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是重慶歷史上最爲重要的篇章之一，遷都重慶，是東部各大城市相繼淪陷的無奈之舉，但更是以西南爲大後方支撐國力，綜合考慮之下的最優選擇。重慶作爲戰時首都，見證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最波瀾壯闊抗戰史。但重慶當初並非戰時首都的首選地，爲何最終會落子在重慶？近日，新華訪談邀請了重慶市檔案管檔案收集整理處處長唐潤明揭其中原由。1932年3月初，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以西安爲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爲行都”的重要決議。參謀次長楊傑還撰寫了《關於國防中心問題的意見書》，論述戰前可供國防中心區選擇的南京、武漢、成都、洛陽、西安等五處地方。但這幾個地方都被否定了，重慶成爲最終選定的陪都。
重慶市檔案管檔案收集整理處處長唐潤明解釋了其中的來龍去脈。國家的首都是權力中心，也是整個國家的象徵，首都的選定、遷移，是很大很大的事情。孫中山定南京爲中華民國首都的時候，有一個設想：南京有平原、有水系、有廣大的東南地區可以依託，平時作首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一旦戰事爆發，南京不是持久可守的城市，孫中山當時想把南京作爲“海都”，在陝西西安或西北其他地區建一個“陸都”。其實在整個近代，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一大批仁人志士都有對付的方略，第一點就是拖，打持久戰。第二點就是將中國的國力向內地轉移，空間上轉移，時間上拖延，也就是我們後來經常講的以時間換空間，集小勝爲大勝。在這個過程中，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對南京是直接的威脅，第二天國民政府就發佈了政府移往洛陽辦公的聲明，這實際上也是遵循孫中山海陸都的設想。
到了1932年3月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就專門討論了以洛陽爲行都，以西安爲陪都的議案，行都、陪都都是相對於首都而言，都是在首都沒辦法堅守的時候做的準備。國民黨中央政府陸續對洛陽和西京進行了一些建設，“一•二八”事變雙方達成協議後，國民政府相繼從洛陽遷回了南京，無論是國民黨中央還是仁人志士，都在考慮如果中日戰爭爆發，對外戰爭爆發，首都究竟放在什麼地方，所以有了你剛剛講的南京、武漢、成都、洛陽、西安等等。
除了這些城市以外，當時還有向株洲、長沙等地遷移的設想，爲什麼後來都否定了？因爲首都是一個國家的大事，特別是戰時的首都必須具備幾個重要的因素，第一個首先是要有行省，第二要交通方便，第三點要有經濟依託，或者糧食供應的資源，能夠承載戰時首都的責任。武漢雖然說也具備南京的一些特點，但是武漢是一個平原，也便於日本大部隊的軍隊進犯。洛陽和西安是中華民族的古都，在歷史上作首都有取得成功的典範和先例，考慮這兩個也是因爲1932年中國國內的情形決定的。六大因素決定 準備期達兩年1935年國民政府已經確定了將四川定爲中國抗戰的大後方，四川這麼多城市，究竟選哪一個？後來選了重慶，唐潤明認爲，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點是地形上的優勢，中國抗戰是將日軍從東向西引，重慶離上海1400多公里，離南京1200多公里，離武漢700多公里，離戰場有很長的縱深距離，而且有三峽之險，唯一一條大通道長江，對中國國民政府內遷是種優勢，對日軍侵犯雖然可能也是便利條件，但是隻要中國軍隊守在三峽口，日軍通過長江來侵略四川也是很難的。日軍地面部隊如果想靠公路侵略重慶也很難。
第二點是重慶地質上的優勢，當時國力很弱，空軍力量更小，要對付轟炸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人口疏散，減少人口的密度，第二是建築防空避難設施。作爲重慶人我們都知道重慶是山城，山高地不平，而且岩石特別堅硬，這兩個特點很利於建設防空洞。事實上在抗戰時期，日軍對重慶做了長時期大規模的轟炸，但是重慶依託這個堅固的防空洞，極大的減少了人民的傷亡。如果沒有防空洞，有可能死的人更多，民怨更大，民衆抗日的情緒可能也會降低。
