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禁映電影《閻瑞生》 民國禁映的電影有哪些

1896年，外國商人第一次將電影帶到上海放映。這個神奇的玩意兒即使在西方也是新生事物，它立刻在中國宮廷和民間風行。早期進口電影只是一些無情節的簡單鏡頭，但老百姓十分喜歡 “西洋景”。當時的 “公知”們也認爲，電影比傳統戲曲更能開拓視野，更具教化功能，紛紛發表言論支持羣衆看電影。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電影成了雙刃劍。隨着技術進步，美國長篇故事片如雨後春筍，在中國大受歡迎。但這些驚險刺激的警匪片、偵探片，“向國人展覽以前聞所未聞的壞人壞事”，啓發各種離奇、兇殘作案手段。 1921年7月，中國第一部國產長故事片 《閻瑞生》上映，一週後就捱了中國電影史上頭一刀，成爲第一部被官方禁映的電影。

罪犯正法，電影槍斃

1920年，畢業於震旦大學的洋行白領閻瑞生，吃喝嫖賭背上鉅債，見上海花魁王蓮英腰纏萬貫，生出歹心，將她勒死搶走財物，案件轟動一時。大學生墮落，名妓慘死，千里追捕……此案集合衆多吸引眼球的元素，馬上被改編成小說、文明戲，成爲婦孺皆知的熱門話題。徐欣夫、陸涵章、顧肯夫等中國第一代電影發燒友抓住商機，聯合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投資拍攝電影於1921年7月上映。在此之前，因資金技術有限，中國故事片都是不足20分鐘的短片， 100分鐘的 《閻瑞生》是第一部國產故事長片。影片連映一個禮拜，淨賺4000多大洋。

見 《閻瑞生》票房火爆，上海最有實力的電影公司明星公司按捺不住，總經理兼導演張石川請鄭正秋編劇，推出全新刑偵大片 《張欣生》。這部電影根據張欣生謀財弒父的真實案件改編，比 《閻瑞生》要重口味得多。影片高潮在開棺驗屍一幕：溼麪粉加墨水製作出的死者五臟六腑，在特寫鏡頭下剖出來，嚇哭不少女人孩子。據說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彭允彝到上海出差，見 《張欣生》熱映便前往觀看，看到開膛這一段，憤然掩口離席。

輿論大譁，指責 《閻瑞生》和《張欣生》： “取窮兇極惡，描寫盡致，宣揚其姓名，流傳於世界，此尤不可忍矣。”巧的是，閻瑞生1920年落網審判時， “供認謀殺情況，都從美國偵探片看來的”。在輿論壓力下，小部分地區禁映了《閻瑞生》和 《張欣生》。

北洋政府無力建立全國性的電影審查機構，確立審查規章制度。江蘇、上海等地的民間教育協會於是自發組織了 “審片機構”，這些機構只能起到監督和譴責的作用，並無強制影片禁映權力。國民黨上臺以後，國家主導的審片制度纔開始確立。

撲滅《火燒紅蓮寺》

國民政府認識到電影不僅有娛樂、教化功能，更是意識形態宣傳的工具，因此對電影管理給予前所未有的重視。 1930年11月3日，行政院公佈 《電影檢查法》，規定：“電影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覈准：一、有損中華民族之尊嚴者;二、違反三民主義者;三、妨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者;四、提倡迷信邪說者。” 1931年2月25日，教育部和內政部組成電影檢查委員會，開始實行全國統一的電影檢查制度。

20世紀20年代，武俠小說在中國興起。明星公司老總張石川有一天深夜回家，見兒子在燈下 “用功”，走近一看，卻發現兒子看的是風靡全國的長篇武俠 《江湖奇俠傳》。當時明星公司經營狀況不佳，張石川本就心情鬱悶，一氣之下打了兒子一耳光，還沒收了小說。他生着悶氣隨手翻書，卻意外發現這是一根救命稻草。張石川請來老搭檔鄭正秋親自操刀，將小說改編爲電影劇本 《火燒紅蓮寺》，胡蝶擔綱女主角，頂級攝影師董克毅掌鏡。影片採用吊鋼絲、疊印、動畫等技術，製造隱形遁跡、空中飛行、口吐寶劍、掌心發雷、劍光鬥法等奇幻效果，樣樣都是開天闢地。 1928年上映後，觀衆無不爲之癡狂。

