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日本侵佔“滿蒙”的野心，在日俄戰爭之際就已初露端倪，日本早在1907年制定的《國防方針》中就明確提出：“在滿洲、在韓國扶植之特權，和向南亞及太平洋彼岸擴張自不待言，還應把進一步擴張作爲帝國施政之根本方針。”而在1927年7月1日田中義一在東京舉行的“東方會議”特別委員會會議上，與會者就“滿洲與日本有特殊關係”達成了一致意見。同時提出“需要對滿蒙確立固定不變的政策，同時保持滿洲的政治穩定，使之免於兵亂不停的中國之錯綜複雜的政治影響”。言下之意，就是將中國東北與中國本土徹底隔離開來，在不受到中國時局發展的影響下，以期達到肢解中國東北的目標。
因此，橘樸在這裏所提出的通過“滿洲事變”而徹底剷除阻礙中國前進的“軍閥勢力”也好，通過切斷與“中國本部的循環性動亂”，進而使東北民衆獲得“根據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創造政治機構的機會”的論調也好，不但沒有什麼新意，反而可以看到其與“東方會議”中所提出的肢解中國東北政策的一致性。換言之，橘樸的這種通過“滿洲事變”剷除“軍閥勢力”進而達到“解放”東北民衆的邏輯，只是爲日本侵佔東北尋找到了一個所謂“合理”的藉口而已。
1931年11月，在“九·一八”事變兩個月後，橘樸成爲了新成立的“滿洲國自治指導部”的顧問，隨着四個月後僞“自治指導部”的解散，橘樸的身份也隨之變成了於1932年7月25日成立的“滿洲協和會”的理事和特約顧問。這種身份的變化，不但強化了橘樸作爲僞滿洲國政治理論家的重要性，同時，也使橘樸在這裏更進一步地“發揮了自己的政治煽動性”。
“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東北人民的激烈反抗和日益擴大的武裝鬥爭的局面，日本殖民者深深認識到，單靠軍事行動根本無法鞏固殖民統治，還必須輔之以思想政治統治。“如果用強權壓迫，只能是一時的隨從，最終只要民族不被滅絕，終究會反叛的”。在上述形勢下，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了扶植傀儡國家僞滿洲國，實現其侵略擴張的野心，認爲不能只憑借暴力機構實行鎮壓，還必須公開推出“民族協和”、“王道主義”、“建設王道樂土”等所謂的建國精神招牌。於是，日本便試圖通過打出“民族協和”的招牌，形成僞滿洲國不是日本政府支配的國家，而是由日本人蔘加“民族協和”的獨立國家的假象。而所謂的“實現王道”“實現民族協和”的口號，則正是由橘樸一手炮製出來的。
1941年10月14日在日本東京銀座舉行的有尾崎秀實、橘樸等人蔘加的“大陸政策十年檢討”座談會上，在談到當時“九·一八”事變後僞滿洲國所面臨的“民族政策”的問題時，對於這個打着建設“王道樂土”招牌的所謂的“建設滿洲”理念的出籠過程，橘樸這樣回憶道：“由於（滿洲事變）是由軍部完全主導的，所以中國人的問題就是次要的了。我想這在當時是不得已的事情。剩下要處理的就是民族問題。由於在這之前我們（指僞滿“自治指導部”成員）曾經多次商談過這個問題，所以就提出了王道概念。但是石原（莞爾）中佐反問道，王道是什麼？如果用欺騙或恫嚇是行不通的。對此我解釋說，絕不是欺騙，王道是這麼這麼一回事，是中國人馬上就會接受的、非常有用的東西。不但有用，在理論上還有相當的根據，因此，就決定用王道（來建設“滿洲”）。過程就是這樣的。既然提出了王道，那麼民族的向背問題怎麼辦？既然決定用王道來解決民族問題，其結局就是民族協和了。王道是一開始就決定了的，（民族協和的）名稱好像是在這之後加上去的。”橘樸同時提出：“協和會的最大目標在於在滿洲實現王道政治。”而“協和會”則是“建設一種非資本家的，創造一種代替資本家的、由勞動者所統治的泛亞細亞的勢力圈，並以從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西洋勢力的壓迫下來保護自己爲共同志向”的一種組織。換言之，橘樸希望通過“協和會”，來實現自己將“滿洲”國建設成爲“東洋的共同體社會”基地的夢想。
由此可見，以僞滿“協和會”爲推廣組織，在“王道主義”基礎上提出的所謂的“五族協和”的“建國理念”，就是以“橘樸的王道理念爲主”。橘樸的這段話，徹底暴露了其自覺地爲日本侵略中國的“國策”服務的性質。因此，橘樸在這之後所提出的包括“王道論”在內的一系列觀點，都是極力爲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尋找侵略中國的理論根據，是爲日本對華侵略合理化、合法化獻計獻策的侵略理論。
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一開始就將“滿洲”作爲日本的傀儡以及滿足日本侵略政策的資源基地，在關東軍發給日本高級軍政人員的《日本人服務須知》中，道出了日本統治“滿洲”國的真實面目和目的。在這本小冊子裏，明確強調“滿洲國的建立不是滿洲民族的舊業復興，而是日本王道精神的發展，日本民族是滿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導者”；“日本人在滿洲的地位，不是僑民而是主人，雖具有日本與滿洲的二重國籍，但不是要使‘日本人滿洲化’，而是要使‘滿洲人日本化’”。這本祕密的小冊子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爲了統治“滿洲”而宣揚的所謂的“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的謊言，同時也暴露了橘樸爲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侵略政策服務的真正意圖。
同樣參加了“大陸政策十年檢討”座談會的尾崎秀實在聽完橘樸關於“滿洲建國”理念出籠的過程後曾提出了這樣的疑問：“關於五族協和的理論，確實是一個很巧妙的、經過深思熟慮的理論。特別是關於王道論，即使是現在來看，大概也找不出比這更好的（理論）了。但我一直有個疑問，就是不清楚是否在（滿洲事變）一開始，（日本）也同時考慮瞭如何應對中國中心部所面臨的問題了呢？現在聽了（橘樸的）這番話，使我當初的疑問一下子就清楚了，從一開始（關於滿洲的理論）就是殘缺不全的。”。
尾崎秀實的這番話，清楚地指出了橘樸思想上的缺陷。換言之，在面對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革命面前，橘樸所謂的“建設滿洲”的理念，根本就是完全無視歷史和現實的自以爲是的產物。
這時的橘樸，不但從思想上完成了自己的“轉變”，而且也通過自己的行動反映了出來。其所提出的“滿洲建國大綱”也好，“農民自治”也好，“民族協和”也好，完全都是圍繞着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的侵略政策來進行的。換言之，橘樸正是通過自己豐富的中國知識，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爲了扶植傀儡國家僞滿洲國，實現其侵略擴張的野心而公開推出的“民族協和”、“王道主義”、“建設王道樂土”等所謂的建國精神招牌進行了很好的配合，徹底轉變成爲了一個“右翼理論家”。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橘樸身上，許多日本知識分子中的“中國通”都在日本對華侵略戰爭中“轉向”，爭當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的“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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