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合作抗日的協議．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爲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新四軍堅決執行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抗日戰爭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繼承和發揚紅軍不畏艱險、不怕犧牲、一往無前的光榮傳統，挺進華中敵後地區，緊緊依靠人民羣衆。在戰鬥中發展壯大，成爲華中抗日的中流砥柱，爲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立下了豐功偉績，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一，殲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
1938年4月間，新四軍由分散在十四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集結編成。5月12日，就在皖中巢縣(今巢湖市)的蔣家河口發起了首次戰鬥。新四軍始終積極尋找戰機，英勇殲滅敵人。8年抗戰，新四軍共計對日僞軍作戰24600餘次，斃傷日僞軍293700餘人．俘虜日僞軍124200餘人。另有投誠、反正的日僞軍60800餘人。
需要特別指出，新四軍的上述戰績，是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取得的。
首先，敵我力量極其懸殊。新四軍組建時只有10300餘人，各種槍6000餘支，許多戰士只佻手持梭標、大刀進行戰鬥。經過逐步發展，到抗日戰爭勝利時新四軍才達到21萬餘人。而駐在華中的日軍有16個師團26萬餘人，擁有各種火炮、坦克、飛機、軍艦、汽車等。這支裝備精良的侵略軍，用來對付新四軍的約九個半師團即百分之五十九。華中尚有僞軍23萬餘人，主要是對付新四軍。新四軍依靠正確的戰略戰術，依靠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依靠人民羣衆的大力支援才能夠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其次，新四軍戰鬥的華中。戰略地位特別重要。1939年侵華日軍總司令部在南京成立。1940年僞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從此南京成爲日僞的軍事指揮中樞和政治統治中心。上海、杭州、徐州、武漢、合肥等中心城市及其周圍地區，也是日軍必須全力確保的佔領區，是連接華北和華南的交通樞紐。新四軍危及日僞心臟，因而遭到了日僞頻繁發動大規模“掃蕩”。將軍事清剿、政治控制、經濟掠奪、文化欺騙結合起來的“清鄉運動”，更是日僞專門用於華中的毒辣手段。
再次，華中又是國民黨力圖恢復統治的發跡地。國民黨中的反共頑固派，並不將新四軍看作共同抗日的戰友，而是看成爭奪華中的對手。新四軍組建之初，他們就劃定活動地區，極力限制和排擠。皖南事變以後，他們公然稱新四軍爲“奸軍”，不僅完全斷絕了槍彈糧餉的供給，而且不斷髮動進攻，使新四軍處於日僞軍和頑軍的夾擊之中，不得不分兵進行反頑自衛作戰。
第二，光復大片國土，建立了八個抗日民主根據地
新四軍在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的基礎上，光復國土25．3萬餘平方公里，建立了地跨蘇、皖、鄂、豫、浙、贛、湘七省的蘇中、淮南、蘇北、淮北、鄂豫邊、蘇南、皖江、浙東八個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人口3400餘萬。佔華中淪陷區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新四軍從侵略者鐵蹄下解放大片國土，其意義是不能僅僅以平方公里來估計的。華中人口稠密，資源豐富，交通發達，是日僞賴以生存的人力和物資補給基地。新四軍將日僞的後方變成了前線，變成了支持抗日作戰的根據地。這就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戰略企圖。
第三，在戰略上配合正面戰場作戰
新四軍在華中敵後開展游擊戰爭，與華北敵後的八路軍互相呼應，與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互相配合，陷日軍於腹背兩面捱打、首尾難以兼顧的不利處境。在戰略防禦階段，新四軍“擔任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戰役，配合會戰的偉大任務”，成爲“吸引敵人、扼制敵人的鐵手”。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以後，尤其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正面戰場兩軍對峙，敵後戰場成爲抗擊日軍的主戰場，新四軍成爲抗戰的主力軍之一。新四軍最多的時候迫使16萬日軍和23萬僞軍固守華中佔領區而不得脫身，從而牽制了日軍對正面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行動，大大減輕了正面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壓力，起到了據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
