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的抗爭勝利後，國民黨各級官僚到達收復區，在沒有受到約束和監督的情況下，他們各謀私利、濫用權力、營私舞弊，給收復區人民留下了極壞的印象。如上海的當地人給予接收人員一個貶稱——“重慶人”，並說他們只對五子感興趣，五子指的是：條子(金條)、房子、女子、車子、館子。
當時的《大公報》在半個月中兩次發表社評呼籲：“我們現在不但要收復失土，而且去撫慰受創的人心，收復失土，千萬不要失去人心。”“二十幾天時間，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
雖然輿論監督力量和效果微弱，但還是引起了一定的社會效應，爲了緩和輿論對接收中大規模貪污舞弊情況的批評，1946年，國民政府責成監察院牽頭，組織接收清查團清查各地敵產接收的情況，然而，此時距離接收敵產的時間已經過去一年了，雷聲大雨點小的清查團最後也只抓出寥寥幾個案例。
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遷回南京。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也對貪腐行爲作鬥爭，對貪腐行爲雖有所制約，但一旦牽涉到統治集團的高層，涉及家族利益，爲了不牽一髮而動全身，往往就不了了之。這也是蔣介石政權最終喪失民心，在中國共產黨政治、軍事壓力下，迅速崩潰的根本原因，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蔣介石之子蔣經國上海“打虎”之行。
由於戰後經濟尚未得到恢復，又馬上爆發了全面內戰，人民根本沒有“休養生息”的時間和機會。全國的通貨膨脹現象十分嚴重，以上海爲例，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零售物價增加了5倍，一年後又漲了30倍。但這時政府採取各種措施，皆未能奏效。
1948年8月21日，蔣介石任命俞鴻鈞爲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賦予警察大權，施行幣值改革、限制經濟、禁止工資與物價上漲，不過真正擔綱的是其副手蔣經國。蔣經國一到上海就立即投入工作，他將自己的隊伍派駐到上海管制區下的江蘇、浙江、安徽三個省，並在上海等地張貼公告：凡檢舉違反經濟管制者，經查屬實，可以得到沒收的財物折價之三成，作爲獎金。並稱對奸商速審速決，不予寬待。
經濟改革近一個月後，物價明顯穩定下來，上海的輿論對此評價很高，而蔣經國對此並不滿意，他認爲他的目標不只是控制住物價，國民黨要扭轉頹勢，必須要掃除腐敗勢力。
但上海是當時的全國經濟中心，多位大“老虎”臥伏其中，蔣經國在這時遇上了孔祥熙之子孔令侃。蔣經國在指控孔令侃的揚子公司存在經濟犯罪後，經宋美齡的勸解，由孔令侃作出和解姿態，交給政府約600萬美元，之後孔令侃就離開了上海。
最終，揚子公司查而未抄，蔣介石恐引起孔家和夫人宋美齡對蔣經國的不滿，只得密令蔣經國不要再查下去。表面上蔣經國將孔家掃除出上海，但實際上，他的退讓顯示出“打虎”之行無功而返。
此外，當時的政府要施行幣值改革，要求民衆兌換金圓券，雖然民衆對國民黨政權失望，但由於蔣經國上海打虎，因此還存有一些希望，覺得政府這次是要動真格的。老百姓就排隊去兌換金圓券，結果不到2個月“打虎”就失敗了，更關鍵的是由於全國經濟管制導致的連鎖反應。
隨着“打虎”失敗，幾個月後，金圓券就成爲廢紙，反倒成了政府攫取老百姓財富的手段。“經過幣值改革，把老百姓的金銀、外幣都換了金圓券，瞬時間兌換了金圓券的老百姓變得一無所有。這樣一來，蔣介石連普通老百姓、知識分子的支持也失去了。”
1949年初，由於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經濟出現全面崩潰，爲形勢所迫，蔣介石不得不在1月21日宣佈“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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