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在慈禧的支持下，甲午戰爭陸海戰事的實際謀劃、決策多出於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一身。即便他殫精竭慮，僅靠一個人的見識，難免思維有侷限，認識有錯誤，決策有缺陷。
雙方開戰後，戰術上清軍謹遵李鴻章指令，實行“專守防禦”“保船制敵”，李鴻章強調北洋艦隊要守住海口，拱衛京畿，處處限制北洋艦隊的作戰行動。豐島海戰前丁汝昌提出大隊前往護航，遭李鴻章拒絕，結果僅以“濟遠”“廣乙”艦護航兩艘運兵船，在日艦隊第一遊擊隊3艘主力戰艦不宣而戰的突然襲擊下，“操江”被俘、“高升”船被擊沉，“廣乙”擱淺，僅“濟遠”一艦逃脫，損失極爲慘重。黃海海戰前中日已經宣戰，日艦隊的任務十分明確，尋找北洋艦隊決戰，而北洋艦隊的任務卻只是給輸送清軍的船隻護航，結果北洋艦隊在作戰準備、戰術運用和組織指揮等方面明顯不及日本聯合艦隊，遭受5艘戰艦損毀、官兵傷亡800餘人的重大損失。威海衛保衛戰則更是被動，清廷內外意見紛紛，在“艦隊出擊”“拼死一戰”，還是“水陸相依”“固守待援”的猶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機會，最終導致全軍覆沒。
中日陸戰中，清軍將領的畏敵怯戰、貪生怕死，與李鴻章的治軍同樣有着莫大關聯。清駐朝鮮陸軍總統領葉志超，在清軍佔優勢的平壤防禦戰中，竟樹白旗、停止抵抗，下令全軍撤逃。貪生怕死狂奔500裏，逃過鴨綠江。倉皇逃跑間丟下遭遇日軍埋伏與敵激戰的士兵，致清軍死亡近2000人、被俘500餘人，斷送了整個朝鮮戰局。
大連灣守軍陸軍總兵趙懷業，將戰備物資換成白銀、化爲私財;置金州兵寡而不顧，坐觀其陷落。日軍尚未抵達大連灣，趙懷業早已聞風潰逃，自動放棄大連灣，將大連灣6座炮臺、120餘門大炮、246萬枚炮彈，德國新式連發步槍600多支，子彈3381萬發及沒有啓封的野戰快炮、糧食、馬匹、行帳等，拱手留給日軍。這些裝備成爲日軍攻佔旅順的物資保障。大連灣碼頭遂成爲日軍進攻旅順的後勤補給站。日軍按照趙懷業部丟下的水雷分佈圖，準確清除了大連灣中的水雷。
日軍尚未兵至旅順口時，清軍還在頑強抗擊日軍前鋒，但旅順地區的前敵營務處總辦龔照璵(實爲旅順陸軍總統領)，竟置戰局及諸軍於不顧，自己乘魚雷艇逃往煙臺，隨後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三統領也先後潛逃，致旅順輕易陷落。旅順口9座炮臺、78門重炮，加之諸多的糧、彈、軍用物資、軍港設備，悉數被日軍繳獲。
日軍進攻遼東，清軍有7萬多人，日軍只有2萬人，而且供應線拉長，後路也有被切斷的危險。如果清軍能以優勢兵力憑險扼守，與敵相持，日軍無援兵、缺糧餉，很難堅持，是一次反敗爲勝的機會，但清軍毫無鬥志，抵擋不住日軍的進攻，不到10天就從遼河東岸全線潰敗。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描述這一段戰況時說：“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
威海衛南岸守軍主將劉超佩，棄戰乘小艇逃至劉公島，後逃往煙臺。由於主將逃跑軍心不穩，缺乏統一指揮調度，致威海港南岸炮臺相繼全部失守。總兵蔣希夷，受命駐防營口，在日軍來犯之際畏敵怕死，竟擅自率所部5營步隊逃走，使守城兵力減半，營口只剩3000餘人分守炮臺，致營口之戰敵我力量更加懸殊，沒等到清軍主力救援，營口迅速失陷。
在整個戰役指揮中，李鴻章憑個人主觀荒唐行事的例子也不勝枚舉。黃海海戰後，翰林院聯名奏參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兩，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御使還奏參李鴻章：“米、煤資敵，釋放日本奸細。”所謂“米、煤資敵”是指甲午戰爭前日本向中國訂購大米和煤炭，因其屬戰略物資，宣戰後按律應停止供貨。但李鴻章強令繼續供貨“以示信用”。於是3萬噸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運送日本。
開平煤礦是中國當時最大的煤礦，煤炭亦是戰略物資(軍艦的燃料)，但李鴻章卻堅持由英國的怡和洋行控股該礦。連外國人都認爲“李的立場值得深思”。
最失敗的策略：依賴外國調停
中日甲午之戰，清廷最失敗的策略莫過於寄希望於列強調停，迷信“萬國公法”及利益制衡。特別是掌實權的慈禧太后等人都是主和派，致使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鬆了軍事努力：“列強必有區處，必有收場”，李鴻章也堅決主張“羈糜爲上，力保和局”，於是命令部下“靜守勿動”，“保艦勿失”，既貽誤了軍機，又影響了士氣。
