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3日，王寵惠接任剛剛辭職的張羣成爲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巧合的是，就在同一日，佐藤尚武也入閣成爲新任日本外務省大臣。
對日外交，一直是南京外交部大樓裏的官員們數年來最頭疼的任務。日趨緊張的中日關係，曾令數任外交部長束手無策。這座位於南京中山北路32號的建築，數年裏迎來送往，在此之前的歷任部長任職很少能夠超過2年。
部長們並非都是無能之輩，在這些來去匆匆的人中，囊括了國民政府所能找到的最優秀的職業外交人才，如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等人。但中日關係不僅沒能好轉，反而越來越滑向全面戰爭。
在這棟大樓裏的每個人，都深知此時接任外交部長意味着什麼。還是在1931年，時任外交部長的王正廷就因爲處理中日關係不當被憤怒的學生圍攻毆打。但和後來的汪精衛相比，僅僅是被打傷的王正廷應該感到幸運。1935年11月，時任外交部長的汪精衛在總統府大禮堂被人槍擊，連中三彈，僥倖存命後，隨即辭職。繼任者正是張羣。
1937年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並不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位。
第二次坐上外交頭把交椅
王寵惠不是外交界的新人。這已經是他第二次在政府中主政外交。但距離上一次，已經有25年之久。
1912年1月5日，他從孫中山手裏接過外交部總長的委任狀，成爲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最年輕的總長，那一年他31歲。那一次，因爲袁世凱的北京政府成立，他在此位置僅僅2個多月就卸任了。
和王寵惠同一天上臺的佐藤尚武是對華溫和派的代表，他提出的入閣條件：“必須以平等的立場與中國進行和平談判，調整國交，緩和兩國之間的利害衝突。”
隨後幾日，在貴族院議會上，佐藤要求從“新的出發點”將日中間的問題加以糾正。而這一“新的出發點”就是“各國根據平等的立場進行交涉，此乃國際間的常規；根據這一常規而與中國進行的交涉，可以說是以一般的理念、一般地處理極爲一般的事情”。
這樣的表態，曾短暫地讓南京外交部鬆了一口氣。
與外相的表態相比，日本內閣四相（外務、大藏、陸軍、海軍）會議定不再謀求華北自治或促進分裂運動，也不鼓勵和支持地方政權分裂。同時還提出了廢止冀東自治政權和終止走私貿易的相應計劃。
日本軍部顯然不能容忍有這樣一位“溫和”的外長。1個月後，無法抗拒軍部壓力的日本內閣總辭職，佐藤外交路線隨之流產。
在全面抗日的大氛圍中，戰爭既然已經是不可避免，作爲外交部的主政者，王寵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緩和局勢，延緩戰事，讓國家獲得更加充分的準備時間。
民國政壇的“常青樹”
細究起來，王寵惠從踏入政壇開始，就是在維持危局中度過的。1912年任臨時政府外交總長，忙於讓新生共和政體得到列強承認。1921年任北洋政府派駐華盛頓會議全權代表，則忙於利用國際環境廢止對日“二十一條”。1936年初，還在海牙國際法庭法官任上的王寵惠惠被急召回國，調解兩廣地方實力派和南京政府方面的矛盾。兩廣矛盾剛剛緩解，張羣又在此時辭職。
王寵惠在民國政壇中是個有名的“標準好人”，“爲人謙遜，沒有別的嗜好，愛吸老牌雪茄煙喝紅茶”。平日深灰西裝，素色領帶，銀色手錶，常年是標準英國紳士的打扮。他喜歡交響、提琴、鋼琴等西洋音樂，卻對京劇、崑曲的興趣不濃。這和他受到完整的英美教育有關。
1881年，王寵惠生於香港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幼年進入聖保羅學校接受英文教育。189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天津北洋大學堂法科畢業，並獲頒發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1902年王寵惠赴美留學，在耶魯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之後，王寵惠赴英、法、德等歐洲國家，研究國際公法並考察各國憲法。他取得英國律師資格，還被選爲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
最先爲王寵惠帶來聲譽的正是他在法學方面的造詣。1907年，王寵惠翻譯的《德國民法典》英文版由倫敦斯蒂芬斯書店出版，這本書在西方世界好評如潮。一直到1970年代，王譯《德國民法典》仍然是美國高校法學院中的經典教材。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時，還提到王寵惠，因爲他上大學時用的正是這本書。
