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去世時宋慶齡多少歲？兩人結婚時，孫中山49歲，宋慶齡先生22歲。他們結婚近十年時，孫中山去世，宋慶齡先生32歲。宋慶齡的政治生涯是從她作爲孫中山的助手和妻子開始的。如果說1913年8月底滿懷理想與憧憬的宋慶齡在學成歸國途中與家人在日本相聚，成爲她接近中國革命的領導中樞繼而投身革命的契機，那麼1915年10月25日她與孫中山結婚，則成爲她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她集孫中山的妻子、學生、助手等角色於一身，是孫中山晚年革命活動的重要參與者;當孫中山逝世以後她又從幕後走到臺前，成爲國民黨左派的傑出代表、堅持和捍衛孫中山革命事業的重要政治象徵。不過宋慶齡從“孫中山的妻子”到“孫中山思想與事業的繼承人”這一角色轉換，除了她與孫中山的相知相伴以及她賦予自己的使命所使然之外，她能夠被國民黨黨內的同志所認可、被公衆所接受還經歷了一個建構的過程。
孫中山的助手與妻子
1913年6月宋慶齡從美國威斯里安女子學院畢業，並獲得文學學士學位。這位年輕的文學士原想再學習一兩年，但她的父親打來急電召她去日本見他。於是她應召啓程。
8月29日宋慶齡抵達橫濱，父親宋嘉樹到港口迎接。這時她才知道親人們不是舉家到日本迎接自己，而是因爲參與二次革命爲躲避袁世凱政府的追捕，正與孫中山等流亡日本。第二天，她和父親、姐姐一起拜訪了孫中山。她在致外國友人白塞脫的信中這樣回憶初到日本的日子：
“由於家父是孫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從孩提時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
“我發現我父親在日本政治避難，孫博士也在那裏。從我父親和孫博士的交談中，我得悉我們的民國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因爲袁世凱想陰謀推翻它，一些國家在道義上和政治上支持袁世凱，因爲它們被其狡詐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陰險毒辣的宣傳所欺騙。我國民衆之聲被壓制。革命事業似乎無望。孫博士的某些追隨者，在絕望中把革命事業看作失敗的事業而放棄了。”
“僅僅爲了滿足一個自欺欺人的虛榮心，而把我們的民國倒退到君主國的想法，對我來說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國勢岌岌可危，非常痛切，決心爲我們的事業而工作。”
就這樣，宋慶齡開始參加孫中山所領導的捍衛共和國的鬥爭。
在日本期間她和父母住在橫濱，經常由父親或姐姐陪同到孫中山的住處東京赤阪區靈南阪26號工作。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資料的記載，從1913年8月到同年12月，她同父親和姐姐一起曾11次拜訪孫中山。1914年1月她陪伴生病的母親回國治療，當母親的病情大有好轉之後，她“決定在美國攻讀新聞學，以便使自己瞭解中國的真正事實和形勢。”她的這一想法得到了父親的支持。但此刻宋嘉樹的健康狀況變得很差，他身體虛弱，作爲女兒，宋慶齡不能再按計劃回美國。
1914年3月，宋慶齡回到日本，繼續幫助父親和姐姐協助孫中山工作。同年6月以後，因爲擔任孫中山英文祕書的宋藹齡準備與孔祥熙結婚，她開始逐步接替姐姐的工作。在協助孫中山工作的日子裏，宋慶齡負責所有密電碼和外文信件的覆信工作，同時，她得到少有的特權能看到某些日本著名政治家和他們的夫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頭山滿和夫人。她這樣告訴遠在美國讀書的妹妹美齡：“我從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就是我從小姑娘的時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中國革命的中心。”
孫中山不僅將各項革命工作託付給宋慶齡，而且時常與她討論時局的發展變化，幫助她理解紛繁複雜的政治現象。對於這時的宋慶齡而言，孫中山不僅是黨的領袖、父親的老朋友、自己的一位學識淵博的老師，而且也是自己人生的榜樣。在她看來，孫中山的思考與實踐昭示着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於是，支持孫中山與推動中國革命，幫助孫中山與捍衛民主共和制度在這裏合二爲一。用宋慶齡的話說就是：“我不知不覺漸漸地被他吸引，所以當他要求和我結婚時，我就同意了。”
