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倒了，辮子割了。”這八個字是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少年瞿秋白對當時社會變化的體驗之辭，它形象地說明了辛亥革命的兩大歷史功績：一是革了皇帝的命，一是革了辮子的命。
在中國，不懂得皇帝的權威，就不會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偉大歷史意義。從秦始皇到宣統，在2132年的時間裏，中國的歷史是同皇帝聯繫在一起的。1902年梁啓超在《新史學》中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也。”因而力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的古典史學，倡導“史界革命”，重建近代新史學。“五四”以後，更多的人看到這一點，並予以抨擊。但在“天下者主一人之天下”的中世紀中國，在皇權觀
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與“皇帝倒了”相提並論的是“辮子割了”。辮子本是女人的一種風俗習慣，而非“漢官威儀”的應有之物。但隨着滿族的興起和努爾哈赤的向外拓展，留辮與不留辮，遂由風習問題一變而爲滿漢民族間的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1621年，努爾哈赤攻下遼瀋後，即大規模地強迫漢人剃髮留辮。1644年，清兵入關，在攻佔北京尤其是攻佔南京之後，厲行剃髮令，“叫官民盡皆剃頭”，違抗者“殺無赦”。當時不但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令，而且還有“一個不剃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之令。中原漢人自古注重冠服，“披髮左衽”是最不能忍受的奇恥大辱，更何況“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剃髮留辮違背了漢民族多年來的歷史傳統和思想感情，也因此演化成了滿、漢之間的一種激烈對抗，於是便有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民族慘劇。清朝統一後，剃髮留辮憑藉政權的力量由滿族的風俗變成了滿漢民族共同的風習。
既然是一種風習，也就有相當大的穩定性和凝固性，不容易改變。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爲進呈《請斷髮易服改元折》，以辮子不利於打仗、不便於用機器、不利於衛生，且爲外人恥笑爲言，力主“斷髮”(即剪辮)，認爲不如此不足以“易視聽”，不利於變法維新。辮子是一束頭髮，然而它又維繫着家家戶戶同王朝和傳統的一種歷史聯繫，因此剪辮子與否不啻是一種嚴肅的政治抉擇。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主思想勃興，留辮成了效忠清王朝的標誌，剪辮則往往與反清革命相繫結，帶有鮮明的排滿革命意識，是革命的標誌。
武昌起義後，各地革命黨人即動員羣衆剪辮。1912年3月，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致電內務部：“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已多。至偏鄉僻壤，留辮者尚復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轉諭所屬地方，一體知悉。凡來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以行政的命令推行剪辮，具有非同尋常的意味。
在此之前，社會上對沒有辮子的人，“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大則指爲‘裏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在此之後，剪辮非但是正當的，而且是一個必須執行的命令。於是，剪辮漸成一種新風尚，留辮者則爲社會輿論所不齒，“非譏之爲豚尾，即詈之曰滿奴，甚欲削奪其選舉權，以實行強迫手段”。魯迅曾不止一次地說過，他感謝辛亥革命，就是因爲從此可以不帶辮子而自由自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兩種迥然不同的情形說明，辮子比皇帝更直接地使每個普通老百姓感受到革命浪潮的衝擊。
剪辮與否本身不會給社會生活帶來多大影響，但在近代中國它顯然又帶有觀念變革的意義。各個階層的中國人曾在辮子面前展現過各式各樣的面目。孫中山於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割掉辮子，表明了一個革命先行者同舊王朝的決裂。黎元洪於武昌起義軍逼迫下割掉辮子，顯示了一箇舊官僚在威逼之下的政治轉折。袁世凱於就任民國大總統的前夕割掉辮子，驗證了一個“名義上是共和主義者，但內心卻是專制君主”的人舍魚而取熊掌的內心權衡。
而梁啓超的一個廚子由於被人割了辮子，大哭了幾天，這是一種生活習慣，一種說不清剪不斷的戀舊之情。而喝過洋墨水的辜鴻銘在辛亥革命很久以後還拖着辮子，還自詡“殘雪猶有傲霜枝”，並傲然走上北京大學的講臺。這是一種植根於內心深處的自覺的遺老意識。形象雖然如此衆多，但社會觀念的變化畢竟已成爲時代潮流。誰敢保衛帝制誰就成了人人討伐的對象;誰還留着辮子，抱着老皇曆自居於潮流之外就成了封建餘孽。“封建餘孽”四個字出現於辛亥革命後，鮮明地反映了這場革命矛頭所向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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