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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早的軍事條令
《司馬法》，是重要的春秋時期軍事著作之一。據唐朝宰相李靖所說，《司馬法》本出自姜太公之手，商周秦漢的大司馬可以理解爲現代的國防部長，司馬法從字面上解釋就是國防部頒發的作戰條例，而姜太公曾擔任周文王的大司馬，故有周之司馬法出自姜太公之說。而後世司馬穰苴所寫兵書名爲《司馬穰苴書》，並非《司馬法》。
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成父）能紹而明之”。由此可見，《司馬法》並非一人所撰，周朝開國之初的《司馬法》是由姜太公所撰，姜太公死後，又有數人重新編撰，成爲今天人們所熟知的《司馬法》。
《司馬法》是現存最古老的軍事思想，比大名鼎鼎的《孫子兵法》還要古老。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戰原則，有濃郁的貴族色彩，如“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此書講軍禮的地方甚至超過兵法的部分，典型的三代兵法的化石。
《司馬法》流傳至今已兩千多年，亡佚很多，現僅殘存五篇。但就在這殘存的五篇中，也還記載着從殷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古代作戰原則和方法，對我們研究那個時期的軍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後世評論
《司馬法》是我國歷史上頗多爭議的一部兵書。關於其作者與成書的年代等都有不同的看法。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西周時，王室設有大司馬一職，職掌軍事，《司馬法》就是司馬論兵的兵書。這個司馬是誰，如今已無從查考，唐朝李靖曾言：“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通過此語可知，編寫《司馬法》的那位司馬就是姜太公。[8]但是古《司馬法》早已亡佚，到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司馬法》原有一百五十篇，可惜的是後來大部分遺失了，現只存五篇。
《司馬法》在漢代具有崇高地位，漢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馬法》選位，秩比博士。”司馬遷評論道：“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亦少褒矣。”東漢以後，《司馬法》被奉爲兵學權威著作。宋元事中被列爲《武學七書》之一，規定爲將校必讀之書。但是，到了清代，姚際恆、龔自珍等人認爲今本《司馬法》完全是僞書。這個看法過於偏激。我們認爲，今本《司馬法》應該看作是《司馬穰苴兵法》的殘本。它是戰國中期的作品。
《司馬法》提出了“以戰止戰”的戰爭觀。《司馬法》認爲，進行戰爭的目的是爲了“討不義”、“誅有罪”。因此，對於那些能“安人”、“愛其民”和制止不義的戰爭，《司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態度。從這一基本立場出發，它提出了“以戰止戰”的思想。《仁本篇》說：“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爲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了同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這就是說，只要目的是爲了消除戰爭，藉助戰爭這一手段是完全可以的。這實際是說，爲了達到和平的目的，不妨使用武力。
這表明《司馬法》並不簡單、絕對地反對戰爭，否定戰爭，而且還表明了《司馬法》已經揭示了戰爭的實質是用非常的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同時，《司馬法》還提出了“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的觀點。認爲，如果平時忘記了戰爭的存在，放鬆戰爭準備工作，國家就有滅亡的危險。《仁本篇》說：“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對戰爭的態度：好戰會導致亡國，忘戰也會導致危險的局面。這一方面是對窮兵黷武行爲的批判，也是對偃武修文，麻痹大意思想的警告。所以，《司馬法》不是簡單地反對戰爭或者贊同戰爭，而保持着一種比較客觀的態度。
軍隊治理
《司馬法》認爲，要“以仁爲本，以義治之。”這很重視軍事教育的作用，認爲：“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在教育內容上，強調簡明扼要，“教極省”，並提出“六德”，即禮、仁、信、義、勇、智來教育和培養民衆、軍隊，六德以時合教”。《司馬法》也指出，治理軍隊與治國是有區別的，治國與治軍各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逾。”“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這是說，古時不用治國的方法去治軍，也不用治軍的方法去治國。如果兩者相混，就會產生不好的效果。因爲，治國與治軍的目的不同，“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意思是治國追求的是溫文爾雅，治軍追求的是堅決果斷。
戰略戰術
《司馬法》強調輕、重相結合的原則。“輕”、“重”在《司馬法》中有不同的含義，既指兵力的大小，人數的多少，又指兵器的長短、大小等。這種輕重結合的原則體現在許多方面。在兵器的配備上，《天子之義篇》說：“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這就是說，要重視武器與重武器的結合。輕的是短兵器，重的是長兵器。取長補短，才能充分發揮各種武器的性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嚴位篇》說：“凡戰……以甲固，以兵勝。”又說：“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這裏的重指的是堅固，輕指的是銳利。在戰場上，只有把這二者結合起來，充分利用甲冑的堅固性來鞏固防守，使敵人的進攻不能得手，又利用兵器的銳利來發起進攻，戰勝敵人。這樣，就可以很好地照顧到防守和進攻而不會出現偏頗。《嚴位篇》又說：“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爲輕重。”這裏的輕、重指的人數的多少。意思是，用小部隊與敵人的小部隊作戰可能產生危險，用大部隊與敵人的大部隊作戰可能無功而返，用小部隊攻擊敵人的大部隊就可能失敗，用大部隊對付敵人的小部隊就要迅速決戰。所以，大部隊和小部隊的相互結合，互爲作用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在軍隊的指揮上，也存在着一個輕重結合的問題。《嚴位篇》說：“上煩輕，下暇重。”“奏鼓輕，舒鼓重”。總而言之，《司馬法》強調，不論是武器配備、兵力的運用，還是軍隊的指揮，都要注意輕重結合。
軍事辯證法
《司馬法》的這種以輕、重來闡述軍事問題的做法，正如方克在《中國軍事辯證法史》中指出的那樣：“《司馬法》從軍事領域中對立統一的矛盾諸因素中抽象出‘輕’、‘重’這一對基本範疇，是我國軍事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成就。正象老子、孫子、范蠡分別將軍事領域諸矛盾歸結爲剛柔、奇正、陰陽一樣，都是把軍事思想提高到了哲學的高度，這對建立我國軍事辯證法思想的理論體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在武器裝備上，《司馬法》認爲要儘量運用精良的武器。它還強調要團結士卒，提高士氣，充分利用獎懲手段等。
侷限性
《司馬法》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但是，它也有不可忽視的缺點，如突出仁義說教，把戰爭說成是仁慈的。又美化上古教化，認爲周不如商，商不如夏，夏不如虞，以至把戰爭看成是“德衰”的結果等等。
《司馬法》一方面強調以“仁”治軍，宣揚“攻其國，愛其民”；另一方面又提倡將軍對士卒“小罪乃殺”，軍中要“政慄”、“位嚴”，帶有明顯的以法治軍的烙印。而以“仁”治軍與以“法”治軍則代表兩種不同的軍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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