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發生的甲午戰爭，是新興的日本同腐朽衰敗的清末中國的一場決定兩國命運之搏。此前被“天朝”視爲“蕞爾小邦”的原中華文明的師從者，竟然把文化母國打得一敗塗地，這不僅改變了中日兩國的發展軌跡，也深刻地影響了此後雙方往來的相互觀感。
回顧甲午戰爭，應力戒狹隘單向的思維方式和簡單的悲情意識，而將其放在中國和日本近現代歷史的進程中來審視。甲午戰後，中國以日本爲自身崛起的座標，激發起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大潮，在抗戰和經濟競賽中實現戰勝和超越，並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日關係。
日本對華仰視到俯視——榮辱靠實力
中國自漢代起同日本接觸，至唐代以後日本纔對華形成了密切往來。從那時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對華態度轉變經歷了三個階段——從唐朝至宋朝是“仰視”，日本學習中國文化走出矇昧落後時代;從元代到甲午戰爭前是“平視”，日本借颱風即所謂“神風”擊敗了忽必烈的艦隊，不過明朝軍隊又在朝鮮打敗日軍使其收斂了野心和傲氣;從甲午戰爭後到抗戰結束是“俯視”，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將清朝統治的中國打得一敗塗地，傲慢一發不可收拾。
值得人們注意的是，中日兩國最早的密切交往，是靠中國對日軍事勝利得以建立的。公元633年，日本出動舟師數百，進攻朝鮮半島白江口，唐朝軍隊與之交鋒大敗之。這一仗使日本看清了自己經濟、文化和社會制度的落後。日本從此心悅誠服地向唐朝全面學習。7世紀至8世紀，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留學生和留學僧赴大陸，學習製造工藝、建築美術、典章制度等等。日本在唐代對中國的尊重，反映出這個民族善於學習的優長，同時也顯露了其崇拜強權的特性。
中國的宋朝被元朝滅亡後，日本一批人便認爲神州的文化精粹只保留在自己國內。16世紀，日本人購買和仿製西洋火槍，對中國又擁有了火器優勢。當時日本流浪武士組成的武裝團體即明朝人所稱的“倭寇”竄擾中國東南沿海，爲禍百年，使中原王朝首次有了海防危機。
明末的中國雖已衰敗，在1592年至1599年還能派出10萬大軍跨過鴨綠江，聯合朝鮮取得抗倭援朝的勝利。這一勝利遏制了日本的侵華野心，贏得中國東鄰半島近300年的穩定。
17世紀至19世紀中期，幕府時期的日本因感受到外來威脅實行鎖國，卻不禁止西洋武器輸入和講西方科學技術的“蘭學”(當時日本通過荷蘭學習西方，把西方科學技術統稱爲蘭學——本報注)，開放程度大大高於閉目塞聽的清王朝。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實行西化增強了經濟軍事科技實力，“徵韓”、“徵清”便被迅速付諸實施，1894年即甲午年間中國所遭遇的那場戰禍已勢不可免。
“脫亞入歐”與“中體西用”——變革須徹底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日本在此後的十幾年裏也面臨着同樣命運的威脅。令人嘆息的是，日本是以犧牲中國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1853年7月，剛剛躋身強國之列的美國派出四艘全副武裝的黑色軍艦，闖入日本港口。此時的日本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看到抵抗必敗，便於1854年同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條約》。接着，俄國、英國也接踵而來，日本又相繼與它們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喪失了關稅自主權，開放橫濱等港口讓西方開租界(“居留地”)並給予領事裁判權。
面對西方入侵，日本採取了與中國完全不同的辦法，那便是擠進西方的行列，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所走的正是這樣一條道路。如今還印在1萬日元鈔票上的人頭像，便是被稱爲“近代東洋啓蒙之父”的福澤諭吉。明治維新之前，福澤諭吉訪問了美國，回國後便大力宣傳“脫亞入歐”，積極主張日本應該放棄過去學習的中華文明和儒教精神，吸收西洋文明優勝劣汰的思想，加入西方行列而與東亞鄰國絕交。
日本開始明治維新時，中國也搞了洋務運動，卻因指導思想不同出現了巨大的差異。日本雖保留天皇制和封建武士的傳統，卻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體制上全面學習西方，而清王朝在“中體西用”的口號下只引進了一些西方“器物”，而拒不做體制改革。
一個國家的社會變革，必須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全面配套實施才能成功。日本明治維新提出的三個口號是“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清王朝卻只提“富國強兵”，又甚不得力。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青壯年男性已基本完成了掃盲，幾乎全部男童和半數女童也已接受義務教育，而中國占人口總數九成的下層民衆包括兵卒大多目不識丁。一個有文化的國家和軍隊同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和軍隊較量，其結果在戰前便已註定。
總體較量全方位失敗——落後必捱打
過去國人提到甲午戰爭時往往爲北洋水師的奮戰和覆沒所嘆息，其實這支中國近代化程度最高的軍隊尚能與日本海軍在同一水平上交戰，清朝陸軍卻幾乎無戰不潰。甲午陸戰的慘狀，更說明當時清朝陸軍在編制和戰術上尚停留在古代，已落後於日本陸軍一個歷史時代。
