耙齒，指的是耕牛拉着犁頭在田裏劃出的一道道痕跡。如東的“河口”，南北1.5華里東西2華里的小鎮，一條河從這裏彎了9道彎，形成了18個“耙齒”，被當地人稱爲“耙齒凌”。1944年6月，新四軍七團在此突然與日僞500多人遭遇，戰士們毫無畏懼，向敵人“亮劍”。
此戰非打不可
若放走敵人，友軍將面臨危險
1944年6月，新四軍七團剛剛結束車橋戰役的激戰，從戰場上撤出，前往蘇中四分區歸隊。部隊兵分兩路，一營爲右梯隊，團部指揮機關與二、三營爲左梯隊，他們一路經東臺、過海安，順利穿越幾道日僞封鎖線。6月22日凌晨，抵達耙齒凌一帶。
這一天，耙齒凌的鄉野起了濃霧，偵查行動遇到了困難，戰士們輕裝簡行，希望儘快回到根據地。而在同一片濃霧中，還有從如東栟茶鎮據點出動的100名日軍、400名僞軍。沒過多久，新四軍發現了日僞軍，日僞軍也發現了新四軍。面臨人數衆多，但處於急行軍狀、缺少防備的敵人，七團團長彭德清發出命令：咬住它，吃掉它！
事後人們才知道，這支日僞軍是前去消滅地方抗日武裝——如皋縣警衛團，以“擴展清鄉”。如果七團選擇轉移，避開敵人，能保全自己，但友軍將面臨危險。當然，彼時的彭德清並不瞭解敵人意圖，決定主動攻擊，憑的是英勇與無畏。
硬碰硬的對抗
“飛將軍”跳入敵陣，與三人搏殺
迎難而上不代表盲目衝鋒，且看彭德清如何佈陣：一營由南向東北打，團部機關、二營上前正面迎敵，三營回頭在日僞北側設立陣地。如此新四軍雖然兵力雖不佔優勢，卻迅速形成了包圍圈。
團部機關與日僞正面相遇，雙方隔着一條幹溝，最先開始了交火。日僞的機關槍、迫擊炮向團部陣地狂轟亂炸，彈片如雨點飛濺，硝煙瀰漫，很快將溝堤吞沒。團部機關連同團教導隊不足200人，被敵人的優勢火力壓制在一座農院裏。危急時刻，團教導隊果斷“亮劍”，在隊長秦鏡的率領下，全員衝出，與日僞白刃搏殺，並等來了包抄、支援的二營。
再看北邊的三營，耙齒凌的戰鬥打響後，戰士們立即離開陣地，向日僞背後進攻。副營長吳景安帶領一個班衝在最前面，半途與日僞軍相遇，雙方再次白刃肉搏，最後吳景安與戰士們以一當十，流盡最後一滴血，全體壯烈殉國。最後看一營。戰士們與企圖側翼包抄的日僞軍相遇交火，在車橋戰役中被譽爲“飛將軍”的戰鬥英雄、三連班長陳福田一人跳入敵陣，與三個日本士兵肉搏，在幹掉三人後英勇獻身。慘烈戰場上不斷有人犧牲。但形勢上看，日僞軍被分割成三段，完全陷入了包圍。
幾乎全殲敵人
日酋斃命，日僞僅數十人逃走
戰鬥進展順利，大部分的日僞軍被擊斃或俘虜。日軍指揮官加藤，被二營六連連長彭加興追趕，加藤回頭打了一冷槍，彭加興不幸犧牲。然而此時，日僞軍已經兵敗如山倒，加藤帶着5個日本士兵加速逃跑。
加藤逃跑的蹤跡，團長彭德清從望遠鏡裏看得一清二楚，他衝着教導隊隊長秦鏡說：“大個子，你去！”秦鏡立即拿着槍，抓起手榴彈衝了出去，並一直跑到河邊，追上逃跑的6個人。在用手榴彈幹掉幾個鬼子後，秦鏡又用刺刀與一個鬼子拼殺，在鬼子舉槍欲扣扳機之際，搶先擊發，一槍將其打死。秦鏡翻過這個鬼子的屍體，看見他的軍帽上赫然繡着一排小字——“加藤大尉”。
耙齒凌大捷是一場短兵相接的白刃戰。新四軍擊斃日軍中隊長加藤及以下100多人、僞軍100多人，活捉日軍12人、僞軍200多人，日僞這支部隊僅幾十人逃脫。此戰是繼車橋戰役後新四軍的又一次重要勝利，當時延安黨中央《解放日報》曾詳細報道，在全國影響很大，粟裕也傳令嘉獎。
上文所述發生在1944年6月如東“河口”耙齒凌之戰，是我新四軍再次正確運用了毛澤東的抗日遊擊戰的戰略思想，在抗日敵後戰場的一場狹路相逢的遭遇戰，在體現勇者敢於“亮劍”的精神中，甚至是以短兵相接的白刃戰而取得的一場艱難勝利。
1944年，日軍成強弩之末
1944年間的中國抗日戰場，日軍已是強弩之末，但在日軍戰敗前的垂死掙扎之中，於1944年4月18日至12月10日，出動兵力50萬人，發動了所謂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的“一號作戰”(也被國軍稱爲“豫湘桂會戰”)，國軍在這短短8個月的時間裏，丟失了中國的半壁江山，遭遇了抗戰以來最大的潰敗。
在豫湘桂會戰中，國民黨軍隊折損達到60萬人，丟失了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貴州的146座縣市;丟失中美合作的七個空軍基地和36座機場;丟失的國土面積超過20萬平方公里。湘桂粵三省佔當時大後方工業1/3的工廠也盡入日軍囊中。當然，豫湘桂會戰也同樣給日軍造成了一定的傷亡和牽制，從這個角度上看，日軍也是在加速自己的滅亡。
