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總督爲何不支持辛亥革命？

20世紀初葉辛亥革命前期，香港處在卜力的管轄下。

這位英國女王派遣的第12任港督，對中國的政治局勢甚爲關注，在1909年所撰的《港督話神州》一書中，他把古老的中國比作“沉睡的東方巨人”，預言“中國一定會成爲世界事務中一個有影響力的因素”。

然而，當立志推翻其清政府的同盟會成員來香港募捐時，卻遭到這位香港總督的極力排斥，他嚴格限制香港同胞捐款支持辛亥革命，下令港府驅逐孫中山出境。

這位看好中國“獅吼”的總督，何以不爲神州的鉅變做些什麼，甚至還幫着中國腐敗政府開倒車呢？

這就首先弄清他來到中國的使命。

在被大英帝國征服的國家，總督獨攬軍政大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儼然當地“太上皇”。地位“僅次於上帝”。所有議案或法案最終需要得到他同意並簽署纔可通過。總督在所有議案上也有“最終否決權”。

即便從21世紀的角度觀察，英法憲政也並無落伍之處，甚至一直充當政治文明的主流正宗，然而，20世紀之前，英國本土與大英帝國卻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

帝國僅僅是英國贏利的機器，英國人對帝國臣民沒有關愛，自然沒有道德和政治責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亞當？斯密（英國思想家、《國富論》作者）所說的同情和憐憫。

總督是英國女王的代理人，必須按女王意願行事。雖然是從“自由國家”派出的大員，但是他們在當地的主要任務，是最大程度地爲本國攫取利益。

英國對征服地治理上，強化了“二分法”、“等級制”。 “二分法”使總督高高在上，成爲主宰一切的“狼王”，“等級制”把征服地的人民變成“羊羣”。從征服之日起， 帝國僅僅是英國贏利的機器，英國人對帝國臣民沒有關愛，自然沒有道德和政治責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亞當？斯密（英國思想家、《國富論》作者）所說的同情和憐憫。

英國總督在香港如是，在印度亦如是。這種總督制雖然“主權意識”濃厚，但在治理上，強化了“二分法”、“等級制”。這些總督對征服地並不推行民主政治，而是實行另外“本土化”的政治管理，香港印度的總督由英王派，不由內閣派。

基於此，總督必然秉承英國皇室的意旨，忠實執行英國政府的政策，爲英格蘭攫取巨大的利益。譬如統治香港的28個港督，儘管在各人經歷、作風、民望、功過有所不同，但在維護殖民統治、謀取政治利益卻具有共性。

大英帝國被稱爲“壟斷帝國”。爲了讓“壟斷”天長地久，顯然“弱皇帝弱中國”才更符合於女王及其總督的胃口。他們不希望出現一個共和的大中國，而是希望中國一直不要醒過來。

所以就不難理解，20世紀初葉，卜力這些港督們對於中國革命的態度，不是支持力挺，而是配合清政府阻止中國民主和民族革命。雖然他們也看那清朝幫腐朽權貴不順眼，但爲了利益，還是站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