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胡適一罵蔣介石：明定自己的職權，不得越權侵官
國民黨當局對待胡適的態度就是另一種樣子了。在“人權運動”中，當胡適對國民黨提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指名道姓地責罵蔣介石時，國民黨內當然也是羣情激憤，尤其一些中下層黨徒更是咬牙切齒，紛紛呈請“輯辦”胡適，甚至必欲食肉寢皮而後快，並掀起了一陣圍剿胡適的言論狂潮，把“反革命”、“X黨”、“反動”、“帝國主義的走狗”等種種帽子一股腦兒地扣到胡適頭上。國民政府也飭令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適，並迫使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灰溜溜地離開了上海。從這一方面來看，當局對胡適們的批評也是壓制得十分厲害的，以致於曹聚仁認爲“胡適的處境在那時期，並不比魯迅更自由些”。但胡適與當局的嚴重對立並受到當局的大力打壓，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在另一方面，即便在胡適與當局的衝突最緊張時，他也與當局的核心層之間有着一種“感應”與“對流”。沈寂在《論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一文中，對此一方面的情況論述較詳。下面參照沈寂文章，聊舉三例：
其一、胡適1929年5月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國民黨6月間召開的三屆二中全會所公佈的“治權行使之規律案”第二項即規定：“人民之生命財產與身體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經合法程序，不得剝奪------”這裏強調了政府執法是爲了“保障人權”，等於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胡適建議的實質。所以胡適在6月19日的日記中說國民黨此舉“與我的《人權約法》一文有關”。
其二、胡適在1929“人權運動”中發表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的長文，從文化復古、壓制思想自由等方面論證了國民黨的“反動”。胡適說：“我們至少要期望一個革命政府成立之日就宣佈一切法令公文都改用國語(引按：在此即指白話文)。------但是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並指出“至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文章最後要求“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改用白話。”胡適此文語氣激昂，大有戟指怒斥之態。而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國民黨中執會指令，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不再用胡適所謂的“鬼話文”而改用了白話文。按沈寂先生的說法，“這個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的舉動，無疑也是國民政府對《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所作出的反應。”
其三、胡適對國民黨當局的批評，或者說，胡適對國民黨政治的“改造”，不但以公開發表文章的方式，也以直接“上書”的方式進行。胡適常常直接致信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要人，對他們的言行直言指責，並正面提出應該如何的意見(在這一點上，胡適也與魯迅顯出重大差別。)而他的意見也時被某種程度地採納。1934年4月4日，胡適託人帶給蔣介石一封信，要求蔣“明定自己的職權，不得越權侵官，用全力專做自己權限以內的事”。並說：“名爲總攬萬機，實則自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據沈寂先生研究，胡適的“這一直諫幾天以後即起了效應”：中央社9日電，報導蔣介石的一個解釋：“日前手令出版物封面，非必要不得用外國文字年號”事，他說該手令是“命令行營政訓工作人員”的，“而政訓處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國，實屬荒謬。我蔣介石非中央黨部，非政府。我的手令如何能給中央宣委會，且通令全國，豈非笑話。望職員以後辦事，務須認清系統，明白手續，方能爲在上者分勞，不致將事辦錯雲！”胡適對此事的評說是：“各報所載文字相同，可見是他有意發表的，此事可見他知錯能改過。只可惜他沒有諍友肯時時指摘。”(1934年4月10日日記)。而沈寂先生這樣評說胡適對蔣的評說：“這細小的納諫，增強了胡適的信心。所以胡適處處維護這個政權。當有人起來反蔣時，他就說：‘今日無論什麼金字招牌，都不能減輕掀動內戰，危害民國之大責任。’甚至說‘我們不反對一箇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亂’。”
胡適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罵”，能在一定程度上爲對方所接受，說明以蔣介石“爲核心”的國民黨最上層，對胡適的“罵”並未採取全面排斥的態度。這當然不是說，當局對胡適言論的容忍就是無限度的。我們知道，對國民黨政權，胡適的態度是保存、合作、對抗。保存，即意味着反對旨在推翻這個政權的任何行爲，尤其是暴力行爲，說得具體說，即意味着當共產黨的“暴力革命”令蔣介石頭痛萬分時，胡適堅決站在了蔣政權一邊，以自己的“道義力量”支持着它。這是胡適自定的底線。而這也是當局對胡適容忍的限度。在這個限度以內，胡適的“罵”再尖銳激烈，也能讓當局感到一種“善意”，一片“苦心”。以蔣介石“爲核心”的國民黨最高當局，雖然也必然時時感到胡適的“忠言”很“逆耳”，但他們同時也十分清楚，這畢竟是“忠言”，不能與魯迅寒光閃閃的“匕首投槍”混爲一談。這樣，即便胡適的言論“過火”些，甚至不時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蔣介石，蔣介石和最高當局也能容忍了。當然，這裏的所謂“容忍”，是指不採取通緝、逮捕、暗殺等措施，至於默許甚至慫恿中下層黨徒和報刊對胡適進行攻擊、謾罵，甚至指使有關職能部門出面對胡適發出“警告”，就是另一回事了。
