打了一次。回從化加油時，飛機被擊穿很多彈孔，一直補了一天。那次戰鬥以後，五架飛機剩三架了。飛行員跳傘脫險，有的犧牲了。隊員減少，我以少尉軍銜升任了分隊長。廣州站不住了，我率領三架飛機轉到韶關駐紮。起初還有飛回廣州作戰，後來日本九六式掛了付油箱到韶關來找戰，這時二十八隊也飛來兩架不收起落架的霍克—2飛機;由一姓陳的分隊長率領，共同駐防韶關，那兩架霍克—2和我分隊一架先後被擊落。這樣過了幾個月，飛機交四大隊。1938年初由黃新瑞中隊長率領我們回廣州另接一批英國格式機，那是經香港運來的。那種格式機是雙翼的戰鬥機，發動機有七百馬力。裝有四挺快速機槍，是一種戰鬥性能相當好的飛機。這樣，我們又開始另一段戰鬥生活。
那時廣州天河機場已經被炸燬，如在天河機場安裝飛機，勢必招致日機的轟炸。因此，安裝格式機只好在原中山大學天文臺附近竹樹林中進行，安裝好了推上公路，在公路上起飛，飛到南雄訓練。由於南雄機場太小，住地又不夠，結果飛到衡陽去訓練。二十八隊(隊長陳瑞田)也在衡陽，飛行員都經歷過不少空戰。因此，這次訓練比較踏實，除了掌握飛行技術外，還打空靶，練習格鬥。這種格式機性能對當時日本九六式戰鬥機來說不相上下，而且格式機還有一些優越性，例如：格式機飛上高空，馬力能基本正常，日本九六式一爬到高空，馬力顯著下降。當時有兩位隊長一叫黃新瑞，綽號“水牛”，是美洲歸國華僑。另一個是我們的隊長陳瑞田，也是歸國華僑。他們作戰英勇、敢拚。經過這一訓練，大家很有信心。我一隊三個分隊長，一個是我，另兩位是鄧從凱和謝全和，都有一定戰歷。
四月十三日那天，日機三十六架來犯，我們十八架兩隊全部升空迎戰(這時天河機場已修好，可以用了)，我們起飛後，迅速爬高到六千米高空，那次戰鬥很激烈。鄧從凱作黃新瑞僚機，就在日機咬住黃新瑞開槍時，鄧從凱將日機擊落。但黃新瑞卻被擊傷手指，被迫返防，鄧再繼續擊落一架日機。我在進入戰鬥後，僚機卻不知那裏去了。這次我也擊落一架九六式日機。這次戰鬥擊落日機共七架，我們卻牲犧了四人。我記得年剛二十的吳伯鈞就是那次戰鬥犧牲的。對他的葬禮儀式也很隆重，安葬在十九路軍墳場後的墓地。那時香港陸續補充飛機，因此二十八、二十九兩個隊始終能保持十八架格式機。隊員中也開始有兩位北方人。
那次有名的空戰之後，我們又開始在南雄、廣州、南昌遊動戰鬥，隊員也有在兩地犧牲了的。日本飛機又加緊對我們輪番攻擊。他們仗恃數量優勢，找我們作戰，我們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堅持，直到蘇聯志願空軍到南昌，戰鬥便又進入另一階段。
以後以南昌、後來又在漢口作爲基地，繼續作戰。情況將另文追憶記述。
在我經歷中，我認爲蔣介石是不抗戰的，但是我們中下的戰士卻是真心實意地對日寇作戰。我所在的二十九隊，我所知道的二十八隊，上至隊長下至飛行員都在歷次衆寡懸殊的戰鬥中打得很艱苦。如二十八隊一位隊員陳其偉用霍克—2和九六式在韶關戰鬥，從高空戰到低空，在性能不及日機情況下，頑強戰鬥，終於被打斷雙腿，最後在南雄犧牲。陳瑞田後來在桂林面對數量十分懸殊的日機羣時，毅然衝過去拚死格鬥，飛機着火後才跳出，結果人身、傘均着火，他現仍健在美國，在郵局工作，面孔卻象《夜半歌聲》電影中的角色宋丹萍一樣。我的隊長愛國華僑黃新瑞轉戰南北，最後在成都空戰中遭遇性能比我機優良得多的零式戰鬥機，艱苦戰鬥，頭部中彈，竟被炸飛而英勇犧牲。還有兩兄弟陳桂林(廣東七期甲)、陳桂文(廣東七期乙)是南洋歸國華僑。出於愛國，其父送他們回國習航空。成都空戰時，陳桂林英勇犧牲，他老父回國將寡媳孫子接去，囑咐小兒子陳桂文要堅持戰鬥，結果小兒子又在昆明空戰中英勇犧牲。而老父又只默默地回國來接去孫子和媳婦。其愛國獻子精神，使我不能忘懷。又如我的老戰友鄧從凱，他在成都空戰中，不畏日機編隊的強大火力，英勇衝入轟炸機機羣，將日本長機擊落。後發現日長機飛行員帶着日本天皇御賜“轟炸之王”配劍，而他自己也犧牲了。他那時才二十三歲。想起這些爲中華民族存亡，灑盡最後一滴血的比翼戰友，我爲他們犧牲而感到光榮，他們的業績應該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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