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蔣介石集團最終未能就範之原因中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937年底至翌年春，日寇先後在北平和南京扶植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兩個傀儡政權，傀儡們都希望日軍迅速消滅國民黨中央政府，否則，總感到“心中不安”，而日本派遣軍的頭子們也都向各自的傀儡們許了願，盡力滿足其要求，不斷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上述情況，自然引起國民黨政府的不滿，爲日寇的誘降設置了障礙，特別是汪僞政權的建立，更遭到強烈反對，在澳門會談時，中方代表陳超霖極力論述“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要求在停戰前必須由日方出面斡旋，讓汪精衛出國流亡或者隱退。
但日本堅決反對，要求蔣、汪合作，並提出“無合作即無和談”，其理由是：日方對汪負有道義之責，如欲讓汪下野，則日本國民亦要蔣下臺。結果雙方爭執不休，意見難以統一。
另一方面，汪僞政權中的一些頭面人物，對日、蔣會談也憂心忡忡，在汪僞政權成立初期，特別害怕日、蔣合作，如大漢奸周佛海曾認爲，蔣介石派人到香港同日方會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心是爲了破壞汪僞政權，他擔心日、蔣會談成功一年以後，自己可能遭殺身之禍，所以他在日記中寫道：“最七年級年利用餘與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後，必以暗殺方法殺餘。”瞻前顧後，不寒而慄。
而汪精衛則對阪垣說：“蔣介石的性格有明暗兩面，萬一會談公開時，我只有攜帶一隻箱子明天就動身。”感情對立，可見一斑。
當時蔣、汪政權嚴重對立，“和談”後不可能並存，而日本爲堅持己利，卻硬要蔣、汪成爲“捆綁夫妻”，這是蔣、汪雙方都不情願之事，因此，勢必從不同的側面影響着日本的誘降工作。
雖然到了1944年9月9日，日方被迫宣佈：“同意蔣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統一政府”;蔣、汪“兩者間的調整是中國的國內問題，由兩者直接談判”，明確告訴重慶政府，日本不再幹涉蔣、汪關係。
但是，此時的日本已是強弩之末，而汪僞政府的大員們爲了尋求退路，早已暗中紛紛重投蔣的懷抱，而日寇的所謂《實施對重慶政治工作方案》，對蔣介石集團已沒有多大的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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