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或許是世界上最爲糟糕的一種資本主義。當沒有規則的“市場”失靈、沒有規則的“市長”缺位後，一場“錢荒”洶涌而來，信用的堤壩徹底崩潰，流動性泡沫紛紛破滅。剛當上疆臣領袖的袁世凱該如何應對？
一場大規模的“錢荒”，席捲了京津地區。
因爲貨幣供應嚴重不足，京津地區的主幣，使用的是所謂的“銀錢票”——錢莊在沒有準備金基礎上任意出具的票據;而輔幣，則大量使用竹片、洋鐵皮和紙條，以供找補。
市場一片混亂，“商旅聞之而裹足，百物聞之而騰涌。究其流極，外埠貨物停發，票號匯兌不通。”
1902年，43歲袁世凱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爲繼李鴻章之後的“疆臣領袖”。他很快就發現，自己要面對的首要敵人，已不是扛着梭標大刀的義和團，也不是扛着毛瑟槍的八國聯軍，而是“錢荒”。
畸形的“手”
這場“錢荒”，直接起因是義和團-八國聯軍大動亂。
在這場動亂中，義和團、政府軍、八國聯軍等多個武裝集團，在京津地區進行了拉鋸般的屠殺、破壞、劫掠。戰後，僅八國聯軍所劫走的現銀就高達1000餘萬兩。火上澆油的是，爲在動亂中自保，實力比較雄厚的外資銀行和山西票號，收回了2000萬兩左右的放貸後，不再放出。
動亂之外，外貿“出超”也是個重要的原因。
從1861年天津開埠以來，直隸地區的外貿在經過了20多年的緩慢發展之後，於19世紀末終於開始提速，1899年比1865年增加了5倍。1900~1901年，雖然爆發了慘烈動亂，貿易額有所下降，但戰後迅速得以恢復。與此同時，1901年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建成通車，歐亞鐵路網聯爲一體。天津一方面迅速擺脫作爲上海港的附庸身份，成爲東北亞的重要港口;但是，中國、尤其華北地區的產業結構並沒有改變，貿易規模的持續擴大反而加劇了外貿“出超”。此後，天津港年均外流白銀多在400萬~800萬兩之間，有的年份甚至高達上千萬兩。
袁世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痛苦地表示：“天津爲通商口岸，南北衝衢，向賴外埠商貨輻輳，灌輸出入流轉，雖若貿易繁盛，而實非銀錢積聚之區。其無形之中，早晚隱伏空虛之患”。在他執掌直隸的第一年(1902年)，“中國蓋進口貨共值關平銀80，181，683兩，而出口貨只值17，839，063兩。”
銀根如此之緊縮，政局陰晴不定，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終於起作用了。只不過，在這個畸形的局面下，市場那隻手也是畸形的——“銀錢帖”氾濫。
所謂“銀錢帖”，類似如今的“本票”，一般由錢莊所發行。其中，以制錢爲本位的，叫“錢帖”，以銀爲本位的，叫“銀帖”。“銀錢帖”的發行，遠在宋代就開始了，首要目的當然是爲了便於流通，解決銀兩、制錢等金屬貨幣攜帶不便的問題，並在金屬貨幣供給不足的時候，發揮“準貨幣”的功能。
“銀錢帖”的泛濫，是大清國混亂的金融貨幣體制的冰山一角。當時的貨幣制度，實行的是銀錢平行本位，大數用銀，小數用錢。所謂銀，還有銀兩與銀元之分。相對而言，傳統的銀兩更爲混亂，無論是形狀、成色及關鍵的平碼都千差萬別，如同迷宮;而銀元因爲批量鑄造，雖然相對規範性要好些，但其花色也相當繁多。至於銅錢，則因爲銅價不斷攀升，鑄造成本過高，導致市面上的“制錢”流通量日漸減少，不少地方政府爲了創收，便推出了所謂的“銅元”——銅幣上標註了幣值，但那幣值遠遠高於鑄幣所需的銅的價值，這在晚清剩餘的10年內，成爲引發金融危機的又一導火線(參閱本報4月22、29日歷史版《鑄幣機上的憲政》)。
