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黨產，多年來一直是臺灣糾纏不清的政治議題。近日，國民黨公佈專案報告，向外界透露家底，尚有166億元新臺幣。據該報告，1949年帶往臺灣的227萬兩黃金，及數十萬件故宮國寶，也都曾被列入國民黨黨產。
那麼，作爲一家“百年老店”，國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究竟有過多少黨產呢？
1945年之前：靠財政養黨，無“黨產”之說，黨務人員薪資待遇差
在1945年之前，國民黨沒有所謂“黨產”一說。自1925年孫中山成立廣州國民政府，國民黨的黨務費用，即不依賴黨產，而主要由國庫支付。1927年國民黨全國執政，黨務經費遂成爲政府財政中的一項固定開支。國民黨所主辦的教育、文化、新聞事業(如中央日報、中央電影企業公司、中央廣播電臺)等，也都由國家財政負擔運營經費。①
這種做法長期受輿論批評。但國民黨以“訓政黨”自居，對外界的批評一直不以爲然。如1941年12月，國民黨元老居正公開站出來，力挺“黨務經費由國庫開支”完全正確。居正說：“現黨外一般人認爲黨務經費不應由國庫支出，黨內同志也有以爲黨部支用國家公幣爲不正當。我們在此應明白本黨是建國的黨，所有黨員既爲建國而努力，則黨部經費應由國家負擔，乃一極合理的事情。”②
不過呢，因爲蔣介石“以軍統黨”，國民黨的黨務工作人員，日子並不好過。據統計，1937年之前，國民黨每年的黨務經費，佔財政總支出不足3%;抗戰爆發後，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其中，超過一半的經費被用於發薪。而較之政府工作人員，黨務工作者的薪金水平是很低的——抗戰前，一個省府委員的月薪是500元，加上辦公補貼最高可達2000元左右;但同級別的省黨部委員的月薪只有150元，也很難拿到什麼補貼。抗戰期間，差距變得更大。所以呢，一方面，“國庫養黨”給國民黨招致很多外界批評;另一方面，黨務工作者因薪水低，又大都不安於做黨務工作，“縣黨部的委員，天天想當縣長;省黨部的委員，天天想當省政府的委員”③，國民黨成了一盤散沙。
陳立夫，曾主管國民黨黨務。晚年在回憶錄中感慨國民黨中委競相找關係去政府兼職，只是爲了更高的薪金
1945年-1949年：搞“企業養黨”，但因響應金圓券改革損失慘重
抗戰勝利，國民黨對外宣佈要結束“訓政”。“國庫養黨”遂失去了名義上的合法性。按國民黨的公開承諾，“國庫養黨”規模逐漸遞減，到1948年，黨務經費將不再列入國家預算。爲自籌黨費，此一時期，國民黨正式開始大規模地置辦黨產，主要方式是“企業養黨”。
本來，國民黨在抗戰末期，曾設想過另一種“黨員養黨”的辦法，號召黨員“月捐”來維持黨務運轉。但結果非常令人失望，1944年所得的黨員月捐總額，只能滿足該年度黨費預算的0.07%。故此，1945年5月，國民黨六大作出決議：縣級以下黨部，繼續搞“黨員養黨”;省市中央黨部，創辦黨營企業，走“企業養黨”的新路。④
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國民黨通過接收日僞資產，迅速建立起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從實業到金融的黨營企業體系——其中，較大的中央黨企共計13家，另有相當數量的地方黨企——爲“合法”拿到日僞資產，國民黨當時聲稱：本黨領導抗戰損失慘重，其黨產損失部分應由政府補償。不過，在1948年的金圓券改革中，這些黨企，因服從國民黨的指示，全部損失慘重，一蹶不振。如資本雄厚的中央級黨企亞東銀行，本儲備有黃金4156條，美鈔14萬餘元，因響應改革，將黃金、美鈔悉數上繳中央銀行。改革失敗，該行流動資金也損失殆盡。稍後，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崩盤，這些黨企大部分沒有來得及撤往臺灣。據1949年底的一份統計，因內戰失利，國民黨損失了90%左右的黨產，約670萬美金。⑤
1948年底，金圓券改革失敗，民衆蜂擁衝擊銀行兌換黃金。此次改革中，國民黨“黨營企業”損失慘重
50-80年代：搞世界上最奇怪的“黨營企業”，賺到盆滿鉢滿
1945-1949年間，國民黨在臺灣，只接收了一批日僞的電影院和新聞機構作爲黨產。蔣介石遷臺時，“除了幾個黨營文化事業之外，只有一家黨營生產事業(齊魯公司)”⑥。所以國民黨遷臺初期的黨務經費，曾短暫回到由財政支付的老路。