作爲妻子，婚後的宋慶齡隨侍在丈夫身邊，陪伴丈夫散步、就醫，督促他在工作的間隙稍作休息或鍛鍊，無微不至地照料着他的生活。孫中山的衛士和副官馬坤曾這樣描述他們的家居生活：不管發生什麼事她總是使孫中山高興和愉快。她每晚都同孫中山坐在一起看書聊天，還常在家裏放電影。他們在工休時打門球，工作人員都同他們一起玩。孫同宋常說笑話，還彼此取笑。他隨意把球打出去，她就在旁邊又笑又喊，說他只想贏球，什麼招兒都使出來了。
處在密探的跟蹤與監視下，宋慶齡像所有的妻子一樣爲丈夫的安全擔憂。她告訴友人：“如果他不與我在一起，我就感到不安。”她這樣描述自己的心境：
“我現在既感不安又感受到了幸福，所高興的是我鼓起了勇氣，克服了膽怯和懷疑而決定了自己的婚事。我感到心裏平靜了下來，並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溫暖。”
談到自己的丈夫時，她心中的自豪與幸福感溢於言表：
“你記得嗎？在蒙特利特時我們去聽卡梅倫先生所做的關於中國的圖解講課，他給我們看了一張孫逸仙博士的照片。當時我沒有想象過我們兩人之間會有超過朋友的關係。但這是命運。”
“我的丈夫一直是中國的改革家，也是我們民國的創始人。”“他比我年長許多，知道如何使我成爲一個英雄的崇拜者，雖然我們已經結婚將近一年半，但我對他的崇敬之心依舊。像以往一樣，我是他忠實的崇拜者。”
在宋慶齡的眼中孫中山不僅是自己的丈夫，而且是自己可敬的師長。她告訴摯友：“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淵博，每當他的腦子暫時從工作中擺脫出來的時候，我從他那裏學到很多學問。我們更像是老師和學生。我對他的感情就像一個忠實的學生。”
及至晚年她仍清晰地記得：“我的丈夫有很多書，他的起居室裏掛滿了彩色地圖。”每當夜晚，“我的工作是爲他讀科學著作，如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書和社會學的書。他雖然已經放棄醫生業務，但對於醫學書籍仍有興趣。我從不讀小說或故事書一類的書，但有時朗讀一些輕鬆的文章，如當時英語和日語報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士·康特黎爵士和他的夫人從倫敦寄來的讀物。”“那些夜晚，可以說是我當孫先生學徒的時代。”
作爲助手，宋慶齡爲孫中山起草電文、信函，爲孫中山謄寫和打印文稿。她在致友人阿莉的信中這樣描述：“我幫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爲他答覆書信，負責所有的電報並將它們譯成中文。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勞動和犧牲將得到報答，那就是看到中國從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來，作爲一個真正名副其實的共和國而站立起來。”
在她的協助下，孫中山繼1917年完成《民權初步》之後，於1918年完成《實業計劃》，於1919年完成《孫文學說》，這些著作後來合編爲《建國方略》出版。正如論者所指出：這些工作“加深了她對孫中山的思想與事業的理解，促使她的思想與孫中山的思想日益契合。”她親歷了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失敗後，爲實現中國的獨立與解放苦苦求索的過程;參與了孫中山對其革命實踐活動的反思;陪同孫中山接待來自俄國和共產國際的使者;參加了孫中山晚年的理論創造活動;目睹了孫中山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以後，其“人民革命計劃”取得初步成果。與孫中山共同生活的歲月使她深深體會到：當“自己的理想得以作爲人類的理想而實現，隨之幸福必將到來。”“婚姻生活的幸福不同於並大大超過處女時期的滿足，特別是當幸福包含在使所有在你周圍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的共同的願望中，這就足夠了。”(宋慶齡：《致阿莉》，191 7年2月22日)