在大清特色的粗放的金融體系和法律體系下，發行“銀錢帖”的準備金，並無強制要求，完全靠發行者自行掌握。錢莊爲牟利往往超額發行，這就常常造成票據的貶值。貶值後的票據，在兌換現銀時要打折扣，這就造成了“貼水”。所謂“貼水”，是指遠期收益(價位、匯率、利率等)低於即期收益，反之則是“升水”。袁世凱所遭遇的這場“錢荒”，史稱“貼水風潮”。
錢莊濫發票據，除了血管裏沒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之外，也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一種中國特色的“非常規”應對。
天津華資所開的錢莊，大多數的資本金不足1萬兩(約相當於如今200萬元人民幣)，最多隻能算是小型企業，而他們的競爭對手，除了國有大銀行，如大清銀行、交通銀行等之外，還有不少外資銀行，如匯豐銀行、德華銀行、華俄道勝銀行等。兩相比較，錢莊毫無優勢，不惜竭澤而漁也就成了不少從業者的選擇。
天津錢莊超額濫發的票據，在1900~1901年的大動亂前，就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當拳匪尚未肇亂以前，約計各華錢行所開錢票有2000萬兩之多。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 年，增至3000 萬兩。”短短兩年，票據發行猛增50%，中國商人竭澤而漁、沒有底線的特性再度充分表現。因爲沒有確切的天津市場存銀的數據，後人難以覈對票據總額與現銀的差額，但3000萬兩的數額，已經與當年從日本人手裏贖回遼東半島的贖金額相等。
上海之鑑
在天津“貼水”風潮爆發之前的5年(1897年)，上海也曾出現了同樣的問題，並釀成大規模的羣體性事件，史稱“貼票風潮”。
“貼票”與“貼水”，本質上都是銀根緊縮、票據信用崩潰的產物。“貼票”，就是“貼錢兌換票據”，其操作流程與如今銀行裏的“貼現”正好相反——儲戶在錢莊用較小額存款，換取較大額存單，比如存90兩，但錢莊開100兩的存單，到期可兌換100兩。這其實就是高息攬儲，並且在存款戶頭開立的時候就先支付利息。
出現這一“金融衍生產品”，原因也是“錢荒”，錢莊用這種超常規方式吸收存款。顯然，這種“擊鼓傳花”的遊戲，其成功關鍵在於能“傳”下去，錢莊才能將高成本吸納的存款，以更高的利率放貸出去，並能安全收回。
最初的下家形成了相當不錯的市場鏈。大量的鴉片商人通過“貼票”獲得短期貸款，而經營鴉片的暴利，使他們足以承受高額的貸款利息。還有一種優質客戶，就是上海一種新興的賭博——“合會”。
“合會”(或錢會、搖會、標會)，本是大清民間、尤其是江南一帶盛行的民間金融互助組織，由親戚朋友鄉鄰組成，召集人稱爲“會首”，參與者稱爲“會腳”，訂立會規、會期、會額以及會款，定期交納會款，集腋成裘，作爲投資放貸的款項，會內通過一定的方式(如坐次輪收、拈鬮搖彩、投標、抽籤等)，將這筆款項放給“會腳”們使用，按照會規收取利息。這種“合會”，傳到上海後變成了賭徒們“金融互助”的賭博工具。
“貼票”這種金融創新產品，在1889年由上海的“協和錢莊”率先推出後，立即被業內廣泛模仿，不到10年的工夫，上海基本每家小錢莊都做貼票生意，甚至專營貼票生意。而錢莊之間爲了爭奪儲戶，不斷擡高貼票利率，最高的達到月貼20%——存入80兩，一個月內可取回100兩。在高額回報的誘惑下，不少人將畢生的積蓄都投入到了錢莊換取貼票。
隨着貼票規模日益壯大和成本急劇攀升，泡沫終於在1897年11月破滅。許多錢莊因到期無法兌付現金，開始大量退票，引發市場恐慌，1個月內居然造成了幾十家錢莊倒閉，媒體報道說，涉案的“貼票”金額“約有洋圓百數十萬之多，甚言有二百餘萬者”。
伴隨着這場貼票風潮的，是不少錢莊老闆要麼“跑路”、要麼自殺，引發了無數的經濟糾紛和暴力衝突，整個上海被貼票攪得天翻地覆，只有法院和律師們生意爆棚。
