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或許是世界上最爲糟糕的一種資本主義。當沒有規則的“市場”失靈、沒有規則的“市長”缺位後，一場“錢荒”洶涌而來，信用的堤壩徹底崩潰，流動性泡沫紛紛破滅。剛當上疆臣領袖的袁世凱該如何應對？
一場大規模的“錢荒”，席捲了京津地區。
因爲貨幣供應嚴重不足，京津地區的主幣，使用的是所謂的“銀錢票”——錢莊在沒有準備金基礎上任意出具的票據;而輔幣，則大量使用竹片、洋鐵皮和紙條，以供找補。
市場一片混亂，“商旅聞之而裹足，百物聞之而騰涌。究其流極，外埠貨物停發，票號匯兌不通。”
1902年，43歲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爲繼李鴻章之後的“疆臣領袖”。他很快就發現，自己要面對的首要敵人，已不是扛着梭標大刀的義和團，也不是扛着毛瑟槍的八國聯軍，而是“錢荒”。
畸形的“手”
這場“錢荒”，直接起因是義和團-八國聯軍大動亂。
在這場動亂中，義和團、政府軍、八國聯軍等多個武裝集團，在京津地區進行了拉鋸般的屠殺、破壞、劫掠。戰後，僅八國聯軍所劫走的現銀就高達1000餘萬兩。火上澆油的是，爲在動亂中自保，實力比較雄厚的外資銀行和山西票號，收回了2000萬兩左右的放貸後，不再放出。
動亂之外，外貿“出超”也是個重要的原因。
從1861年天津開埠以來，直隸地區的外貿在經過了20多年的緩慢發展之後，於19世紀末終於開始提速，1899年比1865年增加了5倍。1900~1901年，雖然爆發了慘烈動亂，貿易額有所下降，但戰後迅速得以恢復。與此同時，1901年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建成通車，歐亞鐵路網聯爲一體。天津一方面迅速擺脫作爲上海港的附庸身份，成爲東北亞的重要港口;但是，中國、尤其華北地區的產業結構並沒有改變，貿易規模的持續擴大反而加劇了外貿“出超”。此後，天津港年均外流白銀多在400萬~800萬兩之間，有的年份甚至高達上千萬兩。
袁世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痛苦地表示：“天津爲通商口岸，南北衝衢，向賴外埠商貨輻輳，灌輸出入流轉，雖若貿易繁盛，而實非銀錢積聚之區。其無形之中，早晚隱伏空虛之患”。在他執掌直隸的第一年(1902年)，“中國蓋進口貨共值關平銀80，181，683兩，而出口貨只值17，839，063兩。”
銀根如此之緊縮，政局陰晴不定，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終於起作用了。只不過，在這個畸形的局面下，市場那隻手也是畸形的——“銀錢帖”氾濫。
所謂“銀錢帖”，類似如今的“本票”，一般由錢莊所發行。其中，以制錢爲本位的，叫“錢帖”，以銀爲本位的，叫“銀帖”。“銀錢帖”的發行，遠在宋代就開始了，首要目的當然是爲了便於流通，解決銀兩、制錢等金屬貨幣攜帶不便的問題，並在金屬貨幣供給不足的時候，發揮“準貨幣”的功能。
“銀錢帖”的泛濫，是大清國混亂的金融貨幣體制的冰山一角。當時的貨幣制度，實行的是銀錢平行本位，大數用銀，小數用錢。所謂銀，還有銀兩與銀元之分。相對而言，傳統的銀兩更爲混亂，無論是形狀、成色及關鍵的平碼都千差萬別，如同迷宮;而銀元因爲批量鑄造，雖然相對規範性要好些，但其花色也相當繁多。至於銅錢，則因爲銅價不斷攀升，鑄造成本過高，導致市面上的“制錢”流通量日漸減少，不少地方政府爲了創收，便推出了所謂的“銅元”——銅幣上標註了幣值，但那幣值遠遠高於鑄幣所需的銅的價值，這在晚清剩餘的10年內，成爲引發金融危機的又一導火線
在大清特色的粗放的金融體系和法律體系下，發行“銀錢帖”的準備金，並無強制要求，完全靠發行者自行掌握。錢莊爲牟利往往超額發行，這就常常造成票據的貶值。貶值後的票據，在兌換現銀時要打折扣，這就造成了“貼水”。所謂“貼水”，是指遠期收益(價位、匯率、利率等)低於即期收益，反之則是“升水”。袁世凱所遭遇的這場“錢荒”，史稱“貼水風潮”。
