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汪精衛在日軍羽翼下，建立“僞國民政府”，名義上將除東北以外的各個僞政權統一在了一起。對此投敵之舉，汪精衛有一套看起來“合情合理”的辯解，以掩飾自己的漢奸行徑。
汪精衛投敵的最大理由，是所謂“戰必大敗”。而言和之事，“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汪精衛自謂，若“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但他又說，“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爲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汪精衛遂從重慶出走，在1938年12月發表“豔電”，一步步成爲漢奸。
汪精衛後來一再爲自己的“主和”主張辯解，稱“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因此“跟着蔣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就要“國亡滅種”。只有先“恢復中日和平”，再“確立東亞和平”，才能“復興中國、復興東亞”。
在汪精衛而言，他起初不僅不想做傀儡，甚至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但到了實際談判時，他才發現日方殊無誠意。1939年12月“日汪密約”，規定中國“從黑龍江到海南島”“下至礦產，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皆“毫無遺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
陳公博看到密約後，對影佐禎昭說，這“簡直是日本要控制中國。”影佐也不諱言：“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陳公博將對話內容告知汪精衛後，汪回答：“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對此他並不自信，只是聲稱“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中國不了，要我籤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面，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麼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
汪精衛對組建僞政權的種種規劃，乃是基於幾個錯誤判斷。其投敵前後，正是抗戰最艱難的時候。廣州、武漢相繼淪陷，英國一度關閉了滇緬公路，美國也沒有全面援華的跡象。這使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相信，“日軍必繼續攻佔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日美或日俄戰爭必不致發生”。而當時確實也有不少人主和，除了後來追隨汪精衛投敵的一干人外，所謂“低調俱樂部”中還有胡適、陳立夫、陳布雷、顧祝同、熊式輝等人。
加之抗日會使中共坐大的觀察，汪精衛很自然地認爲，主和是大勢所趨，要保存中國，就只有同日本和談。投敵時，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以爲登高一呼，雲南、廣西、四川等省就會羣起響應，到時不愁沒有與日本談判的砝碼。然而汪精衛的大多數判斷都錯了，汪僞政權建立一年多後，非但重慶等後方城市沒有被佔領，太平洋戰爭又復爆發。蔣介石“苦撐待變”的戰略成功了。
汪精衛因死於日本戰敗前，未能留下一份詳盡的自白書。但1964年突然有一篇相當於汪精衛遺囑的文章——《最後的心情》在香港發表。對於此文真僞，至今尚存爭議，然其內容實不失爲汪精衛的一個“自辯”。尤其“今銘在寧六年，明知日方將敗，而仍繼續以之爲對象磋商者，則以國事雖有轉機，尚在逆水行舟”一句，很鮮明地表現了汪精衛對中日戰事的看法，隨着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的節節失利，發生了根本改變。其投敵正可謂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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