1924年11月，孫中山偕宋慶齡等北上，準備就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問題進行談判。不幸的是他本人卻因積勞成疾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這是宋慶齡人生經歷中的又一重大事件。愛潑斯坦曾這樣描述孫中山的去世對宋慶齡情感世界的打擊：“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從來沒有分開過——共擔革命的風浪和無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溫馨和幸福”;現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領袖、她的導師以及——從某種意義上說——給她父親般慈愛的人”。
多年以後她這樣告訴自己的摯友廖夢醒：“在孫博士去世後幾天裏，我感到自己是那樣無助。我把自己藏在一間黑屋子裏，拒絕見任何人……”
因爲孫中山的逝世不僅意味着她失去了自己的親人，而且意味着她從此要獨立地去爲他們共同的理想而奮鬥，這包括她要對複雜的政治形勢做出判斷，要根據這種判斷確定自己的鬥爭策略與鬥爭方式;她再不能默默地在幕後工作，而必須走到臺前。這意味着她必須戰勝自我，因爲“孫先生之精神實未嘗死。吾人應共起奮鬥，爲民族爭獨立，爲人權爭保障。”
從孫中山的妻子到黨內可信賴的同志
如前所述，宋慶齡與孫中山結婚以後的生活雖因政局的變化而動盪，但也溫馨、幸福，不過國民黨內仍有人對此持異議，他們甚至故意稱呼她爲“宋小姐”而不是“孫夫人”以示不滿。
1922年6月，在陳炯明的叛軍炮轟總統府的危急時刻，宋慶齡毅然留下掩護孫中山先行撤退，自己卻險遭不幸並因此而流產，終生不能再孕。她的這一行爲贏得了黨內絕大多數同志的敬重。同年6月28日、29日上海《民國日報》發表了宋慶齡爲接受國聞通訊社記者採訪而撰寫的文章《廣州脫險》，這篇文章使更多的人瞭解到事變的真相及她和孫中山死裏逃生的經過。作爲一位女性，宋慶齡爲保護丈夫和中國共和之父孫中山而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精神打動了無數讀者。此後“夫人 ”或“孫夫人”便成爲黨內同志和普通民衆對宋慶齡的稱謂。
宋慶齡進一步爲黨內同志所瞭解則是在1924年底至1925年3月她陪伴孫中山北上期間。當時她對孫中山體貼入微的照顧使隨行人員無不爲之感動。在孫中山病重期間，她強忍自己內心的痛苦與焦慮寬慰孫中山，說服他接受中醫的治療;無論是在醫院還是在臨時行轅，她衣不解帶、食不甘味、隨侍在孫中山的病榻前;在孫中山病危期間，她從大局出發支持國民黨人懇請他預立遺囑;孫中山逝世前一天，她又在家人及在北京侍奉孫中山的國民黨人的見證下，含淚託着他的手腕在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囑上分別簽字。所有這些無不令在場的國民黨人爲之動容。當時作爲孫中山中文祕書的汪精衛對孫中山說的一番話頗能反映他們的這種感受：“夫人侍奉先生病，如此盡心，我們同志很敬重她，又很感激她。萬一先生有什麼意外，我們同志定要盡心調護她的安全。”
可以說是宋慶齡的品格征服了衆人。而孫中山在病危期間對宋慶齡的信任與期待，以及宋慶齡對孫中山的忠貞又使她的形象不斷得到昇華，繼而確立了她作爲國民黨內的重要成員、未來執行孫中山政治遺囑的受託人的地位。
3月11日凌晨，病危的孫中山召喚宋慶齡、孫科、汪精衛、邵元衝、黃昌谷、于右任等到病榻前並告訴他們：“餘此次來京，以放棄地盤，謀和平統一。以國民會議，建設新國家。務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現。乃爲痼疾所累，行將不起。死生常事，本無足慮，但數十年爲國奔走，所抱主義終未完全實現。希望諸同志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成立，達到三民、五權之主張，則本人死亦瞑目。”
這實際上是孫中山的政治囑託。這一行爲一方面表明孫中山希望黨內諸同志能夠繼續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事業，另一方面又向黨內同志表明，在孫中山的心目中宋慶齡不僅是自己的妻子，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賴的同志，因此她是自己政治遺願的重要託付者之一。從這個角度看，孫中山的臨終囑託不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同日上午孫中山分別在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囑上簽字之後，仍對國事、家事放心不下。在國事方面，他叮囑隨侍在身邊的同志：“我他無所懼，唯恐同志受內外壓迫，屈服與投降耳”;“我死了。四面都是敵人，你們是很危險的！希望你們不要爲敵人軟化”。