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會戰中的失敗和在敵後戰場我八路軍、新四軍連續取得的節節勝利、不斷以積小勝爲大勝，同時牽制住了爲數衆多的日軍有生力量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人們不禁會有疑問：抗戰時期，爲何國民黨軍隊鮮有游擊戰果？
國軍也曾重視過游擊戰
其實，在中國全面抗戰的8年裏，不是國軍沒有看到游擊戰的威力，也不是國軍沒有重視過游擊戰，而是在游擊戰術面前，國民黨軍隊遇到了嚴重的“水土不服”而鮮有戰果、直至最後完全放棄。
早在1938年底，經歷了淞滬、武漢等投入兵力近百萬的大會戰後，國民政府損失了陸軍原編制人數的一半，海空軍則幾乎全軍覆滅。此時，受共產黨部隊敵後游擊戰的啓發和鼓勵，蔣介石就考慮到了執行新的抗戰策略—“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11月底，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南嶽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就明確提出：“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並要求，全國三分之一兵力配備在游擊區域——在敵軍的後方打游擊;三分之一佈置在前方，對敵抗戰;三分之一到後方整訓，此外，還在敵後專門設立了冀察、魯蘇兩個游擊戰區。1939年1月7日，蔣介石指示國軍各戰區軍事長官：“應以一部增強被敵佔領地區內力量，積極展開廣大游擊戰，以牽制消耗敵人”。
在蔣介石對“游擊戰”的重視之下，最高峯時，敵後戰場的國軍部隊達到了近60個師，加上大量地方武裝，人數接近100萬。據統計，國軍在敵後戰場的主要抗日根據地包括：太行山根據地，中條山根據地，呂梁山根據地，五臺山根據地，恆山根據地，魯東南與沂蒙山、日照山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等。
然而，國民黨部隊的這些敵後抗日根據地，戰績卻十分糟糕，在日軍的進攻下連連敗退、損兵折將。例如，1941年5月的中條山戰役，日軍用前後不過30天時間就大敗國軍的20萬人，致使中條山根據地陷落。據日方統計，中國軍隊此役被俘3.5萬人，遺棄屍體約4.2萬具，日軍戰死僅679名，負傷2292名。蔣介石稱此役爲“抗戰史上最大之恥辱”。
更令人唏噓不已的是，在國民黨敵後抗戰隊伍中出現了“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醜陋局面，數十萬國軍先後投降當了僞軍。
相反，中共領導下的敵後根據地，卻從只有不過150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迅速擴展到10多個省;武裝力量也從最初的數萬人，發展到近百萬。
國共兩軍戰果何以大相徑庭
游擊戰的基本原則是紮根民衆、化整爲零、靈活機動地相機打擊敵人，而國軍在游擊戰原則的任何一條上都難以做到家，以至於在敵後抗戰方面表現出了嚴重的“水土不服”。這一點從日軍的視角可一斑，日軍在一份報告評價國軍游擊戰時稱有五大弱點：“1.各游擊隊常互爭地盤，自相火拼;2.缺乏大員統率，彼此不能密切聯繫，易於各個擊破;3.缺乏優良武器，不能作陣地戰;4.正規游擊隊雖破壞力強，但對人民濫施權威，致不得民衆之信仰;5.非正規之遊擊隊分子複雜，大多爲土匪散兵結構而成，戰鬥力既不強且領導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國家觀念，易以利相誘。”
國民黨將領白崇禧也曾經說過：“有人認爲打游擊乃保存實力之作法，殊不知敵後遊擊，任務極爲艱鉅，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衆，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厲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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