王寵惠的履歷表在變亂紛爭的民國時代罕見的“完整”，幾乎在各界政府中都擔任過要職，孫中山時期的外交總長，唐紹儀內閣的司法總長，黎元洪北京政府的大理院院長，樑士詒內閣司法總長、教育總長，1922年“好人政府”的內閣總理，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長，再到如今的外交部長，期間還兩次出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
作爲民國政壇的“常青樹”，各屆政府首腦總是在處理最棘手問題的時候想到王寵惠。但他絕不是一個沒有政治觀點、四處和稀泥的“好好先生”。1915年，袁世凱稱帝前夕，曾派王寵惠舊交來遊說，讓他作一篇鼓吹文章，許以50萬現金。王寵惠憤然說：“餘之筆專爲共和民主而寫作，不能以擁護帝制受辱。”一句話，將他的英美教育背景表露無遺。
欲與日本斡旋卻失敗
“七七事變”發生的當日，王寵惠還在廬山。
從5月底開始，蔣介石、汪精衛等大批黨政軍要員就上了廬山。當時，也正是佐藤辭職之時，中日外交關係緩和的一線希望隨之破滅。剛剛辭職不久的張羣以中政會祕書長的名義邀請全國各界名流商討抗日之事，被邀者計200餘人，談話日期定於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進行。
談話還未開始，中日戰事已開。王寵惠在7月8日瞭解到事端之後，即指示外交部人員向日方口頭抗議。7月9日，王寵惠飛抵南京，10日向日方提出書面抗議：“日軍此種行爲，顯系實行預訂挑釁之計劃，尤爲不法。”王寵惠要求，日軍應正式向中國方面道歉並處罰負責人員，賠償損失，並保留中方一切合法要求。這是中方正式向日方提出書面交涉。
這可能是王寵惠外交生涯中最緊張的幾日。上任4個月來，雖經百般維持，但戰事一開，已無後路可退。
有着深厚國際法學養的王寵惠，多年來力圖將中日問題國際化，用英美蘇等國的力量來牽制日本。還是早在1921年，王寵惠作爲全權代表參加華盛頓會議時，就在會議中突然提出廢止“二十一條”的“臨時動議”。日本代表毫無準備，措手不及，本想將日中問題限定在雙方解決的希望破滅。在國際壓力下，日本代表於次年2月正式聲明：放棄對中國南滿及東盟的特權。王寵惠在會上展現出深厚的英美文化背景，以及純熟的國際公法學養，給人印象深刻。日後他當選海牙國際法院法官，也同樣有賴於此次會議給他帶來的國際聲望。
就外交的技巧來說，在整個中國，似乎也只有老資格的外交官顧維鈞可與之媲美。“王（寵惠）博士是位熱心的國家主義者，雖然他的本行是民法，但他對各種能影響中國國際關係的事務均具有深厚的興趣。”顧維鈞曾如此說。
但無論如何純熟的外交技巧，也只能在承認國際交往普遍原則的場合適用。對於1931年之後的日本，這樣的技巧似乎很難有用武之地。
1932年2月24日，松岡洋右率領的日本代表團在國際聯盟通過譴責其入侵中國的決議後，集體退場。對比10年前華盛頓會議後的局勢，日本顯然已經不再把國際主義的原則放在眼中了。
如果說在華盛頓會議上，王寵惠還能縱橫捭闔，遊說於列強當中，用國際公法爲中國爭取一些利益的話。到了1937年，王寵惠所能依恃的國際格局早已天翻地覆了。
抗戰開始，臨危受命
1937年的中國是孤獨的，王寵惠同樣也是孤獨的。
抗戰開始時，中國外交四處碰壁。諸國空談大於實際行動，只有蘇聯表示它將支持中國抗戰，但對調停則拒絕參與。外交部派顧維鈞等人在國聯大會第18屆常會上提出申訴，但會議沒有通過任何制裁日本侵略的決議。
回國後不久，胡適、蔡元培、梁漱溟等人呼籲成立“好人政府”，力圖讓知識豐富，品德高尚的知識分子組閣，改變武人主政的政治局面，以再造國家。王寵惠則積極響應，出面組閣，就任“好人政府”的內閣總理。但僅僅3個月，“好人政府”就在軍閥的壓力下倒臺。
能夠在軍閥混戰，政黨傾軋，派別林立的民國政壇站穩腳跟的王寵惠，在此事件當中表現得如此“幼稚”，就像是不知道僅憑個人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改變中國整個局面一樣。沒有人能夠完全瞭解他當時去擔任內閣總理的想法，就好像也很難猜測他在1937年敢於接手外交部長時的心境。
王寵惠的外交部長一職直到1941年6月卸任，那時候距離太平洋戰爭爆發還有6個月，但中國已經是美國《租借法案》的受援國。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是英美聯盟的一部分，並逐步獲得喪失了一百多年的大國身份。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的國際身份由“萬國朝貢”體系的盟主轉變爲屈辱條約體系的弱者。所有在外交上的努力，不過是利用各個列強的矛盾而維持短暫的平衡。從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4年間的變化不可不謂天翻地覆。這一影響要隨着戰爭的進行而日漸清晰。對於一個職業外交官來說，能將危局維持至今，實屬不易。
1946年，王寵惠作爲中方代表出席了聯合國成立大會，對聯合國憲章的制定提出了建設性建議，並承擔聯合國憲章中文版的潤色和審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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