第三點還有氣候優勢，重慶是典型的亞熱帶氣候，是霧都，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基本上都處於霧中，這對重慶是一種天然保護，天然屏障。1939年、1940年、1941年這三年大規模的轟炸中，日軍基本是每年5月到11月大舉轟炸，11月到次年4月有一些沒規模的零星轟炸，重慶人就利用這個空隙對城市進行恢復建設，這樣就有了一個緩衝期。如果沒有大霧這個天然的屏障，日軍一年不停的轟炸，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氣候上的優勢也應該是遷都的原因之一，而且事實也證明它保護了重慶人民的生命財產。
此外，還有兩點很重要，首先是交通，重慶離南京有1200公里，是嘉陵江和長江匯合的地方，以嘉陵江、長江水系可以串聯起整個西南地區，甚至包括西北的一部分地區，在當時陸路條件很差的情況下，靠長江、嘉陵江及其支流可以構成一個龐大的水系，物資運輸、設備運輸都比公路運輸力強大多了。同時重慶生產的兵器也可以通過長江水系運到前線，其他城市沒有這個條件。
再一點就是經濟上的優勢，重慶屬於西部地區開埠比較早的地區，當時可以說是比較先進的城市，雖然和東部的城市不可比，但是有一些工業基礎，有比較健全的金融體系，也有一些近代化的工業設施，比如自來水、電力廠。首都遷到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必須要能夠承載一個首都需要的東西。
最後一個是政治上的原因。首都遷到一個城市，首先要看它穩不穩固，可不可靠，從1935年蔣介石定四川爲抗日戰爭根據地之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旅進行了兩年多的工作，成功整理川軍、整理了四川的財政。民國時期四川財政是相當困難的，重慶的錢到成都用不了，成都的錢到重慶用不了，不流通。第三點是開發了四川的交通，重慶行旅建立了川湘、川黔、川陝對外公路，也便於後期的修建、擴充等等。還轉變了四川人的民俗風氣，改變了川人懶散抽大煙的習性。這些實際上就形成了一個比較穩固的，黨中央可以控制的城市。蔣介石：只要四川還在 抗戰就可爲1933年蔣介石曾說，對日作戰方針"就是長期不斷的抵抗"，並且隨着時局的發展漸漸有了"專心建設西南"的想法。
唐潤明指出，蔣介石曾經想過，對外戰爭一爆發，東南地區肯定守不住，要向內地發展，1932年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的這個決定，關注西北是一個重點，同時也考慮到建設西南，特別是四川。鑑於當時國內形勢，西南地區表面上是隸屬於國民政府，實際上卻是半獨立的狀態，國民黨中央勢力還沒有進入到西南地區，也沒有把整個西南統一起來。西南地區物資豐富、人口衆多、地形條件，包括與緬甸的國際交通等很多方面都有優勢，但是因爲當時國內形勢，特別是西南諸省的形勢，蔣介石雖然有建設西南的想法，但還沒有付諸於實際行動。
但是到了1935年初，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蔣介石就藉着追剿紅軍之名到西南，在重慶進行督戰。他西南之行從3月份到10月份，行程包括了重慶、貴陽、昆明、成都等幾個西南的大城市，他的目的是一箭三雕：第一追剿紅軍、第二統一西南地區、第三尋找一個比西安更可靠的根據地。通過這半年的西南之行，蔣介石對西南地區物產、地形、氣候、民風民俗等的考察，到1935年10月份基本就確定了中國抗戰的大後方要放在西南，核心區域放在四川。蔣介石曾經講，如果抗戰爆發，只要有川、滇、黔三省就沒有問題，甚至哪怕只有四川，抗戰還是可爲的。
日軍大規模進攻四川計劃無疾而終日軍曾計劃在1943年春季以後，發動一次大規模的“五號作戰”，進攻四川，佔領重慶、成都等地，但最終並沒有實施。唐潤明說，日軍不是沒有發展大規模進攻，它是一直想進攻的。兩國交戰最想毀滅的肯定是政治、軍事、經濟中心，首都是敵對國家最想最期望毀滅的，因爲一旦首都毀滅，大腦中樞就癱瘓了，整個國家也就不戰而降。所以抗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一直想侵略四川，攻佔重慶，包括對重慶長達幾年的大轟炸，也有以炸迫降的心理：通過轟炸，第一把中樞機關炸癱瘓；第二造成一種民衆的怨氣，改變你抗戰的方略；炸了工廠設備、市政建設，讓市民沒有辦法生活。