大清國的最大特點，就是永遠都不會汲取教訓。上海“貼票風潮”，居然在5年後幾乎被複制到了天津。
袁世凱救市
在多方因素的推動下，尤其是政府監管的缺位下，天津錢莊濫發“銀錢帖”已經成爲經濟毒瘤。
袁世凱在1903年5月1日給中央的緊急報告中，描述道：“承平時，(天津)業錢行者僅百餘家，自經庚子之變，地面久未歸還，官吏無從過問。於是奸商恃無限制，乘便逐利，作僞售欺，一時錢業驟增，幾及三百家之多。”國難當頭，本就形同虛設的監管更是無影無蹤，終於令天津也成了“冒險家的樂園”，“奸商”們迎來了他們的黃金時代。
當時的天津，已經到了只要是個公司，就能出具“錢銀貼”的地步，“金融”成爲全社會門檻最低的產業。在正規錢莊發行的票據急劇增多的同時，“有若許小錢鋪皆開錢票，過於原本”，更有人“冒充銀號開寫銀元票，乘隙荒閉，各商吃虧甚巨”。貨幣信用體系徹底糜爛，終於成爲袁世凱所痛斥的“買空賣空之市面”。
袁世凱深知，博傻遊戲之下，“岌岌不可終日”，只要擊鼓傳花的鼓聲停下來，定時炸彈就立即引爆，那時被殃及的，絕不僅僅是懷抱炸彈的人，或許還將搭上整個天津、乃至直隸的維穩大局，當然，還包括袁世凱這位剛剛成爲“疆臣領袖”的政治新星的前途。
市場幾乎崩潰，各界都十分清楚，以投機獲利的“貼水”，是這場危機的罪魁。袁世凱在寫給中央的報告說：“自臣接收天津之後，中外遠近各商，鹹紛紛以禁止‘貼水’爲請。”
袁世凱的第一個救市動作，就是增加流動性，先穩定住幾家主要的金融機構。他設立“平市官錢局”，籌集現銀100 萬，以月息5釐(0.5%)借給重要的錢商，以資週轉。與之前動輒高達30%的“貼水”相比，這是個相當低廉的利率。
隨後，袁世凱在1903 年1 月下令，嚴禁“貼水”。作爲金融票據的“錢銀帖”，必須與現錢、現銀等值使用。如此一來，票據的信用迅速上升，但那些已經將“貼水”作爲主要收益、甚至唯一收益的錢商，徹底斷了財路，相繼倒閉。後人因此指責袁世凱的救市用藥太猛，導致危機擴大，而這正是其休克療法。
休克療法迅速淘汰了一批“無本之商”，市場參與者開始變得相對純淨，袁世凱隨即注意，一些真正的錢商，也受到了池魚之殃。袁世凱坦承：“殷實錢商與若輩(無本之商)交易往來者，亦或受其拖累。”因此，他放緩了力度，一方面宣佈“舊欠推緩”(放緩清理之前的三角債的步伐)，另一方面則嚴格票據管理，規定只有拿到特別執照的錢商才能出具票據;而更爲關鍵的，是他計劃繼續加大財政資金的投入，“據各錢商環請撥借官款以資接濟”，給金融業輸血。
但是，此時的天津財政，空空如也，袁世凱向中央發出了求援報告。他說，之前地方財政已經給天津市面注資“現銀不下百萬兩”，但是“積困之後，空虛已甚，區區之數仍屬不敷。”
袁世凱的求援理由，一是哭窮，天津財政空虛，且暫時難以從資本市場上獲得融資;二是維穩，將救市與維穩的大局掛鉤，而這是大清國中央最爲關心也是最爲擔心的，一旦涉及維穩，只能算政治賬，而不能算經濟賬。
中央核心猶豫了很多天，袁世凱的報告是5月1日提交的，光緒皇帝過了11天(5月12日)才批轉“戶部速議具奏。”
戶部倒是雷厲風行，3天后(5月15日)就遞交了一封長長的報告，核心內容也是哭窮。
戶部計算，進入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月29日之後)，從正月到三月底，中央財政當期實收218萬餘兩，當期開支309萬餘兩，又耗去了部分存銀，庫存銀下降到478萬餘兩，而應付未付的工程款有200多萬兩，如果將這些應付未付的款項都減除，實際庫存白銀只有200餘萬兩。
戶部因此理直氣壯地說：“部庫所存只有此數，支左則右絀，顧此則失彼，實屬莫可如何。”
戶部認爲，袁世凱要求中央財政撥款救市，絕無可能，“現在京師銀根亦甚短絀，業由臣部電知各省關應解京餉迅速籌解現銀，毋得匯兌，以實京師，豈有轉將部庫存儲無多、待用方亟之款，空其所有撥付天津之理。”
