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琪翔(1898～1970)，字御行，廣東梅縣水車墟木蓮塘村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著名愛國將領，政治活動家，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之一。
黃家祖輩世代務農，由於家計艱難，其父黃富霖被迫遠渡印尼謀生，其母劉桂伍居家操業。黃琪翔童年在村塾就學，1910年進其族叔黃鈞選創辦的梅縣務本中學讀書，後到廣州進優級師範附中求學。從1912年起，黃琪翔先後在廣東陸軍國小、湖北第三陸軍中學、保定入伍生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炮兵科第六期學習，由於聰穎過人，成績優異，爲師友所期許。
1919年，黃琪翔於保定軍校畢業後，分配到北洋邊防軍第一師炮兵團第三營任排長。1920年調回保定軍校任炮兵隊隊長，陳誠是他隊上的學生。由於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黃琪翔於1922年辭去保定軍校職務，回到廣東參加革命。黃到廣州時，正值孫中山率師北伐，他在粵軍第一師司令部後方辦事處任少校參謀。同年6月，黃應第一團輜重營營長張發奎之邀，任該營副營長。從此，黃與張共事至1927年底，離開廣東爲止。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後，黃加入國民黨。次年，黃琪翔任粵軍第一師第一旅第一團第三營營長，參加了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接着，參加了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之役。戰後，第一團擴編爲獨立旅(旅長張發奎)，黃琪翔升任該旅第二團團長。同年8月，粵軍第一師擴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隨後獨立旅擴編爲第十二師(師長陳可鈺、副師長張發奎)，黃任該師第三十六團團長。10月，黃又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的第二次東征，在討伐南路的鄧本殷之役，一直打到瓊崖。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舉行北伐。黃琪翔隨第十二師進入湖南、湖北和江西、河南，在平江、汀泗橋、馬回嶺、上蔡、臨穎等重要戰役中，都建立了功勳，成爲北伐著名的戰將之一。在著名的汀泗橋戰役中，黃琪翔以偷襲戰術攻敵側背，再立奇功。該日黃昏，副軍長陳可鈺和各師、團長親臨前線偵察地形。大家見汀泗橋敵防守兵力雄厚，地形險要，工事堅固，易守難攻，在討論打法時，意見不一。黃琪翔建議以所部三十六團爲前鋒，於當晚開赴橋之上游，強渡北岸，迂迴橋北，奪取敵最高峯陣地，次晨橋南部隊發起正面攻擊，橋北部隊配合作戰，當可一舉成功。黃陳述意見後，大家都表示贊成，蘇聯顧問尼基金稱此爲奇謀勝算。當夜，黃琪翔令偵探隊長樑秉樞率六十餘人首先渡河，第三營和第一營跟進。黃並命令遇少數敵人時只用刺刀，未到達最高峯敵陣地之前，不許放槍。時敵軍在最高峯陣地上設防，山腹地區兵力較少，黃部乘夜摸索前進，祕密接近敵人，未經過激烈戰鬥就奪取了四個山峯。迨接近敵最高峯陣地時，黃琪翔下令發起衝擊，忽然間槍聲大作，殺聲四起，敵亂成一團，紛紛潰退。在拂曉前，三十六團即攻佔了最高峯敵陣。此時，獨立團、三十五團及第十師亦發起猛攻，敵遂全面崩潰，大部爲第四軍截斷退路，包圍繳械。著名的汀泗橋戰役不到一天就勝利結束了。葉挺讚歎道：“琪翔是位軍事天才，汀泗橋大捷他應居首功。”汀泗橋之役後，黃琪翔因功升爲少將團長(北伐軍中獲少將銜的團長唯有葉挺，黃琪翔二人)。然而可悲又可嘆的是，至今全部有關“汀泗橋戰役”的官方文章和教科書對“應居首功”的黃琪翔都隻字不提。