但幾年的轟炸都沒有達到這個目的，反而使重慶人民更加堅強。在陸上日本人也一直有侵略企圖，包括1940年5月份佔領宜昌，離重慶直線距離只有500多公里，日軍很想一鼓作氣逆江而上攻入重慶，但當時再組織大規模的進攻，也有軍力疲乏之感。到1943年，日本帝國主義也制訂了進攻四川的作戰計劃，但是由於作戰路線太長，又鑑於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牽制，它沒有這個實力來組織進攻四川作戰，也就是說有心無力。陪都時期生活艱辛物價飛漲重慶成爲戰時首都時期，各界人士遷往重慶，從文人的筆下能看出當時的居住條件之簡陋、交通出行之不便，甚至還有物價暴漲。
唐潤明表示，重慶作爲戰時首都，雖然在戰前有一些市政建設，包括自來水、公路、公共汽車，但是在1937年國民政府遷都以後，除了政府的遷入以外，還有許多工廠、學校、團體，也就是說重慶承載了大量東部地區內遷的團體和人員，遠遠超過重慶的承載力。
重慶是山城，建築房屋很不容易，居住是很成問題的，大量的人來了，衣食住行都造成很大的問題。許多人到重慶來1、2個月都找不到房子住，房價不斷提高。沒有房子可租的，有的自建，有的合租，有的乾脆就住在旅館裏面。當時求人找房子、租房子、建房子的事舉不勝舉。重慶本來道路系統、公共汽車都很脆弱，一下子涌入這麼多人，行車、出行都受到很大影響。何應欽都是從上清寺走路到七星崗去等車，一等就是幾個小時，而且有時候人太多，擠不上去，又自己走回去。
物價暴漲得更厲害，整個抗戰時期，從1937年到1939年物價相對平緩，1940年整個西南地區糧食都出現很緊張的情況，其他所有物價也隨着暴漲。當時一個餃子賣六元，一根油條要賣十二元，國民政府的一個參事工資都還遠遠不夠家庭的開銷。官員的生活都如此緊張艱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肯定更苦、更艱難。
遷都之路難於上青天搬遷之路“道阻且長”，一直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形容。唐潤明說，當年講“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這是中國古代詩人對四川的形容，實際上到了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仍然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因爲當時四川軍閥忙於戰爭，很少對社會進行建設，也很少考慮經濟的發展，對老百姓收稅很多，既無心也無力對四川進行建設。到了20世紀30年代四川還沒有一條通向外省的鐵路，公路也是很少很少。
抗戰爆發以後，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武漢再到重慶，確實是道阻且長。有兩大困難，第一點是交通運輸的艱難，一個都城的遷徙肯定有許多許多的人員、物資、設備等等，量是相當大的。
當時軍政部的物品可能就要裝100列列車，而四川第一沒有一條對外的鐵路；公路雖然有川湘公路，但是路況不好，能夠運輸的汽車很少很少，唯一能夠大規模運輸的就是長江黃金水道。所以當時從東部沿海內遷重慶的，無論是人員也好，圖書儀器也好，設備物資也好，90%以上都是走的長江水道，逆水而上到重慶。國民政府遷都是1937年11月份確定的，重慶已經屬於冬季，是枯水季節不便於輪船運行，只能是一些小船，而且三峽一些地方還很險要，所以第一點最困難的是交通運輸。
第二點困難，日本對中國實行無差別的轟炸，轟炸重慶、轟炸武漢、轟炸廣州，當然整個西進過程中也遭到了日軍多次轟炸，隨時有人員傷亡、船隻被炸燬的情況，盧作孚的民生公司西遷過程中被炸死1千多人，所以這點也是西遷過程中很大很大的一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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