第四，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和盟軍
新四軍不僅在戰略上間接地配合和策應正面戰場，而且還在戰役上直接地配合和支援國民黨軍作戰。
新四軍首戰蔣家河口，就是爲了策應國民黨軍的徐州會戰。當時，日軍第十六師團的阪井支隊，即阪井德太郎少將指揮的步兵第十三聯隊、騎兵第六聯隊、炮兵第六聯隊第三大隊，由南向北進攻合肥，進逼徐州。新四軍第四支隊立即挺進皖中，襲擾敵人後方。1938年5月11日阪井支隊剛由巢縣出發，5月12日新四軍就在巢縣蔣家河口襲擊日軍，擊斃日軍20餘人，迫使日軍不得不從進攻合肥的部隊中調回一部。日軍的戰史記載這次戰鬥說：“阪井支隊因後方的巢縣守備隊受敵之攻擊，派遣步十三的第一大隊前去救援。”
1941年1月7日，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圍殲北移途中的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1月17日．國民黨當局悍然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即使在這種合作抗日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在皖南事變烈士鮮血未乾的日子裏．新四軍仍然顧全大局，支援國民黨軍抗日。這年1月24日，日軍發動豫南戰役，集中第三、第十七、第三十五、第四十師團分三路向豫南挺進，企圖圍殲國民黨軍於平漢路以東地區。爲策應國民黨軍作戰，保衛中原大地，新四軍第四師遵照中共中央和軍部指示，從1月30日起即尾追日軍西進。2月2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新四軍領導人，再次指出日軍西進河南，“中日矛盾仍屬第一”，新四軍應與國民黨軍“共同打退日寇的進攻，良機難得，以德報怨。”2月3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又致電新四軍第四師領導人：“敵至何處，我新四軍即應至何處。目前敵快要佔漯河，李仙洲有西撤訊，你們即應向平漢路逐步推進。”此電還提出了“援助一切友軍”的口號。2月4日，新四軍第四師第十旅渡淝河西進，第十一旅渡渦河南下，2月10日收復蒙城，2月11日收復渦陽，沿西淝河繼續進攻，給了日軍出其不意的打擊，支援了龜縮於新黃河以西的國民黨軍。
國民黨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是與新四軍鬧磨擦最多的反共頑固派。新四軍的一些重要的反頑自衛作戰．例如半塔保衛戰，黃橋決戰，曹甸戰役，程道口戰役，對手都是韓德勤。1943年2月，日軍以第十五、第十七師團全部及第三十五師團、獨立混成第十二旅團各一部，加上僞軍第二十二、第二十八、第三十六師萬餘人，對蘇北進行大規模“掃蕩”。韓德勤驚慌萬分，派人與新四軍第三師談判。新四軍以抗日大局爲重，不念舊惡，同意在日僞軍“掃蕩”韓部時，配合作戰，牽制敵人。在韓部遇困難時，可向漣水、淮陰以南的新四軍地區轉移。2月12日，日軍以南、西兩線兵力合擊韓部，同時分兵進攻新四軍第三師。韓部一觸即潰，紛紛逃入新四軍根據地。新四軍第三師奮勇進行反“掃蕩”作戰。第一、第二、第四師也在與蘇北鄰近地區同時發動攻勢，牽制敵人。在新四軍內線外線部隊的合力打擊下，日僞軍被迫撤退，韓德勤部得以解除危局。
新四軍和同盟國的美軍也有共同抗日的合作。1944年8月14日至9月22日，新四軍第五師接待了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陳納德的代表、情報參謀歐高士少校及其隨員，同他商談了在武漢周圍建立無線電網，接收和發送關於日軍的情報，以及美軍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時配合作戰的有關問題。12月下旬，歐高士率情報參謀、報務人員、機務人員和翻譯再次來到新四軍第五師，設立英文聯絡電臺。第五師協助設定了中文總檯和各支臺，負責收集鄂豫邊區範圍日軍的機場、倉庫、兵營、指揮部等情報，爲美國空軍的轟炸提供目標和校正目標。
1944年12月27日，粟裕率新四軍第一師三個團渡長江南下，發展浙西，打通浙東。1945年4月7日，葉飛又率新四軍第一師三個團渡長江南下，增強發展東南的力量。這一重大行動，最初的意圖也是爲了配合美軍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登陸作戰。以後由於戰爭形勢發展很快，盟軍沒有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協同作戰沒有實現。
第五，爲國民黨軍和盟軍提供了游擊戰的經驗
新四軍在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的經驗．曾在國民黨軍中介紹和推廣。這是新四軍對抗日戰爭的又一貢獻。