在家事方面，他把兒子孫科、女婿戴恩賽叫到牀前，叮囑他們要“順事繼母宋夫人”。
此刻的孫中山仍然對未來宋慶齡的處境放心不下。在黨內同志面前，他一改以往“歐巴桑”的稱呼，鄭重地以“廖仲愷夫人”的稱謂呼喚何香凝到自己身邊，用手指着宋慶齡囑託說：“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後望善視之，不可因其爲基督教人而歧視之。”
此刻孫中山舌頭僵硬，張口而不能出聲。何香凝掩淚回答：“我雖然沒有什麼能力，但先生改組國民黨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後我誓必擁護孫先生改組國民黨的精神，孫先生的一切主張，我也勢必遵守的。至於孫夫人，我也當盡我的力量來愛護！”
何香凝還告訴孫中山：“昨天我已與汪精衛聯名打電報給廣東財政當局，請他們以後照顧孫夫人。”
孫中山聽後，含淚握住何香凝的手說：“廖仲愷夫人，我感謝你！……”
3月11日下午孫中山的神志時而昏迷，時而清醒。宋慶齡側面垂淚，悲愴不已。他們之間的一段對話令在場的人無不爲之動容。
孫中山說：“達齡，汝不用悲哀，我之所有即汝所有。”
宋慶齡答道：“我一切都不愛，愛者惟汝而已。”她言時哽噎，淚如雨下。
當孫中山精神稍好一些又向宋慶齡交代後事，言畢，攜宋慶齡手“做哀訣詞”，宋慶齡“泣不能抑”，旁立者“皆爲涕零”。
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孫中山病逝，“惟眼注視孫夫人，口亦仍張，孫夫人以手敷垂其眼簾，衆人乃均慟哭失聲。”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孫中山將自己的身後事託付給了宋慶齡和黨內的同志們，也將自己對宋慶齡的愛戀、牽掛與信任真切地展示在衆人面前。他以極具象徵意義的形式告訴衆人：宋慶齡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可以託付重任的同志，他期待他們以同志之禮善待她，而不以年輕、不以宗教信仰非難她;他期待他們遵循自己的遺囑，不屈不撓地將他所開創的革命事業進行到底。至此，孫中山以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崇高的威望幫助宋慶齡在國民黨內初步完成了她的角色轉換。
從孫中山的遺孀到孫中山思想與事業的繼承者
孫中山去世後，宋慶齡及其他親屬協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一起完成了孫中山遺體的解剖、防腐處理以及入殮、移靈大典和一系列悼念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她逐漸被公衆瞭解。
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弔唁現場，出現在公衆視野中的宋慶齡“頭上罩着黑紗，全身喪服，穿着白珠鑲邊的旗袍，黑鞋黑襪黑手套”。人們“透過黑紗看到她面色蒼白，緊閉着嘴，微低着頭。當她由兩個人攙扶着慢步朝社稷壇走去時，偌大的公園裏，只聽到風聲和隱隱的啜泣聲”。那一刻，宋慶齡作爲孫中山的遺孀其哀婉動人而又堅忍理智的形象深深印刻在人們的腦海中。
其後，宋慶齡的品格和孫中山對宋慶齡的信任等信息逐漸通過新聞媒介的傳播及國民黨人在不同場合的介紹而爲公衆所瞭解。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件事情極具代表性。
1925年4月12日，宋慶齡和母親、孫科等出席上海各界人士追悼孫中山大會，何香凝在會上發表演說。她在演說中除了高度評價孫中山的歷史功績以外，還向出席大會的約10萬人這樣介紹宋慶齡：她在孫中山的“病榻之旁，三月未離一步，衣不解帶，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爲精神，使吾人永遠不忘者則爲孫夫人”。“夫人之精神與勞苦，爲吾輩所當敬愛，先生日語夫人，盼同志繼續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輩當念先生之言，隨夫人之後共同奮鬥”。