戶部甚至警告說，袁世凱也不可指望兄弟省份來協助天津救市，因爲要籌集庚子賠款，各省已經累計欠繳京餉270多萬兩，“紛紛告匱，屢見奏章，是其無力協助天津。”
戶部最後將皮球踢回了天津，建議說，天津的事情應該在天津本地、依靠天津人自己解決，“就地籌款接濟”。
商人“出血”光緒皇帝沒有任何表態，只是將戶部的報告批轉袁世凱，而這就是表態：別指望中央了。
5月26日，袁世凱將戶部報告抄送給天津商務公所的所有成員，這是一種十分明確的壓力，商人們必須爲救市“出血”。
6月5日，袁世凱發文，任命了一批商人負責籌款自救的工作。他在發給天津商務會所的札文中說：“天津市面，情形異常絀滯，非得本地富紳招集股本，輔以官款，開設銀行，不足取信於人。”
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天津商人同意籌集100萬兩，袁世凱則同意官方對等籌集100萬兩。商人們要求，這件工作“任大責重，似須選擇殷富爲之領袖，方與招款放款交有裨益。”袁世凱因此任命楊俊元擔任“銀行總董”，石元士、卞熠光、王文鬱、李銘堪擔任董事。
同日，袁世凱也批覆了天津商務公所寧世福等關於挽救市面的大綱。這是一連串的救市動作：
發行新式的機器鑄造銅元，嚴禁制錢銅元離開天津境內及私爐銷燬，要求各級地方官嚴查。最終，袁世凱向市場投放了10元面值的銅元1000多萬枚，用公權力強行建立的準備金。銅元的流行與堅挺(但是這種堅挺沒有能夠維持多久)，拉低了物價，“衣食各物，均皆價廉”，對主要使用小額貨幣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無不遵章周流銅元”。而使用大額貨幣白銀的商家，也沒吃虧，商貿的順暢及物價的穩定，令他們獲得了更大的“維穩紅利”。
銀票、錢票銀票、錢票則選擇“上中等殷實錢商數十家”開據，其他機構一律不準再出具金融票據。6月11日，袁世凱批覆天津商務公所提交的40家錢商名冊，明確宣佈只有這40家可以出具金融票據，“除此40家外，非由該公所議允，稟明遵照蓋戳章程，不準擅自出票，違者嚴究不貸。”同時，第一批耗資4萬兩白銀鑄造的銅元到位，要求各錢莊前往銅元局兌換，儘快進入市場流通。
至於商人們提出的裁減徵收稅負的關卡、免除海巡等，則責成天津海關道與稅務司共同商議。
多管齊下後，“錢荒”危機終於渡過。袁世凱於6月15日向中央報告說，各項救市措施“粗有端倪，市面漸就安穩”。
“錢荒”解決了，但是，袁世凱並沒有輕鬆多久。這個總是要走極端的帝國，隨即又開始進入下一輪危機——“錢澇”。
新式鑄幣機大批量生產出來的銅元，因爲有着高達63%以上的鑄幣利潤，而成爲財政的新的增長點，全國各地方政府都紛紛上馬鑄幣項目，終於達到了16億枚的年產能，4億中國人人均40枚。連老外們都驚歎：“中國人要舉其所食五穀，傾其所穿衣物，盡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來換銅以趕製貨幣嗎？”
僅袁世凱的直隸銀元局，從1902年到1907年的4年多時間內，鑄造的各種銅元，足足有6億8000萬枚;而梁啓超統計，1904~1908年，全國共鑄造了124億2667萬枚銅元。銅元不久後就開始大幅貶值，最高跌幅達到了80%，再度引發物價飛漲，受害最深的就是使用銅元爲主的草根階層。
從“錢荒”到“錢澇”，無論是“市場”還是“市長”，最爲缺乏的都是“技術”層面的規則建設。但是，當一些人還在努力修補着這艘破舊航船時，另一些人已經不耐煩了，他們要在茫茫大海上破釜沉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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