曾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祕書的程思遠在回憶錄中說：1938年7月6日，指揮徐州會戰的李宗仁因舊創復發回武漢治療。時在武漢的周恩來設宴招待他。“李在席間對新四軍在津浦線南段附近英勇作戰甚爲嘉許”。後來，“在頒發武漢會戰計劃時，根據津浦線南段的經驗，要求各部隊在進行陣地戰、運動戰的同時，開展大規模的游擊戰，以牽制日軍，消耗敵人有生力量。”
曾任第五十軍參謀處長的林華鈞在回憶錄中也說：抗日戰爭初期，“爲了鞏固江防，加強全軍的戰鬥力，郭勳祺開辦了軍官訓練班，聘請新四軍領導人到訓練班講授游擊戰術，介紹新四軍開展游擊戰的經驗。”
曾任蘇北挺進軍參謀長的包毅回憶說：“1943年3月，佔據揚州、泰州等地的侵華日軍山本旅團傾其全旅團的兵力，並在南通日軍一部的配合策應下，加上汪僞軍5個師1個旅，共集中了2萬兵力，百餘艘汽艇，分水陸兩路，向國民黨魯蘇戰區第2游擊區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由於敵我兵力懸殊，這一仗對我十分不利。正在我們進行戰前研究、難下決心時，聯抗黃逸峯司令員主動通過陳振送來重要建議，希望我軍改變過去反‘掃蕩’的辦法，跳出小圈圈，轉移到聯抗根據地及新四軍蘇中軍區去，避免因地區狹小、迴旋困難和兵力彈藥不足而招致損失。”
新四軍的游擊戰經驗，甚至引起了國民黨軍事當局的重視．列入了軍隊教令。1939年3月10日，葉挺、項英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送呈了一年來工作報告和《對敵作戰說明書》。5月10日，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批示：“此報告頗有價值，可供我軍戰術研究之資料。如軍令部無此同樣之報告，可將此全份送軍令部。”6月6日，軍令部次長劉斐批示：“報告內容依據實戰經驗得來，可供我遊擊各部隊之參考，擬摘要列入教令。”6月7日，蔣介石致電葉挺、項英：“三月十日工作報告暨說明書均悉。所陳各節頗有見地，已令擇列教令，以供我遊擊各部隊之參考。”
新四軍的游擊戰經驗還傳播到國外，成爲盟軍在敵後堅持抗日作戰的借鑑。
1942年5月19日，菲律賓人民抗日軍中的華僑組成一個支隊，命名爲四八支隊。取這個番號，就是表明以新四軍和八路軍爲榜樣。支隊成立之初，對於菲律賓的島嶼能否開展抗日遊擊戰爭，曾有激烈的爭論。他們學習八路軍、新四軍的經驗，分析菲律賓的具體情況，認爲島嶼雖受地域限制，但多山地、森林，依靠人民的支援，完全可以打游擊。從此，四八支隊轉戰十四個省和馬尼拉市，進行大小戰鬥兩百餘次．共計殲敵2000餘名。支隊也從52人擴大到700餘人。
美國海軍陸戰隊少校埃文斯·卡爾遜也將八路軍、新四軍的游擊戰經驗帶到了太平洋戰場。抗日戰爭初期，在美國駐華大使館任情報官員的卡爾遜到過中國的許多戰場。1940年夏秋之交，他到皖南訪問了新四軍。他對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開展游擊戰爭十分讚賞，多次向羅斯福總統建議美國應援助八路軍、新四軍。1942年以後，卡爾遜參加太平洋戰場作戰。在他指揮的第二突擊支隊，運用八路軍、新四軍的游擊戰經驗，開展島嶼游擊戰，成功襲擊馬金(Makin)島。
第六，振奮抗戰精神，鼓舞勝利信心
新四軍在華中敵後堅持鬥爭，振奮了中國軍民的抗戰精神．鼓舞了軍民奪取最後勝利的信心。這同樣是新四軍對抗日戰爭的重要貢獻。
抗日戰爭初期，新四軍是逆着正面戰場國民黨軍大潰退的浪潮，毅然挺進敵後根據地的。當人們面對驕橫不可一世的日軍攻勢而陷入失敗情緒之中時，新四軍以首戰告捷、連連取勝的行動．在沉悶的淪陷區炸響了一聲聲春雷，使得中國軍民的精神爲之一振，動員了各界人士特別是青年投入支持抗戰、參加抗戰的行列。
漢口《大公報》1938年7月6日報道新四軍在蘇南的戰鬥時說：“民衆抗敵情緒，益加興奮。”
香港《星島日報》1938年8月1日報道新四軍在皖南的戰鬥時說：“民衆漸漸地鎮定了，抗戰情緒也日趨高漲。”
上海《大美晚報》1938年8月27日報道日軍在蘇南、皖南進行“掃蕩”，接着說：“唯新四軍則決心拼死抵禦日軍之壓迫。據聞僅南京東南約三十英里處之句容一帶，即有武裝農民四千名，專心致志與新四軍合作。”
上海《文匯報》1938年9月4日報道日軍向溧水、溧陽進攻，同時指出：“新四軍因得人民協助，頗佔優勢。”
這種情況在外國報刊上也屢有反映。蘇聯《真理報》1939年8月24日評論說：“新四軍的活動增強了敵佔區老百姓的勝利信心。這一點十分重要。”
新四軍的戰鬥，也給了國民黨軍官兵以鼓舞。林華鈞在回憶錄裏有一段敘述：“善於游擊戰的新四軍，經常活動於安徽蕪湖、當塗和江蘇南京附近，擾亂日軍的後方，牽制日軍的行動，從而掩護了第五十軍的側後背”，“大大鼓舞了五十軍的士氣，增長了五十軍官兵對抗戰勝利的信心”。
新四軍的影響還傳播到了國外。許多國家的華僑報紙，特別是東南亞和美洲的華僑報紙，多次報道新四軍的戰鬥。參加新四軍的華僑沈爾七、許振文、陳子谷先後返回菲律賓、泰國，通過演講、展覽等方式宣傳新四軍的勝利。傑克·貝爾登、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漢斯·希伯等外國記者．或深入抗日前線，或通過各種途徑，撰寫了不少關於新四軍的新聞通訊。中國的抗日戰爭自始至終得到了海外華僑的支持和多方面的國際援助。這是抗日戰爭得
以取得最後勝利的重要因素。新四軍在大江南北的英勇戰鬥，對這種支持和援助的興起起到了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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