清朝原有的軍隊八旗、綠營在太平天國起事時便腐朽不堪用，依靠湘淮軍纔將國內各派造反勢力削平。此後爲數25萬人的八旗和46萬綠營兵長期虛耗餉銀，清廷爲照顧利益集團又不能裁撤，只有依靠湘淮勇營編練成的35萬防軍爲國家軍隊的主力。防軍雖然購買了西方槍炮(因各自爲政無規劃導致型號雜亂)，卻只從洋人那裏學了點槍炮施放技術和操場上演練方式，戰術還停留在冷兵器時代以密集隊形攻防時的水平。這些部隊的編制又沿用戚繼光和湘軍成法實行單一營制，營以上無確定建制，平時星散各地，互不相屬，戰時湊合一處，沒有組成以步兵爲主，騎兵、炮兵、工程兵爲輔的合成軍隊，在戰鬥中也難以容納近代各種火器和有效地組織兵種間的協同，可稱是一支拿着新式槍炮的古老舊式軍隊。
甲午陸戰證明，清朝陸軍同日軍交鋒時，基本上沿用對付太平軍的一套舊戰法。其進攻時只是以密集隊形猛衝敵火網，死傷慘重又沒有什麼戰果;防禦時清軍只是株守陣地，呆板地受敵炮火殺傷，時間不長便混亂敗退。
如果再從深層次的思想文化淵源來考察，中國傳統封建主義的思想統治，導致國民只知朝廷不知國家，只知天下不知世界，只知家族不知民族。沒有樹立近代民族國家觀念，自然無法有效進行保衛國家的戰爭。
令各國軍隊驚愕和恥笑的一件事，是北洋艦隊艦隻被圍在威海衛港中向日軍投降時，1000噸級的魚雷巡洋艦“廣丙”號竟然提出，本艦屬於廣東水師，只是去年秋天海軍會操時來到威海，此時應予放行南返。在這些海軍將領的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國家而只是北洋水師同日本進入了戰爭狀態。
全面回顧甲午慘敗，我們應看到此次戰爭是中日兩國的經濟發展、軍事水平、政治體制乃至思想文化觀念的總體較量，當年中國的失敗是全方位的失敗。
助長日本辱華風潮——弱國無尊嚴
中日甲午戰爭，是兩國千年間關係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具有尊強凌弱心態的日本輕易打敗中國，從此改變了對華心態，“大和民族”的自傲變成不可一世，對自己的文化母國居高臨下，視若草芥。種種辱華之稱陸續呼之而出。
清末時日本對華稱“清國”，甲午戰後東洋三島上卻以“豬尾巴”作爲稱呼中國人的綽號。華僑男子或中國留學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後面用手扯辮子，口中還喊：“清國奴！豚尾奴！”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男人都剪去辮子，日本人不再稱“清國”，卻不呼正式國號而只用“支那”一詞。曾留學日本的著名作家郁達夫曾記述說：“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賤賊’還難聽。”
筆者小時候曾聽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講述本人經歷，這位原名佐滕富子的女護士愛上中國留學生郭沫若時，素稱開明的父親卻馬上發怒——“你怎麼能和一個支那豬結婚？”
民國成立後的18年間，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南京政府遞送外交照會都無視起碼的國際禮儀，只稱“支那共和國”。對這一侮辱稱呼，北洋軍閥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竟然忍受下來。直至1930年，國民政府認爲忍無可忍，才拒絕接受帶這一稱呼的外交文書。此後，日本政府對華公文中才稱呼“中華民國”的國名，但在其他場合仍一律稱呼“支那”。
日本社會上以貶斥“支那人”爲重要標誌的辱華、蔑華風潮，在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後發展到頂點。
學日抗日趕超對手——國人當自強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成爲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進步的中國人在政治上看清了封建專制的腐朽，變法、革命的大潮也從此開始。
論起近代中國人的對日觀，一直充滿了複雜矛盾——既憎惡，又羨慕;既排斥，又最接近。日本對中國造成了最大的傷害，也帶來了最大的覺醒。看到原來自己文化的學習者通過學西方而迅速強盛，過去輕視日本的國人馬上轉而向日本學習。
甲午戰敗後，欲變法圖強的中國人大都認爲“遠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敗於日本的第二年，中國便向日本派出第一批13名留學人員，隨後留學東洋熱潮席捲中國，至1905年突破萬名，規模爲當時世界僅見。至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留學過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不下10萬，若加上短期考察參觀者人數更要翻番。打開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名人錄，可看到國民黨前期的主要幹部多是留日學生，包括蔣介石、黃興、宋教仁、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等。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南陳北李”即陳獨秀、李大釗，以及早期黨員董必武、李達、周恩來和最早的農運領導人彭湃等同樣也曾留日，並從日本早期社會主義運動創始人河上肇等人那裏瞭解到共產主義原理。
中國通過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的民族進步，其中也包含着向敵國日本學習的成果。覺醒起來的中國人學習世界各民族的一切長處，包括自己對手的長處，才能走上強國之路。
回顧甲午戰爭以來120年的中日關係，可以說經歷了漫長的“日強中弱”局面，後來又有了在亞洲“雙強並立”的狀態。自201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總量百年來終於超過了日本。在新形勢下，當人們再次回顧甲午戰爭的歷史以及中日關係的歷史走向便可看出，只有中國越來越強大，才能使日方逐步端正心態，中日關係的發展才能走向正常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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