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靖康之難這麼重大的一個歷史教訓，到我們的時代突然變得這麼混亂，會有這麼多人對這麼嚴肅的一個問題信口雌黃？事實上，南宋以後人們對靖康之難進行了深刻的總結，並且基本認定其禍首就是——王安石。
靖康之難，一個極其富強的宋王朝，突然崩盤，絕大多數人尚未來得及反應，就已經迅速跌落至谷底。這其中既有一些客觀原因，但更多的是人爲因素造成，靖康之難到底是誰造成的禍害，這個話題在南宋以後一直都很熱門。
漢式帝國結構發展到宋代日趨完善，組織能力更加強大，所以宋朝創造出漢唐都遠遠不能望其項背的文明高峯，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抗大風險能力。封建領主制民族將主權分散到許多個層疊的領主單元，所以組織能力很差，但其中一個甚至幾個領主的損毀都不會造成全盤崩潰。而龐大的漢式帝國雖然組織能力奇強，但是高度統一的主權形式也將所有的雞蛋放在了一個籃子裏，一旦被敵軍攻克國都，整個國家都陷入羣龍無首的境地。
前代的漢唐面臨的敵人很弱，做不出來這樣的事，但時代發展到宋代，遼、金甚至西夏、蒙古的出現就有了將這種危險轉化爲現實的可能。而由於缺乏長城的穩定防禦以及蒙古草原的現代化，宋帝國的國土安全遠遜於前代甚至後代的明朝。雖然宋初通過強大的河北軍，用無數兒郎的血肉組成新的長城，以步制騎，將強大的遼軍擋在國門之外，但隨着與遼帝國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軍的精銳已經轉移到陝西軍，河北軍的實戰能力已經很差。
當失去遼帝國這個活長城又錯信郭藥師時，河北軍再也無法像百餘年前的潘美、李繼隆那樣抗擊彪悍的女真鐵騎了。而本來更加強大的陝西軍，被牽制在廣袤的西夏邊境上，又突然失去了童貫這個主心骨，雖然也派出了一些部隊救援中原，但始終沒有對金軍形成有效攻勢，甚至被瀕死的西夏人鹹魚翻身，戰線東移了不少。
順便說一句，有些人說宋朝“守內虛外”，爲了維護封建獨裁統治，不信任邊將，把兵力都集中在都城，所以邊防軍戰鬥力差。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宋初的精兵集中在河北，後來在陝西，東京只有一些內衛、儀仗部隊，靖康之難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禦虛弱，邊防精銳來不及救援造成的。“守內虛外”的說法有，但恰恰是錯誤的。
當然，除了這些客觀原因外，更多的是人爲因素。類似情況發生在羅馬、波斯、大明身上的時候，都是這些帝國自身走入弱勢，實難支撐的時刻。而宋帝國卻是在經濟、軍事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主動崩盤，則不得不認爲人爲因素更多於客觀因素。
靖康禍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貫，這位宦官王確實在陝西戰場立下大功，但他爲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藝術家皇帝違背祖宗家訓，挑開宋遼戰端，自己創造了無數令人瞠目的紀錄，也將文明葬送在了巔峯。而他的同夥蔡京、王黼、趙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責任人。
當然，這些人是直接責任人，但這一羣思維方式奇特的人是怎麼掌握國家大權的？這纔是問題的根本所在。現在有些人把禍首認定爲宋太祖、宋太宗，認爲是他們閹割了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禍。甚至有人把責任扣在孔夫子頭上，認爲是儒學造成了漢民族的“文弱”。我還遇到過有人說是朱熹的理學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難三年後纔出生)。爲什麼靖康之難這麼重大的一個歷史教訓，到我們的時代突然變得這麼混亂，會有這麼多人對這麼嚴肅的一個問題信口雌黃？事實上，南宋以後人們對靖康之難進行了深刻的總結，並且基本認定其禍首就是——王安石。
對，您沒有看錯，靖康之難的禍首正是“中國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難的原因既不是什麼“文弱”，也不是什麼“守內虛外”，而是滅遼這個近乎弱智的決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們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貫、王黼這些人爲何能夠身居高位並且沆瀣一氣，破壞宋帝國長久以來穩定的決策機制？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黨。
熙寧變法我們前面一直沒有說清，因爲現在纔是說清的時候。熙寧變法的具體內容完全正確，大多進入宏觀經濟學的經典教材，也是現代國傢俱體採用的經濟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與沈括、牛頓比肩。但是他試驗這些工具的時候方式太過於激進，對經濟的一時傷害尚在其次，而這場變法造成的“新舊黨爭”纔是靖康之難的主源頭。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華外，還擁有極高的人格，但非常遺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卻沒有一個好東西。曾布、呂惠卿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圖打着改革的名義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機分子。《宋史奸臣列傳》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黨人士。大家注意，“新黨”、“舊黨”這樣的詞彙並非所謂舊黨人士發明，而是新黨人士在朝廷內部人爲劃分出的陣營，政治投機商們便通過這樣的陣營打擊異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輕時信任王安石，是新黨的支持者，後期非常後悔，轉而支持舊黨。而其後執政的皇帝、太后在新黨和舊黨之間反覆切換，將黨爭的風氣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遺憾的是，最後的勝利者仍然是新黨：宋徽宗。
