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日軍的所作所爲，必須首先弄清楚一系列顯而易見的問題。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究竟爲什麼日本士兵的行爲竟然完全脫離人類基本的行爲規範？爲什麼日本軍官允許甚至鼓勵這種失控行爲的發生？日本政府是怎樣參與其中的？日本政府對於從本國渠道獲得的報告，以及來自南京大屠殺現場的外籍人士的消息，究竟有什麼反應？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先從相關的日本歷史談起。
20世紀日本人的民族特質是由一種業已存在千年的社會制度鍛造出來的，在這種制度下，社會等級的確立和維持是通過軍事鬥爭實現的。千百年來，日本列島上強大的封建諸侯僱用私人軍隊，彼此征戰不息；到了中世紀，這些軍隊逐漸演變爲日本社會獨特的武士階層，他們的行爲規範被稱爲武士道（即“武士的行爲規範”）。爲主人效忠而死是武士一生中至高無上的榮譽。
當然，這種榮譽規範絕非日本文化首創。古羅馬詩人賀拉斯最先指出，每個時代的年輕人對其統治者應盡的義務是：爲國捐軀，無上光榮。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學更進一步，對軍事義務的界定遠遠超過了正當和適宜的程度。日本武士的行爲規範極爲嚴苛，其最顯著的特徵是道義上的強制性，即如果沒能光榮完成軍事任務，就要自殺謝罪：通常情況下武士要在多個證人面前實施高度程式化而又極端痛苦的剖腹儀式，大無畏地自殺身亡。
到了12世紀，在征戰中獲勝的家族（因此也是最有權勢的家族）首領成爲幕府將軍，他僱用武士向天照女神的直系後裔（廣受尊崇的天皇）提供軍事保護，作爲交換，武士階層獲得了整個統治階級的神聖認可。隨着時間的推移，最初只有少數人遵循的武士行爲規範逐漸滲透到日本文化中，成爲所有年輕男子尊崇的行爲典範。
時間的流逝並沒有削弱武士道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在18世紀開始嶄露頭角，並在現代戰爭實踐中趨於極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臭名昭著的神風突擊隊執行自殺式攻擊任務，受過正規訓練的日軍飛行員駕駛飛機直接撞向美國戰艦，日本青年這種誓死效忠天皇、隨時準備獻身的行爲給西方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而且並非只有少數精英團體擁有這種寧死不降的信念，人們驚訝地發現，盟軍投降與戰死的比例是1∶3，而日軍的這一比例則是1∶120。
另一種塑造日本人特殊品行的力量來自於它的孤立，既包括地理上的孤立，也包括它自身的選擇。15世紀末16世紀初，日本在德川家族統治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以免受外國影響。這一政策的本意是保護日本免受外部侵擾，結果卻事與願違，造成日本社會與正在發生工業革命的歐洲完全隔絕，新技術無從傳入，進而威脅了國家安全。在長達250年的時間裏，日本的軍事技術一直停留在弓箭、刀劍和火槍的水平。
到了19世紀，事態的發展超出了日本的控制，作繭自縛的日本再也難於自保，陷入了極度不安與仇外的絕望。185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米勒德•菲爾莫爾對日本拒絕開放通商口岸的做法極爲不滿，加上他以“白人責任論”（當時將歐洲擴張主義合理化的一種觀點）的心態看待其他社會，於是決定派海軍准將馬修•佩裏前往日本，以終結其孤立狀態。佩裏仔細研究日本歷史之後，決定以大規模展示美國武力的方式震懾日本，逼其就範。1853年7月，佩裏派遣一支冒着滾滾黑煙的小型艦隊開進東京灣——讓日本人第一次見識了蒸汽動力。在六七十位手持刀槍、面目兇悍的侍衛簇擁下，佩里昂首闊步前往幕府將軍的駐地，要求會見日本的最高官員。
說佩裏的到訪使日本人目瞪口呆實在太過輕描淡寫了。關於此事，歷史學家塞繆爾•莫里森這樣寫道：“這件事對日本人來說，就如同宇航員宣佈形狀怪異的外太空飛行器正在飛向地球一樣。”驚慌失措的德川貴族階級匆忙藏好細軟，召開會議，準備應戰。但最終他們別無選擇，不得不承認美國的軍事技術優勢，接受美國代表團的要求。僅此一次造訪，佩裏不僅迫使德川幕府與美國簽訂各種條約，而且爲英國、俄國、法國和德國等國家打開了與日本通商的大門。
此次蒙羞在日本這個傲慢的民族心中留下了強烈的怨恨。日本當權精英中，有人私下主張應該立即向西方列強宣戰；其他人則主張謹慎行事，認爲戰爭只會削弱日本而非敵國。持後一種觀點的人敦促領導階層安撫入侵者，師夷長技，徐圖復仇大計：
在機械製造方面，我們還無法與外國人抗衡，因此我們應該與外國保持交流，並學習他們的軍事訓練方法與戰術，等我們（日本）各藩屬國團結如一時，就可以走出去，將外國的土地分封給戰功卓著的將士；這樣，士兵們將爭先恐後地表現其勇猛果敢，那時我們再宣戰也爲時不晚。
儘管這一觀點並未公開流行，卻頗有預見性。因爲它不僅預示了日本將要奉行的戰略，還描述了日本人長期以來認爲生命屬於國家而非個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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