各大電影公司紛紛效法，推出“火燒某寺”、 “火燒某山”等山寨系列，銀幕一片 “火燒”。 1928至1931年，上海約50家電影公司攝製了近400部影片，其中250部爲武俠片。 《火燒紅蓮寺》始終穩居票房寶座， 1928年明星公司靠此片盈利近5萬元。公司趁熱打鐵，先後拍了18部 《火燒紅蓮寺》，直至今日，仍可謂電影界續集之最。如果不是政府叫停，不知道這把火還將燒多少部。

武俠片雖爲羣衆熱愛，在精英階層卻飽受討伐。片中充斥神話法術， “怪力亂神”，剛剛接受科學思想的知識分子對此深感不齒，視之爲愚民鴉片。宣揚布衣俠士、除暴安良，又令剛剛取得政權的國民政府反感。連左翼人士也排斥武俠，當時大批共產黨人正遭屠殺，而羣衆竟癡迷於脫離現實的紅蓮寺，瞿秋白抨擊該片 “充滿着烏煙瘴氣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場上的道德”。在此背景下， 1930年2月，上海市電影檢查委員會決定禁止“形狀怪異驚世駭俗”的影片。1930年7月21日， 《火燒紅蓮寺》準演執照被撤銷。此後幾年，電影檢查委員會共查禁武俠神怪片60餘部。

1937年淞滬會戰中，上海電影公司受損嚴重。日本人看上明星公司的名望和資源，曾意圖拉攏，張石川雖是商人，卻選擇不與日本合作，閘北廠區被戰火摧毀。電影檢查會爲救市，下令給大部分禁片鬆綁，連違反 《電影檢查法》第一項規定、 “有損中華民族之尊嚴者”的辱華片，也有14部得以復活。明星公司見狀，將18部 《火燒紅蓮寺》重新送檢，聯合電影界同仁，懇請解禁，以 “救濟職工生計”。考慮到 “明星”是中國最早的製片公司之一， “不忍看其消滅”，電檢會終於網開一面。 1938年， 《火燒紅蓮寺》重映。當時上海租界雲集許多內地來的 “高等難民”和 “土大款”，他們以前沒看過 《火燒紅蓮寺》，一聽說是 “禁片”，更吊胃口，結果重映票房比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明星公司淨賺數十萬，補發了所有員工工資。

國難當頭，一部影片拯救不了一個電影廠，不久之後明星公司還是倒閉了。

禁止辱華，放寬左翼

20世紀30年代初，出版審查機構爲查抄蘇聯文學和左聯作品，忙得焦頭爛額，電影檢查會卻沒在這方面投入太多精力。電影行業受資本操控，商業大片、小成本喜劇當道，不用政府出手，電影公司老闆就先把不賺錢的左翼電影扼殺在搖籃裏。武俠片集體被禁，無異於砍倒影界搖錢樹。各大公司陷入劇本荒，不得不考慮與左翼編劇合作。當時正值 “九·一八” “一·二八”事變之後，國人民族意識覺醒，期望看到反映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影片。

1932年，中共藉此良機，成立電影小組，瞿秋白直接領導，夏衍具體主持，小組勢力逐步滲透進明星、聯華、藝華、天一等電影公司。 1933年全國出品70多部故事片，左翼電影和進步電影有40多部。包括夏衍編劇的 《狂流》、《春蠶》、 《上海二十四小時》;陽翰笙編劇的 《鐵板紅淚錄》;沈西苓編劇的 《女性的吶喊》;洪深創作和改編的 《壓迫》、 《香草美人》;田漢的 《三個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等。

令人意外的是，所有左翼電影都拿到了執照，儘管送審後都捱了剪刀，但沒有一部成爲 “禁片”。對於教育部和內政部電檢會的不給力，國民黨宣傳系統教父級人物陳立夫十分不滿， 1934年親自出馬成立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重審許多已經過了審的左翼電影。夏衍編劇、趙丹主演的 《上海二十四小時》，表現資本家對勞工的殘酷壓榨，回爐後被剪一千多尺膠片，雖獲准上映，但已支離破碎不知所云。