至於“從大陸帶來的227萬兩黃金和外匯，以及數十萬件故宮國寶”，被列入國民黨黨產，主要是因爲這批東西，是蔣介石在1949年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當時已辭總統職務)，下令祕運至臺灣。不過，這些黃金與外匯，絕大多數被用在了軍費和臺灣的經濟改革當中，而非國民黨的黨務經費——1949年6月，陳誠曾用這筆錢在臺灣發行了“新臺幣”;1950年6月，俞鴻鈞密報蔣介石，他所能掌控的運臺黃金已只剩54萬餘兩，只夠再支撐3個月軍費(蔣隨後下令清查所有運臺黃金，集中至“國庫”，共得108萬兩之數)。⑦
去臺後，國民黨之所以能夠在短短30年內，積累起鉅額黨產，變成“世界上最有錢的政黨”，主要還是因爲又重新搞起了“黨營企業”。50-80年代，除公營經濟和民營經濟外，黨營經濟成爲臺灣身份最爲微妙的一種經濟形態。一方面，黨營企業是國民黨的私產;另一方面，國民黨又是臺灣的執政黨。所以黨營企業可以很便利地與公營企業合作，攫取政策紅利;而民間財閥，也樂於跟黨營企業合作，以換取政策上的便利。到70年代，負責經營國民黨黨產的俞國華，又將“黨營企業”升級爲“黨資企業”(引入公營、民間資本，由黨資控股)，國民黨的黨產遂迅速暴漲。有學者如此總結俞國華此舉之奧妙所在：
“俞老總之妙招，在於鑽公司法之漏洞，改以控股公司之面目，擴張黨營事業也。蓋國民黨獨資經營事業，則靠黨寄食者衆，經營不善矣。若黨官合股，又與財閥結合，形成黨官財‘利益共同體’，則可利用官方許可特權、財閥精明算盤，而改善經營體質矣。”⑧
俞國華(中)，被認爲是國民黨黨產在70-80年代暴增的頭號功臣
李登輝時代，國民黨的黨產淨值達到最高峯，隨後迅速萎縮
80年代末，臺灣解嚴。爲應對輿論對“黨產”的批評，國民黨採取了兩大措施。一是改變合作對象，避開公營資本，更多地與民間財團、企業合作;二是化整爲零，稀釋黨資、分散持股，擴大投資種類。
90年代，國民黨黨產長期由李登輝的親信劉泰英掌管。爲應付輿論“黨產公開上市”的壓力，劉泰英幹了兩件事。一是大規模地出售股票，套取現金;二是遵照李登輝指示，將這些現金，大量用於海外投資。李登輝這個指示，除轉移黨產化解輿論壓力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可以很便利拿黨產去海外運作黑金政治，爲其“外交政策”護盤。劉泰英這些做法，一方面洗白了不少黨產，盈利也有可觀增長——到1994年底，國民黨名下有7家控股公司，投資事業121家，資產淨值377.7億餘元新臺幣;1998年，資產淨值達到了900多億元新臺幣。但另一方面，也損害了國民黨內部不少人的利益(如大規模出售股票後，很多用於安插退休老黨員的酬庸性職位，就沒有了)，加之李登輝與劉泰英隨意揮霍難以監管，所以在1995年，國民黨內部也出現了要求公開黨產的呼聲。⑨
2000年，國民黨在選舉中因黨產問題失利，其黨產也進入迅速萎縮階段。至2005年馬英九接任國民黨主席時，已只剩311億元新臺幣。爲徹底擺脫輿論上的被動，2009年，馬英九提出“黨產歸零”計劃，欲趕在2012年大選之前，清理掉國民黨所有的盈利性黨產。但因種種原因，該計劃迄今未能完全付諸實施。所以，近日才又有了綠營強推“不當黨產條例”，國民黨公佈黨產專案報告的風波。
劉泰英，被稱爲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大掌櫃”，因涉多宗金融弊案而被判入獄5年，2011年出獄
註釋
①1939年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明確規定：“本黨所從事的教育文化及經濟等事業，原爲國家事業，其費用應爲國家事業費。”②江沛，《戰時中國國民黨黨務經費問題初探》，收錄於《一九四0年代的中國》(上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③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p195-197。④《關於籌措黨費之決議案》，1945年5月17日。《革命文獻》第76輯，1978，p390-391。⑤孔祥增，《國民黨黨營企業在大陸的衰敗與落幕》，《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⑥許介鱗，《戰後臺灣史記》，文英堂出版社，1996，p233-234。⑦吳興鏞，《黃金祕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臺始末》，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p276。⑧許介鱗，《戰後臺灣史記》，文英堂出版社，1996，p256-264。⑨同上，p26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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