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當局，能在相當程度上容忍胡適的批評，當然也與胡適的批評總是從正面出發，總是能提出積極的建設性的意見有很大關係。對於胡適的正面意見，以蔣介石爲首的黨國要人，通常表現出很重視的姿態。“人權運動”時期，就在中下層黨徒對胡適表現出忍無可忍的激憤時，“國舅”宋子文卻約胡適晤談，請胡適代他們“想想國家的重要問題”在後來的生涯中，胡適與蔣介石等當政要人直接對話溝通、當面建言獻策，更成一種常事。蔣介石們這樣做，有作秀的成份，也有爭取胡適們支持的用心，當然，也不無聽取意見的誠意。
魯迅爲何不“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解釋起來比較容易。而胡適爲何“敢”這樣做，要說清楚則稍稍困難些，因爲胡適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較之魯迅要複雜得多。國民黨內部並非鐵板一塊，有不同觀念的矛盾和較量，有不同派系的明爭或暗鬥。而胡適們之所以能尖銳激烈地批評國民黨，甚至“敢”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也在某種程度上藉助了國民黨內部的思想和權力紛爭，正如沈衛威先生所說，“是鑽當局的空隙，利用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沈衛威的書中，對“《新月》背後的政治關係”有精彩的分析，在此就不贅述。
我知道，我並沒有把魯迅的不“敢”和胡適的“敢”說清楚。好在我真正關心的，也不是這個很具體的問題，而是魯、胡兩個同時代有巨大影響的知識分子不同的現實姿態和政治取向。——這個問題要說清楚，就更不容易了。
1991年1月22日和23日，在臺北，我花了兩個上午時間採訪王志維。王先生當時是胡適紀念館的實際負責人(有人稱他爲館長，有人稱他爲館主任)。王志維抗戰時期就到了中研院，編制原在史語所，跟胡適交往甚多，是胡適晚年身邊的工作人員。胡適在南港住宅裏的私人物件都由王志維管理;王志維的太太張彥雲常替胡適縫補衣釦，胡適極爲感謝。1961年11月15日，中研院總務主任薛世平患病，請求辭職，胡適想把王志維從史語所調出，接替薛世平的位置。11月18日，胡適給當時代理中研院院務的史學家李濟寫了一封信：“昨天薛世平兄有辭去總務主任工作的信給我，我想調王志維兄爲總辦事處祕書，代理總務主任。我盼望老兄能同意這辦法。我觀察了志維兄三年之久，覺得他有才幹，有操守，又有好學的熱心。所以我想請他擔任這件很麻煩的工作……”
1958年胡適二罵蔣介石：“總統”對我的誇獎是錯誤的以下，是王志維口述的史料，談及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
胡適跟蔣介石關係本來很好。胡適在美國當寓公時給臺灣史學家李濟寫過一封信，希望自己出資，在臺北南港蓋兩間小房，以便利用中研院的資料，並藉助中研院一些青年學者的幫助，完成他尚未完成的兩部著作《中國思想史》和《白話文學史》。蔣介石得知此事，立即責成國民黨“總統府”的祕書長張羣過問此事，立即撥款爲胡適蓋了一棟小洋樓，配齊傢俱、盥洗用具，其中很多都是進口貨。
1958年，67歲的胡適跟蔣介石發生了一次正面衝突。這一年的4月10日，胡適就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前往祝賀並致祝詞。蔣的發言稿是由陶希聖起草的，講話中除把胡適大誇一通之外，又大肆鼓吹中國傳統的倫常道德。不料胡適有些“不識擡舉”。他當場反駁：“剛纔‘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些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們不要相信‘總統’十分好意誇獎我個人的那些話。”胡適還藉機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他說：“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總統’對我個人有偏私，對於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胡適當場反駁蔣介石，使在場的人聽得目瞪口呆，從此胡蔣之間加深了隔膜。事後有些朋友規勸胡適，認爲他態度有些過分。胡適不接受，說：“我跟蔣公是老朋友，頂他兩句沒關係。”不久，蔣介石來電話，要找胡適開誠佈公談談。胡適對朋友們說：“好極了，‘總統’要來中研院，我們大家一起跟他談談。”不料這回蔣介石的汽車開出不久，就有電話催他折回，說有緊急公務，胡蔣之間於是失去了一次開誠佈公的機會。
1960年胡適三罵蔣介石：“總統”沒有出過國
1960年7月，胡適赴美國參加在華盛頓大學舉行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至10月中旬才經日本返回臺灣。在此期間發生了著名的雷震案。胡適的友人雷震因試圖在臺灣組織反對黨而被捕，罪名是“涉嫌叛亂”;他擔任發行人的《自由中國》雜誌也被查禁。胡適對蔣介石的獨裁行徑感到“大失望”。當年11月15日，胡適要求見蔣介石，彙報中美學術合作會議的情況。這次會見是由“總統府祕書長”張羣安排的，當時的氣氛相當緊張。首先，蔣介石安排的時間是上午十一點半，也就是午飯前的半小時，說明根本沒有懇談的誠意;其次，蔣介石以前都是單獨接見胡適，這次會見時一左一右站着兩位便衣，殺氣騰騰。蔣介石搶先談到了雷震問題。他說：“我對言論自由，已經放得很寬，但雷震背後有共產黨的間諜，‘政府’不能不辦他。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們的‘政府’。”胡適說：“今天‘總統’說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我受不了。1949年4月，我對美國記者說，我願用我的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十一年前的這句話，我至今沒有改變，也許我的道義不值一文。‘總統’沒有出過國，‘副總統’也沒有出過國，警備司令部的發言人也沒有出過國，他們不會深知雷震案在國外產生的不良影響。”這次談話大約進行了五十分鐘，可以說是不歡而散。
胡適生前跟蔣介石的這兩次正面衝突，實踐了他的人生格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生活百科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