1926年11月第十二師擴編爲第四軍，張發奎升任軍長，黃琪翔升任該軍第十二師師長。1927年4月19日，武漢政府以唐生智爲總司令，出師河南，繼續北伐。黃琪翔爲第四軍前敵總指揮(時黃已升任副軍長)，1927年6月他榮升第四軍“鐵軍”軍長。1927年7月15日，第四軍移駐江西南昌、九江一帶，準備東征討伐蔣介石。29日，黃參加了汪清衛等在廬山召開的“分共”會議。他派人連夜下山，祕密通知著名的共產黨人高語罕、於樹德、惲代英等離開該軍。8月1日，賀龍、葉挺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南昌起義。黃不願追隨蔣、汪反共反人民，又沒有勇氣跟共產黨走。因此，感到無所適從鬱郁於懷。他說：“北伐至此，最覺痛心，擬將第四軍所有槍炮拋沉大江中，軍中所存款項，平分全軍作路費還家，做個真的解甲歸田”。同年12月12日，留守廣州的教導團和廣州工人羣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動了廣州起義，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張發奎、黃琪翔被迫逃往廣州河南李福林處躲避，以總指揮和軍長名義急召東西江部隊遄返廣州，協同朱暉日的公安部隊向起義軍反撲，鎮壓了廣州起義，血腥屠殺革命羣衆。黃琪翔對這一事變負有重責，在內外輿論指責下，離職前往香港。黃在香港逗留月餘，於1928年春赴日本，同年7月赴德國柏林，入柏林大學補習德文。黃琪翔在柏林逗留期間，適鄧演達、葉挺、宋慶齡等人也在柏林，黃受他們影響，有所覺悟。他贊同鄧演達與共產黨合作的立場，並贊助鄧在中國組織、建立既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又不同於共產黨的第三種政治勢力的主張。
1929年5月，黃應宋慶齡之請，護送宋回國參加孫中山移靈南京典禮，後寄居上海。1930年5月，鄧演達也回到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農工民主黨的前身)，黃力予贊助。8月，舉行結黨式，成立中央幹事會。黃琪翔參加幹事會，並擔任軍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次年11月，鄧演達被蔣介石殺害，黃乃負起與各方聯繫之責，繼續“第三黨”的工作。
“九·一八”事變爆發，全國震動。原第四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率領十九路軍在上海奮起抗戰，舉國矚目。黃琪翔當時仍在上海，曾親至前線，並領導“第三黨”在上海的同志組織義勇隊參戰，發動羣衆開展募捐、慰問等活動，支援前線。上海抗戰失敗後，“第三黨”在上海的組織也多被破壞，黃琪翔避往香港。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後，經過原第四軍將領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的積極籌劃，於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推黃琪翔爲大會主席團主席。黃在會上宣讀了宣言，宣告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國號爲中華共和國。這就是當時稱爲“閩變”的福建人民政府運動。黃琪翔積極參與了這一事變，早在逗留上海期間，黃與蔡廷鍇等人比鄰而居，時相過從，對當時形勢，曾屢加研討，認爲非抗日不足以圖存，非反蔣不足以言抗日，彼此之間早有默契。在事變中，黃擔任人民政府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參謀團主任。他力主實行改元易幟、計口授田，以便爭取工農大衆的擁護。但是，“福建人民政府運動”由於事起倉卒，沒有廣泛的羣衆基礎，也沒有取得各方的支持，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下，很快就失敗了。黃乃離開福州，在漳州匿居月餘，後經汕頭轉道香港，並於1934年夏重赴德國柏林。
1936年10月間，黃琪翔在柏林接到陳誠來電，要他回國參加抗戰。黃即動身回國。次年1月，黃在南京會見陳誠，復由陳引見蔣介石，蔣委黃爲中將高級參謀，