如果說此前人們只是感受到孫宋婚姻對傳統觀念的顛覆，只是瞭解婚後端莊文雅的宋慶齡陪伴丈夫出現在各種公共場合，勇敢地挑戰“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只是見到孫中山去世後她那悲慼而又堅強的神態的話，那麼從總體上講她在公衆心目中或許也僅僅是一位有着基督教信仰和顯赫的家庭背景、受過西方教育、追求個性解放的新女性而已。但是現在則不同了，何香凝以其國民黨元老、孫中山的忠誠追隨者、孫中山遺囑見證人之一的身份告訴公衆，宋慶齡不僅僅是一位追求個性解放的新女性，她還集革命精神與中國傳統美德於一身，是孫中山思想與事業的繼承人。
何香凝在演說中這樣刻畫了宋慶齡的形象：
1.作爲孫中山的妻子，宋慶齡對丈夫感情至深，她無微不至地照顧病重的丈夫，突出地體現了中國婦女的美德，是令人尊敬和愛戴的楷模。
2.宋慶齡的行爲體現了孫中山所倡導和踐行的革命精神，是一切忠於孫中山所開拓的革命事業的人們學習的榜樣。
3.孫中山在彌留之際給宋慶齡以囑託——希望同志們繼續努力革命。
4.現在雖然孫中山去世了，但是能夠理解和實行孫中山思想與主張的宋慶齡還在，我們應當遵循孫中山的教誨，跟隨宋慶齡一起完成孫中山的未竟之業。
在這裏，何香凝一方面如實介紹了宋慶齡的行爲與品格，拉近了宋慶齡與普通民衆的距離;另一方面又對宋慶齡的角色賦予新的意義——她不僅是孫中山的夫人和遺孀，而且是得孫中山革命思想真傳、爲孫中山所信任並接受孫中山臨終託付的人。她集溫柔與賢惠、忠誠與奉獻於一身，是中國傳統美德與孫中山革命精神相結合的完美代表。何香凝所建構的這一形象既符合一般民衆對孫中山未亡人的角色期待，又滿足了他們爲痛失革命領袖而倍感焦慮的心理需求;它既爲宋慶齡的角色轉換作了清晰的定位，又爲這種角色轉換提供了合法性基礎。這也是筆者目前所見到的最早將宋慶齡定位於孫中山思想與事業繼承者的資料。自那時以來，宋慶齡作爲孫中山思想與事業繼承人這一角色的內涵雖然不斷被豐富或引申，但是從本質上看，這些解釋基本上都是在何香凝1925年所建構的基礎上的一種擴展。
宋慶齡在國民黨黨內政治地位的確定
宋慶齡通過國民黨黨內的組織程序被進一步確定其政治地位是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但早在半年多以前國民黨內已經開始討論提請宋慶齡擔任黨內職務的問題了。
首先是1925年4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成立“孫中山先生永久紀念會”，宋慶齡爲紀念會永久委員，並可以隨時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如果說這還是一個榮譽職務的話，那麼隨後何香凝提請宋慶齡接替她擔任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一職，則是賦予她黨內職務的開始。
1925年6月18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88次會議。時任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的何香凝致函中央執行委員會懇請辭去現職，而由宋慶齡接任。何香凝提出宋慶齡“學問貫中西，閱歷經驗廣”，由宋出任這一職務可“造福女界”，對國民黨而言“藉其聲望，黨務可發展”。會議討論並一致通過了何香凝的提議。
6月23日廖仲愷、鄒魯、汪精衛聯名致函宋慶齡：“本會前準婦女部長何香凝同志函開(錄全文)等由，經提出本會第八十八次會議，一致通過請夫人擔任婦女部長，敬祈慨允擔任，並祈示覆來粵就職日期是荷。”
7月25日宋慶齡覆函廖仲愷、鄒魯、汪精衛：“蒙委慶齡爲婦女部長，本當勉竭綿力，以隨諸先生之後，爲國爲黨服務。然竊念德薄能鮮，焉能膺斯重職？且遠居申江，難以就任。”因此她建議“另選高者，以充此席。”
8月7日鄒魯致電宋慶齡：“再電請就職。切盼速來勿辭。”但是宋慶齡仍未應允。
12月4日何香凝又一次致函宋慶齡催促她來廣東就任婦女部長;12月22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28次會議同意何香凝再次請求宋慶齡到廣東接任婦女部長一職的提議，並致電宋慶齡，請她早日來粵就職，但宋慶齡一直沒有就職。