錢莊濫發票據，除了血管裏沒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之外，也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一種中國特色的“非常規”應對。
天津華資所開的錢莊，大多數的資本金不足1萬兩(約相當於如今200萬元人民幣)，最多隻能算是小型企業，而他們的競爭對手，除了國有大銀行，如大清銀行、交通銀行等之外，還有不少外資銀行，如匯豐銀行、德華銀行、華俄道勝銀行等。兩相比較，錢莊毫無優勢，不惜竭澤而漁也就成了不少從業者的選擇。
天津錢莊超額濫發的票據，在1900~1901年的大動亂前，就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當拳匪尚未肇亂以前，約計各華錢行所開錢票有2000萬兩之多。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年，增至3000萬兩。”短短兩年，票據發行猛增50%，中國商人竭澤而漁、沒有底線的特性再度充分表現。因爲沒有確切的天津市場存銀的數據，後人難以覈對票據總額與現銀的差額，但3000萬兩的數額，已經與當年從日本人手裏贖回遼東半島的贖金額相等。
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或許是世界上最爲糟糕的一種資本主義。戰亂之下，本就羸弱的監管機制徹底失靈。“市場”的失控與“市長”的缺位相互激盪，一場“錢荒”便隨着“兵荒”洶涌而來，信用的堤壩徹底崩潰，流動性泡沫紛紛破滅。
上海之鑑
在天津“貼水”風潮爆發之前的5年(1897年)，上海也曾出現了同樣的問題，並釀成大規模的羣體性事件，史稱“貼票風潮”。
“貼票”與“貼水”，本質上都是銀根緊縮、票據信用崩潰的產物。“貼票”，就是“貼錢兌換票據”，其操作流程與如今銀行裏的“貼現”正好相反——儲戶在錢莊用較小額存款，換取較大額存單，比如存90兩，但錢莊開100兩的存單，到期可兌換100兩。這其實就是高息攬儲，並且在存款戶頭開立的時候就先支付利息。
出現這一“金融衍生產品”，原因也是“錢荒”，錢莊用這種超常規方式吸收存款。顯然，這種“擊鼓傳花”的遊戲，其成功關鍵在於能“傳”下去，錢莊才能將高成本吸納的存款，以更高的利率放貸出去，並能安全收回。
最初的下家形成了相當不錯的市場鏈。大量的鴉片商人通過“貼票”獲得短期貸款，而經營鴉片的暴利，使他們足以承受高額的貸款利息。還有一種優質客戶，就是上海一種新興的賭博——“合會”。
“合會”(或錢會、搖會、標會)，本是大清民間、尤其是江南一帶盛行的民間金融互助組織，由親戚朋友鄉鄰組成，召集人稱爲“會首”，參與者稱爲“會腳”，訂立會規、會期、會額以及會款，定期交納會款，集腋成裘，作爲投資放貸的款項，會內通過一定的方式(如坐次輪收、拈鬮搖彩、投標、抽籤等)，將這筆款項放給“會腳”們使用，按照會規收取利息。這種“合會”，傳到上海後變成了賭徒們“金融互助”的賭博工具。
“貼票”這種金融創新產品，在1889年由上海的“協和錢莊”率先推出後，立即被業內廣泛模仿，不到10年的工夫，上海基本每家小錢莊都做貼票生意，甚至專營貼票生意。而錢莊之間爲了爭奪儲戶，不斷擡高貼票利率，最高的達到月貼20%——存入80兩，一個月內可取回100兩。在高額回報的誘惑下，不少人將畢生的積蓄都投入到了錢莊換取貼票。
隨着貼票規模日益壯大和成本急劇攀升，泡沫終於在1897年11月破滅。許多錢莊因到期無法兌付現金，開始大量退票，引發市場恐慌，1個月內居然造成了幾十家錢莊倒閉，媒體報道說，涉案的“貼票”金額“約有洋圓百數十萬之多，甚言有二百餘萬者”。
伴隨着這場貼票風潮的，是不少錢莊老闆要麼“跑路”、要麼自殺，引發了無數的經濟糾紛和暴力衝突，整個上海被貼票攪得天翻地覆，只有法院和律師們生意爆棚。
大清國的最大特點，就是永遠都不會汲取教訓。上海“貼票風潮”，居然在5年後幾乎被複制到了天津。
生活百科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