後任命爲訓練總監炮兵監。1937年，上海爆發“八·一三”抗戰。張治中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黃琪翔爲副總司令防守上海。不久，黃又調任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指揮青浦，嘉定一線的防禦作戰。11月5日，日軍以其海、空優勢，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繞攻上海。黃琪翔聞警星夜趕赴松江，抽調部隊驅逐登陸日軍，無效，乃扼守黃浦江以圖阻止日軍前進，保障松江以固上海側後安全。黃琪翔只率參謀若干人駐松江城指揮，傾注所有殘存部隊，竭力抵禦。經兩晝夜激戰，終於不支，日軍坦克於8日開進松江，黃琪翔由小道退出。至此，上海抗戰遂失敗，全軍西撤。黃隨軍到達武漢。翌年，在武漢成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蔣介石以陳誠爲政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爲副部長。黃努力與周恩來合作，壯大抗日陣容。在這段共同工作的日子裏，黃琪翔與周恩來不僅是同事，而且是鄰居，朝夕相處，兩人常在一起散步，分析國內外政治形勢和抗戰前途，黃對國民黨內頑固派破壞抗戰的行徑十分厭惡，他發現與周恩來許多觀點相同，彼此結下深厚友誼。8月，周恩來去職。黃不安於位，加之由於他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與周恩來配合默契，因而激起國民黨內右翼分子的不滿，經常向蔣介石告惡狀，乃請陳誠調其爲軍訓部次長(部長白崇禧)，離開武漢前往桂林。從1938年秋至1939年，一年多時間裏，黃在軍訓部次長任內呆在桂林。
1939年秋，日軍在湖南、湖北戰場發動進攻。黃琪翔調任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率李默庵的一個軍和第四軍駐防湖南邵陽，拱衛長沙。但軍隊還沒有調到戰場上，黃又被調任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他堅持國共合作，通過八路軍駐桂辦事處李克農，借調《救亡日報》的共產黨人廖沫沙到他的總司令部來任少校祕書，同上前線不離左右。該集團軍駐湖北襄樊，參加棗宜會戰。棗宜會戰是抗戰中較重大的戰役之一，日軍出動了五個師團的兵力，第一期作戰以佔領棗陽、襄陽、老河口爲目的。黃琪翔的第十一集團軍屬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統轄，擔任棗陽地區正面防守。其時，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震請假回川，戰區長官部又以黃琪翔兼任該集團軍總司令，指揮該部作戰。
1940年5月4日，日軍第三十九師團、第六師團之一旅團向第十一集團軍進攻，佔領高城、安居陣地。黃以第八十四軍一七五師在唐縣鎮附近阻擊，使主力部隊得以轉移到棗陽陣地周守。但此時在唐縣鎮正面進犯之敵，從兩翼包抄，蔣介石的嫡系湯恩伯根本不聽李宗仁指揮，爲保存實力不戰而退，棗陽暴露敵前。8日，黃部被迫棄守棗陽，撤至襄樊。撤退時，黃琪翔滿腔悲情，在指揮部牆壁黑板上，揮淚書寫了“還我河山”四個大字。黃部撤退後日軍緊迫不捨，黃以第一七三師阻擊日軍，由於寡不敵衆，該師在激戰中，自師長鍾毅以下大都陣亡。黃率主力撤至外線後，沉着指揮，積極反攻，對敵實施反包圍，在友軍協同下，將日軍的四個師團兵力，圍困在襄東平原地區，激戰至11日，敵傷亡慘重，突圍東退，棗陽覆被克復。但在襄東追擊戰中，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率少數部隊與敵發生遭遇戰，壯烈殉國。敵復以反撲，於17日再度侵佔棗陽。黃琪翔所指揮的部隊是雜牌軍，第二十二集團軍又是臨時隸屬，難以調遣。棗陽、襄陽、樊城相繼失守後，黃曾憤慨地說：“若有當日第四軍在手，我對抗戰不至於毫無辦法。”
黃琪翔常說：自己是一個軍人，在抗日戰爭中絕無保留地貢獻一切，是天經地義的。由於他的積極和素養，指揮作戰總是沉着、冷靜，膽大心細，每有戰事，必詳盡研究敵情，仔細查看地圖，雖敵機在頭上盤旋，炮聲在耳邊轟響，都若無其事，鎮靜如常。在他的司令部，還引用一些進步人士如廖沫沙、朱潔夫、陳卓凡等人，擔任重要工作。其夫人郭秀儀亦以戰場爲家，隨同工作，不避危險，組織戰地服務團，進行救護工作。