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後進行了交易，英國照會日本：“中國之上海爲英國利益之中心，故須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附近爲戰爭的運動。”當日本政府承諾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不受影響時，英國不但放棄干預，還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以示支持。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中國的大軍還遠爲有利。”英國甚至對日軍擊沉本國商船事件保持沉默。
看清英國人的意圖後，李鴻章轉而請求俄國干涉，因爲俄國的勢力範圍主要在東北，與日本有利益衝突。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並不想和日本鬧翻，只是進行了一番口舌之爭了事。擔任中國稅務司長的英人赫德這樣評價：“俄國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過了兩個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鴻章討了老大一場無趣。”清政府還請求德、法兩國調停，結果更是徒勞無益，白白浪費時間。
英俄德法調停落空後，李鴻章還異想天開地寄希望於美國調停。美國回覆說：“美國抱嚴正的中立態度，只能用友誼的方式影響日本。”實際上美國並不是什麼中立的態度，而是完全倒向日本。美國駐華公使田貝說：“戰爭是中國堅持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引起的，過在中國。”美國駐華代辦田夏禮說：“應該讓戰爭順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幹涉帶來和平，那種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這個國家和世界融洽共處，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脅，中國的戰敗倒是一個有益的經驗。”田貝還寫信給李鴻章：“徹底放棄求得干涉的念頭，背向歐洲列強，面向日本。”這裏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贏得戰爭，而是求和投降。另外，美國在支持日本侵華的路上遠比其他國家走得遠，不僅給日本提供軍事貸款，派遣軍事顧問，運送軍用物資，包庇日本間諜，甚至允許日本軍艦掛美國國旗矇蔽中國海軍。
列強之間存在着利益衝突，經常會有一些矛盾，但在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但清政府和李鴻章顯然見不及此，對列強“主持公理”抱有過大的期望和幻想。實際上列強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強權。當他們看清日本穩操勝券，必然會倒在日本一邊。赫德道出了實情：“所有國家均向中國表示同情，並說日本這樣破壞和平是不對的。但沒有一個國家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幫助中國。”
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幸災樂禍地說：“清政府自始即採取求歐洲列強幹涉，速行中止中日戰爭之政策，李鴻章屢求各國代表援助，且電訓其駐歐洲各國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駐在國之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污辱自國之體面，一味向強國乞哀求憐，自開門戶，以迎豺狼。”於是，日本加緊進攻以求速戰速勝，而中國則在一次又一次的調停中喪失時間和機會，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戰役中，沒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抵抗，正如禮部侍郎志銳所說：“我愈退則彼愈進，我愈讓則彼愈驕，彼則着着佔先，我則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無進展，軍事上也徹底失敗，海陸軍主力損失殆盡，最後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戰派也看出了問題，光緒皇帝下諭旨說：“他國勸阻，亦徒託之空言，應預籌戰守之計。”朝臣責備李鴻章，“觀望遷延，寸籌莫展，一味因循玩誤，險要之地，拱手讓於外人”，說得當然很對，但也沒有什麼用處。李鴻章上邊還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軍機處，還有慈禧老佛爺，都是主和派，而主戰的光緒皇帝、翁同龢等沒有任何實權，書生意氣，空喊而已，拿不出實際的辦法。到了軍事上絕望的時候，他們也只能同意進行投降的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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