強勢如陳立夫，亦沒有對左翼電影發出嚴厲禁令。左翼電影代表了當時中國最先進電影水平，國民黨宣傳部門欲振興文化事業，無能力也不願意將其趕盡殺絕。且左翼電影已成各大電影公司頂樑柱，電檢會查抄幾個攢武俠片的皮包公司不在話下，整治明星、聯華等大企業，則要觸及太多利害關係。據傳言，主管上海文教事務的潘公展就持有明星公司的股票。潘公展雖然對明星公司發了脾氣，但也只是警告他們再這樣拍就拿不到銀行貸款，沒有給予實際處罰。與張石川、鄭正秋並稱明星三巨頭的周劍雲，在聘請夏衍等人加入公司時，曾向他們交底： “各位也許不瞭解，工部局也好，市黨部也好，只要有熟人，必要的時候 ‘燒點香’，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所謂 “燒香”，即行賄送禮。在雷聲大、雨點小的查禁政策下，三十年代中後期，又誕生了 《漁光曲》、 《新女性》、 《神女》、 《大路》、 《十字街頭》、 《風雲兒女》等叫好又叫座的影片。

相比之下，電檢會對國外 “辱華”影片拿出了雷霆手段。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外國電影中的華人形象大多貪婪猥瑣，鴉片、小腳、娼妓等落後符號亦被誇張放大，國民政府認爲損害中華民國國際形象。派拉蒙、華納等公司均有影片被中央電檢禁映並沒收拷貝。根據賽珍珠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 《大地》，開拍前也險些被電檢會拒之門外，理由是劇本中的華人形象 “幾無一正人君子”。市場壓力下，米高梅公司不得不派代表來華，與中央電檢會達成攝製協議，同意由中方派員監督拍片，接受中方的修改意見，完成後將影片送審。爲了獲得拍片權，製片廠同外國政府簽訂正式協定，這在好萊塢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金錶換得上映許可證

抗戰勝利後，在1946年的政協會議上，中共將廢除電檢制度的議案擺在談判桌上。國民政府表面放寬文藝政策，實際非但沒有裁撤電檢會，還把電檢會設爲行政院直屬機構，同時受國民黨中宣部領導。 1945年至1948年的三年中，送檢的162部國產影片中有 48部被刪剪或禁止。1948年1月，在上海 《大公報》主辦的 “國產影片出路問題座談會”上，陽翰笙說，中國電影面臨 “主要的困難是檢查制度。我們二十年來在剪刀下生活，我們往往有好作品，怕通不過檢查，自己先就忍心剪掉;有時一個電影，什麼都好，故事好，體裁好，主題好，一切都好，卻只有一樣不好，就是通不過檢查官的剪刀”。

《一江春水向東流》是1949年之前中國電影巔峯之作。該片由蔡楚生、鄭君裏編劇導演，舒繡文、白楊、陶金、上官雲珠主演。這部電影險些成了禁片。送審時，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等諷刺性對白，公務人員玩牌、收金條等鏡頭，便衣密探捕人、主人公弟弟打游擊等情節都被剪掉，即使經過修剪，還是有人認爲應當禁映。鄭君裏經驗豐富，趕緊給檢查官員送去花籃，花下埋伏着幾塊金錶，終於有驚無險拿到許可證，劇組人員接到喜訊抱頭痛哭。

影片 《烏鴉與麻雀》聚焦黎明前最黑暗的社會現實，陳白塵、鄭君裏等主創特意準備了一份和諧版劇本交給電檢會，真正的劇本藏在攝影棚頂的稻草堆裏。 1949年春，解放軍逼近長江，國統區統治基本失序，電檢會形同虛設，上海警備司令部直接派人闖到 《烏鴉與麻雀》片場，沒收膠片勒令停拍。當時片子已經拍了三分之一。攝製組宣佈解散，實際晚上仍然關着門偷偷拍。堅持一個多月後，上海解放，影片順利完成，於1950年初上映。 《烏鴉與麻雀》永遠沒有拿到國民政府電檢會的許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