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情報合作
1942年4月5日，美國海軍軍官梅樂斯奉命率領代表團離開紐約，啓程飛往中國。這一旅程歷時將近一個月，他們先在巴西短暫停留，然後穿越大西洋到達非洲，直至開羅，又途經孟買、科倫坡和加爾各答。在那裏，從新德里與美國高級專員開會回來的海軍陸戰隊上校麥克修(McHugh)、駐重慶海軍武官及美國大使高斯(s)也加入進來。他們乘坐的是中國航空公司最後一架經曼德勒飛往重慶的飛機，飛機先在昆明着陸，然後在嘉陵江上空進行了驚險的飛行，最終於5月3日抵達重慶。
接送梅樂斯到使館的車子是一輛褐色雪佛蘭，他們先乘坐這輛車拜訪了楊宣誠將軍，之後便是與戴笠的見面。此前，梅樂斯從蕭勃那裏看過戴笠的照片，但真人比照片顯得要年老一些，而那雙“分得很開而且犀利生動的黑眼睛”也給梅樂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他在會見中感到自己一直被戴笠審視着。
梅樂斯此行的使命是促成中美雙方的情報合作。“珍珠港事件”發生前，情報人員蕭勃就曾建議美國信號團爲中方提供通訊方面的幫助，但這個建議被束之高閣。同樣被束之高閣的還有國民黨向美方提供的情報，當時軍政各方通過祕密渠道得知日本正在準備偷襲美國駐紮在珍珠港的海軍艦隊，他們急切地將此情報傳達給美方，但美方低估了中國破譯日本密電的技術與能力，對此最終未加理睬。
然而這一情報很快得到了驗證。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到日軍的突然襲擊，美國海軍艦隊遭受重大損失，震驚之餘，他們開始意識到中方情報的極大價值。他們想當然地認爲破譯日本密電的工作皆由軍統承擔，因而對軍統和戴笠備加重視，尤其是美國對日宣戰後，美國海軍需要蒐集大量的日本海軍情報，還要繪製太平洋中西部的氣象圖，來自亞洲大陸氣象站的氣象數據則成爲必須。因此，美方考慮向國民黨交換通訊情報來換取在中國建立氣象站的合作。
蕭勃與梅樂斯在華盛頓的一次雞尾酒會上首次討論了建立中美合作的可能，初步會面後，梅樂斯徵求了上司們的意見，並獲得贊同；蕭勃則通知了重慶的軍統，蔣介石批准戴笠與美國人建立關係。後來，雙方的合作框架逐漸形成，基本內容包括：建立雙方的情報交換關係，共同成立合作機構，定名“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所長爲中方，副所長爲美方，雙方均有對該單位行動計劃的否決權；確定雙方交換日本海陸空軍情報以及有關作戰資料；美國負責訓練游擊隊、情報組、氣象組、破壞組和突擊隊，並利用美國設備和中國人員建立氣象站和電臺等9條方案。
中美合作所發揮的作用究竟如何？答案當然存在分歧。從1944年到戰爭結束，雖然中美合作所在地面情報蒐集方面向美方提供了4139件情報，在敵方電訊破譯方面向美方提供了11萬多件破譯情報並且破譯了日方多種密碼，但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間諜王》一書中卻描述說：“梅樂斯對海軍情報局從軍統那裏收集來的情報質量非常失望”，“多諾萬將軍對羅斯福總統彙報說‘沒有任何重要的情報或行動來自中美合作所’”。
敵後鋤奸
如果沒有美國人的到來，戴笠在國民黨內部的政治命運，或許已經結束。1942年是他的低潮期，他先後在權力鬥爭中失利。1月，蔣介石下令軍統的所有成員在2月底之前離開中央軍事委員會技術研究室，戴笠被排擠出這個國民黨內部統一的對日密碼破譯機構；年底，他又因爲緝查林世良走私貪腐一案而站到了整個孔家和宋家的對立面，蔣介石選擇了家族利益，判決林世良後，他指責戴笠爲了泄私憤越權行事，並最終於1943年7月免除了他緝私署署長的職務，任命戴笠“不共戴天”的仇人宣鐵吾接任。而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扭轉了這一局面，戴笠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甚至當面向蔣介石提出，希望能見一下這個中國的“希姆萊”。
抗戰之前，戴笠的特務部門主要職能是反共，在抗日戰爭期間，重心逐漸轉移到與日本及各僞政權的鬥爭上去，他們截獲的情報，尤其是開展的暗殺破壞活動，曾經名噪一時。
1938 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十幾個城市先後淪陷，國民黨情報人員在各地迅速建立起組織。以上海爲例，1939年，已有22個交通聯絡組、4個電訊臺、1個技術室、5個情報組、8個行動大隊等50多個單位，在編人員1000多名，承擔着情報、行動、策反、反間、技術研究、聯絡溝通等任務。