由於缺乏相關資料，筆者尚無法解釋何香凝爲何提議以及這一提議獲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意的具體過程及其深層原因，筆者同樣無法解釋宋慶齡爲何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再催促下仍未就職的真實原因。不過下述因素或許值得考慮：
第一，孫中山的靈柩暫厝北京香山碧雲寺後，宋慶齡和孫科等自4月中旬起着手孫中山陵墓的選址、陵墓設計方案的徵集與評選等工作，爲此她多次往返於上海與南京之間，因而她在客觀上難有精力去思考和領導婦女工作的開展。
第二，孫中山逝世以後國民黨內鬥爭日趨複雜和激烈。就在鄒魯再電宋慶齡促其赴粵就職後的第13天就發生了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廣州遭暗殺的事件，兩個月後國民黨內又出現了鄒魯、謝持、張繼、居正等公開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並組織進行分裂活動的“西山會議派”。在這種情況下，宋慶齡既要完成孫中山的未竟之業，又要避免被各種政治勢力所利用，以宋慶齡的身份而論，她暫不擔任黨內公職或許更爲有利。
不過形勢的發展卻不允許宋慶齡繼續以較爲超脫的身份活動。
1925年12月11日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及各部部長召開第126次聯席會議，決定於 1926年1月1日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譴責西山會議派爲非法，重申孫中山於第一次代表大會所確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之根本方針。
12月2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129次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和各部部長聯席會議。會上婦女部長何香凝介紹宋慶齡、蔡暢、廖冰筠三位女同志，提出請指定一人爲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會議決議，指定宋慶齡。是日，廣東省黨部召開選舉大會，經投票，宋慶齡正式當選爲出席國民黨二大代表。
1926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1月3日宋慶齡自上海啓程經香港赴廣州出席大會。1月4日國民黨二大舉行第一次會議。上午與會代表聽取了大會祕書處關於大會籌備經過的報告，通過了會議規則，推舉汪精衛、譚延闓、譚平山、鄧澤如、丁惟汾、恩克巴圖、經亨頤7人組成主席團，吳玉章爲祕書長。1月7日會議繼續舉行。在下午的會議上，汪精衛提議：“主席團的中部主席經亨頤同志，到現在還沒有來。現在主席團以爲我們常常紀念孫先生，現在孫夫人宋慶齡同志到廣州，孫夫人一向在上海於中部情形也很熟悉，可否請宋慶齡同志擔任主席團的主席。”全體一致鼓掌通過。當晚8時30分宋慶齡經香港到達廣州。
1月8日宋慶齡出席大會並發表演說，呼籲全黨團結合作以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1月9日她與何香凝、鄧穎超當選爲婦女運動報告審查委員會委員，審查有關婦女問題的議案;1月16日她高票當選爲第二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有效票爲249張，宋慶齡得票245張);1月22—23日在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上她被推選爲特派駐上海的中央執行委員。至此，在國民黨黨內宋慶齡的角色轉換經由組織程序被正式確定。此後她作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在黨內堅決執行大會決議，堅持以實行三大政策作爲實現三民主義的根本方法，與在國民黨內工作的共產黨員密切合作，同黨內各種違反三大政策的行爲進行鬥爭，從而成爲國民黨左派的重要代表。也正是從那時起宋慶齡開始以孫中山思想與事業的繼承人這一角色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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