1940年9月，棗宜戰役結束後，由於他擔任的第十一集團軍軍減員嚴重，蔣介石借整編之機撤消了部隊番號，黃調任預備集團軍總司令，於1941年初到重慶。這年冬，黃調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駐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皖南事變後，新四軍軍長葉挺被拘禁在恩施，黃不避嫌疑，時加看望並予照顧。他對葉挺不獨是鄉情舊誼，尤欽佩其高風亮節。後來他在紀念葉的詞作中曾寫道：“時花異草知何在，紅葉長留天地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組織遠征軍，在昆明設遠征軍司令長官部，黃任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陳誠)，指揮滇西遠征軍作戰。他在盟軍中顯示出了傑出的指揮才能，爲打通被封鎖達三年之久的中印公路，結束我國被圍困的局面，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八年抗戰中，黃琪翔轉戰東南，幾次指揮大兵團作戰，打出了中華民族的威風。他待人接物，卻溫文爾雅，平易近人，有軍人政冶家之稱。他同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領導人有深厚的友誼，爲第二次國共合作做出了可貴的貢獻。抗戰勝利後黃榮獲“抗日戰爭勝利勳章”、中國最高獎章“青天白日勳章”以及美國最高獎章“自由勳章”，改任中印公路東段警備司令等職。1946年，該司令部撤銷，黃回到重慶。
抗戰勝利後黃琪翔第一個以現役上將的身份，公開聲明：“從此退役，絕不參加內戰。”爲此遭到蔣介石的嚴厲訓斥。國軍上將黃紹雄說：“黃琪翔一貫反蔣，所以老頭子不到萬不得已，絕不重用。否則以他用兵如神、無堅不摧的戰績，早就該和那些國軍頂級將帥一樣，升爲一級上將了。”1947年，蔣介石爲避免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將他貶往德國，任中國駐德軍事代表團團長。1948年秋，解放戰爭已進入人民解放軍全面反攻階段。蔣介石寄希望於美蘇戰爭或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以挽救失敗的命運。是年9月，黃琪翔在柏林忽接蔣介石一封署名電報，內謂：“聞柏林美蘇關係緊張，冷戰有變爲熱戰可能，究竟情況如何，希即回國報告。”黃即回南京見蔣，向蔣分析大戰不可能發生，希望恢復和談。這次會見，使黃對蔣的幻想最後破滅，便請求辭去駐德軍事代表團團長職，不願再赴柏林，決心歸附人民。之後，蔣介石要黃琪翔到臺灣去看陳誠，想借陳誠的關係留黃在臺灣備用。黃見陳誠後，陳即勸黃將家屬搬來臺灣定居，黃答以回上海後再商量，就此離開臺灣，回到上海。是年冬，他離開上海前往廣州，後潛赴香港，脫離了國民黨的控制。黃在香港期間，曾向中共負責同志表示希望在黨的領導下，爲解放事業多做一些工作。因此，他曾寫信給張發奎、餘漢謀、薛嶽、李漢魂等四位將領，策動他們起義。
1949年8月間，黃琪翔在中共組織安排下攜眷北上，回到北平，以特邀代表資格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並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建國後，黃琪翔歷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司法部長、法案委員會委員、國家體委副主任、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及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祕書長等職，並當選爲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7年被錯劃爲“右派”，1959年建國十週年大慶時，是中央級第一批“摘帽右派”名單中的第一人。文革期間被掃地出門，飽受折磨、凌辱與毆打，遭到殘酷迫害。
1970年12月10日，一代北伐英雄、抗日名將黃琪翔因患心肌梗塞，撒手人寰，含冤西去，終年七十二歲。而其“摘帽右派”的冤案直至1980年經鄧小平親自批示，纔得到徹底平反昭雪。1988年9月2日，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集會，紀念黃琪翔誕辰90週年。時任統戰部部長閻明覆代表中共中央向黃琪翔表示深切的懷念和崇高的敬意。他在致辭中說：“黃琪翔先生爲新中國的司法、體育事業，爲發展愛國統一戰線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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