情報之外，敵後的破壞行動是國民黨情報人員的工作重點。上海《大美晚報》於1939年1月28日刊登的新聞即可窺見一斑：“‘一·二八’滬戰紀念前夕，浦東方面，日本海陸軍因畏懼中國游擊隊有所行動，昨日白天，即在各處無形戒嚴。入晚情況尤緊，各處斷絕水陸交通。上南方面，屬陸軍駐守範圍，以南匯至周浦，市區之南碼頭爲據點。由於去歲‘八一三’抗戰紀念上南鐵路被毀，故昨晚防務吃重於該鐵路四周。除原有士兵200餘名外，並驅使川沙僞軍徐鴻發之一部，前來協助。”在陳恭澍擔任軍統上海區站長的兩年多時間裏，進行了50多次行動，破壞日本軍事設施，焚燬軍需物資。
暗殺更是重要行動。當時上海的報紙有很多報道：“僞組織傀儡，一再被殺，上海郊外所組僞市府，大小僞員亦莫不心驚膽裂。僞市長傅筱庵，僞財政局長周友常，僞土地局長範永增，僞警察局長盧英，僞社會局長兼僞司法處長吳文中，僞公用局長李鼎上等，均非常懼慮，連日祕密計議對策，決定施行種種防範方法。一方面，在四郊請求日軍增派哨兵，助以‘僞警’加緊保護；一方面由各委員自行多請保鏢。其中傅筱庵膽子最小，在僞府中出入或大小便，均須臨時戒嚴，以防二次遇刺。”
但是，國民黨開展“諜戰”打擊敵人的同時，也暴露了自身力量，遭到重創。1938年底，軍統上海區被汪僞特工組織“76號”破壞，第二年春，軍統華北區區長王天木任上海區區長並重建組織。上任不久，王天木就被李士羣抓獲，最終脫離軍統投向“76號”。根據他提供的情報，汪僞特工總部破獲了軍統天津站、青島站的組織，1941年11月底，又破獲軍統上海區的全部組織，逮捕了陳恭澍等100多人。李士羣還在報紙上披露了軍統上海區的全部組織系統和人員名單；而中統上海潛伏組組長蘇成德也被李士羣收買，他出賣了所有中統在上海的電臺、密碼以及組織，很多特務因此也投降“76號”。此後，國民黨特務組織在敵後的情報體系幾乎毀滅殆盡。戴笠的命運，也因此直線下墜。
共產黨的諜報活動更加“不動聲色”，通過“打進去”和“拉出來”兩種方式，滲透到敵人內部蒐集情報，策反敵人爲己所用，拓寬了情報渠道，隱蔽戰線得以不斷髮展壯大，爲抗戰提供了重要的情報支援。
“打進去”與“拉出來”
1942年，“中共諜報團”震驚日本，這是一個隱藏在日本情報機構內的中共情報小組，因爲蘇聯情報人員佐爾格等人在東京被捕而受到牽連，1942年六七月份，小組成員中西功、西里龍夫、程和生等一批中共黨員被捕。
中西功的掩護身份是日本“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負責人、“大日本皇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顧問；西里龍夫的掩護身份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記者兼汪僞“中聯社”、“中央社”指導官，“大日本皇軍總司令報道部”顧問；程和生的掩護身份是日本“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附設的“特別調查班”班長。他們在日本機構內蒐集到許多重要情報，比如1940年8月，日僞軍要對八路軍進行“掃蕩”，程和生髮出情報，提示說日軍準備襲擊八路軍從山西根據地派往河北敵後的100多名幹部，八路軍因此改變了行軍路線，加強了護送措施，並在日軍必經的途中設下埋伏，不僅安全到達目的地，還成功地打擊了敵人。
而蒐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情報堪稱他們最卓越的成就。1941年初，日本國內展開南進與北進的爭論，如果南進，美國將加入到抗日的行列，會給中國抗日戰爭帶來轉機；如果北進，蘇聯和中共武裝將會面臨很大壓力。7月，日本關東軍進行了一場演習，似乎有進攻蘇聯的跡象，但中西功與時任日本首相祕書的蘇聯情報人員尾崎秀實聯繫，結合自己在滿洲的見聞，分析出日本的戰略意圖爲南進。尾崎秀實與佐爾格被捕之後，中西功不顧危險，又返回東京蒐集情報，他打聽到美日談判最後期限在11月底，又在1941年11月6日的《編內參考》上看到“日本可以接受的談判以11月30日爲止”，因此，中西功判斷12月初美日談判一結束，日本就會立即對美開戰，根據日本海軍航行時間計算，他推斷開戰日期爲12月7日，那天是星期天——美國的休息日，非常有利於日本發動進攻。他把情報上報給中共上海情報小組的負責人吳成方，又經潘漢年部署，將情報轉給軍統上海站的祕密共產黨員“21號”，由他轉報重慶軍統總部，再由國民政府轉告美國。
長期以來，大多數人只知道國民黨將“珍珠港事件”的情報轉告美國，卻不知道共產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而這個滲透到日本情報機構內的中共情報小組，幾十年後被搬上銀幕，成爲2010年公映的電影《東風雨》的原型。
此外，中國共產黨情報系統獲得的關於蘇德戰爭的情報也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重大貢獻。1941年6月22日，德國進攻蘇聯。開戰前，閻寶航通過國民政府駐德國大使館武官桂永清得知“德蘇戰爭一觸即發”，他立刻將情報彙報給周恩來，再由中共中央轉告蘇聯，促使斯大林改變了原來的作戰部署，調動兵力到西線參加莫斯科保衛戰，避免了戰爭初期的完全被動。6月23日，斯大林回電，對中共的情報工作表示感謝。
而當年“中共諜報團”案發後，中共情報人員繼續打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門。1942年初，惲逸羣奉潘漢年之命打入“巖井公館”，擔任中國編譯社社長，爲巖井公館所辦的《新中國報》、《政治月刊》等報刊提供文稿，並通過這個特殊身份收集日本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大量情報，直到1944年10月被日本憲兵逮捕。
除了日本方面，僞政權機構也是中共情報人員活動的重要範圍。中共上海情報小組的陳一峯打入僞“中央社”，擔任首席記者和汪僞政府特工總部顧問。汪錦元打入汪僞政府的核心部門，1938年初，任僞上海市政府祕書長，1940年9月調往南京，任汪精衛的祕書。陳公博就任上海市長時，李時雨以“立法院委員”身份隨他到上海，負責組建上海市保安司令部，後升任僞上海保安司令部軍法處長、僞上海警察局司法處長，並把潘漢年系統的中共地下黨員安插到僞保安司令部。
中國共產黨還對一些敵方人員進行了策反和爭取：1941年7月中共浦東區委在上海成功策反僞13師50團“守望隊”100餘人；1945年8月，打入汪僞情報機關的中共情報幹部徐楚光策反汪僞南京警備師鍾劍魂的部隊等。
不斷壯大的共產黨隱蔽戰線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隨着形勢變化不斷調整情報工作，從1937年12月開始，先後成立“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中共中央情報部”等部門，統管全黨的情報保衛工作。而上海作爲中國共產黨開展情報工作的重要基地，分佈着很多情報系統，包括具有過渡性質的中共上海情報科以及相互獨立、互不統屬的上海地方黨組織情報系統，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情報系統，潘漢年系統等等。中國共產黨滲透了很多地方組織，也策反了不少日僞人員，但無論“打進去”還是“拉出來”，都只能依靠中共的情報系統，而要得到更全面豐富的情報，僅靠自己的情報系統遠遠不夠。
周恩來的理念是“寓情報於統戰中”，“擴大了團結的基礎，即擴大了工作開展的可能”。抗戰時期，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國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得到社會各階層的認同與擁護，於是，中共通過統一戰線爭取支持或同情共產黨的黨外人士，作爲情報蒐集的補充渠道。上海淪陷後，主持“八辦”工作的劉少文就通過舉辦上層聚餐會，定期與社會各界聯繫，瞭解他們對抗戰的態度，並從中發展情報關係。
陸久之是其中一例，他雖然不是中共黨員，但很早就爲中共提供情報。1930年前後，他在東京留學，其間曾爲共產國際東方情報站工作，後來又成爲國民政府駐日本大使館的官員。抗戰爆發後，陸久之回國，被任命爲軍事委員會少將專員，他在共產黨的影響和感召之下，積極爲中共蒐集情報。他利用自己曾在日本留學的經歷，擔任《華美晨報》社長，後來又擔任日本海軍高級官員開辦的海安信託公司經理，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與日本軍政人員交往，以“中日親善”的名義收集日僞情報，把蒐集到的日僞情報傳遞給劉少文。1940年1月，“和平運動”最早的發起人高宗武和陶希聖背叛汪精衛，祕密逃到香港，陸久之把這一消息告訴國民黨的同時也告訴了劉少文。國民黨官員許彥飛也一貫同情和支持共產黨，他是中共黨員龔飲冰的同學，抗戰期間通過龔飲冰認識了劉少文，開始爲中共蒐集情報。他讓中共黨員李白的電臺架設在自家閣樓，還出資幫助李白夫婦開辦“良友百貨店”做掩護，豐富了中共的情報來源。
通過多方努力，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在抗戰期間逐漸成熟，情報系統更加豐富多元，獲取情報的方式也得到了拓展，這不僅爲抗戰的勝利創造了條件，也爲解放戰爭時期情報工作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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