雖然最後的新黨不再像王安石那樣不理智的強推新法，但他們的政治風氣卻已經形成。衆所周知，權力的制約和內部平衡是一個權力主體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權力制約設計，皇帝、臺諫、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約態勢，相當穩固。但是新黨人士爲了自身利益，無原則的和皇帝合作，壓倒了反對勢力，形成了制約很小的權力陣營。這種風氣在曾布、呂惠卿身上已有體現，在蔡京、童貫身上更是發揮到了極致。按照宋廷的決策機制，做出一項戰略決策需要通過很多環節，接受很多監督，並非某些人頭腦一熱就能通過。伐遼這種智力不正常的戰略明顯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過的，也只有皇帝、首相、總司令沆瀣一氣的時候才能通過。
宋朝的官不是這樣的當的，中國的官不是這樣當的，儒家的官不是這樣當的。
中國長期以來堅持以儒家學說選拔人才，這是一套經過長期實踐檢驗了的、穩定而又與時俱進的道德體系，不是由時人隨意捏造的實用標準。在這套客觀標準下，任何當權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隨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會形成沆瀣一氣的官場風氣。但是這種機制也總有失誤的時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給撞上了，造就了“新舊黨爭”，讓一羣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亂政之實。改革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亡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沒有改革，就沒有進步，所以中國人一向認爲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好事，尤其是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給了現代中國人太多的切身體會，以至於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壞的改革，經常一概而論。如果改革都是好事，那豈不是很沒有技術含量的簡單活？要操作好一場改革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並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的人就會把改革弄成壞事。比如慶曆新政就是一場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後的熙寧變法卻是一場很壞很折騰的“改革”，雖然他的理論意義重大，但他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傷害卻難以彌補。韓琦、富弼、文彥博等重臣在慶曆新政中都扮演過激進的改革者角色，但這些人到了熙寧年間卻是熙寧變法的最堅決反對者，不是因爲他們老糊塗了，而是因爲他們深刻理解改革對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影響，反對王安石這種急躁冒進的活動。
然而一幫退休老幹部要和當朝宰相抗衡畢竟有些難度，范仲淹已卒，他的兒子範純仁後來也官至宰相，與名臣司馬光、蘇軾等成爲舊黨的領袖，但他們都沒能阻止新黨得勢。很顯然，韓琦、範純仁這些人既非抱殘守缺的愚者，也絕非爭奪私利，他們反對熙寧變法確實是從國家民族的角度出發。有些人認爲熙寧變法增強了北宋的國力，所以才能在對遼、夏的戰略形勢中佔據優勢。這種說法也很牽強，北宋國力的增強恰恰是來自真宗、仁宗朝“舊黨”前輩們多年積蓄的國力，王安石只是找到很多途徑把積蓄取出來花掉而已。
靖康年間，金軍背盟入侵時宋人就已經認識到了熙寧變法的危害，削除了新黨奉給王安石的很多稱號，把他從孔廟中請出來(自己把自己奉入孔廟，王安石也算是古往今來第一人)。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聲討王安石的大潮，明朝人也經常總結宋朝敗亡的經驗，絕大多數把王安石定爲罪魁禍首。後世對熙寧變法有許多精彩的評論，我個人認爲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當屬明朝內閣首輔大學士葉向高的《宋論》。葉相認爲人臣爭勝是最大的禍害，會擾亂正常的綱紀，製造不和諧因素。而小人和君子是自然存在的正常現象，善政的關鍵不在於消滅小人，而在於避免小人當權，不給小人爭權奪利的空間。然而熙寧變法造就的新舊黨爭卻爲“君子”和“小人”的爭奪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臺，尤其可怕的是新舊兩黨輪流執政。早期的宋神宗支持新黨，後期轉而支持舊黨，之後的高太皇太后支持舊黨，宋哲宗又轉而支持新黨，之後向太后又支持舊黨，宋徽宗親政後重新確定新黨統治。當然，《宋論》中不是用的“新黨”和“舊黨”，而是直接使用“小人”和“君子”這一對詞彙。
小人和君子爭鬥實在太激烈，雖然宋朝的黨爭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亂到了極點，產生了極大的內耗，將原有的良好行政風氣滌盪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貫等人沆瀣一氣的決策層。正是這個近乎於弱智的決策層做出了滅遼這個完全弱智的決策，導致了靖康之難。當然，葉相的這篇《宋論》很大程度上也是針對明朝末年出現的類似情況，宋朝的新舊黨爭至少還是從施政理念出發的路線之爭，兩黨中至少有一邊是由君子組成，而明朝“黨爭”則是純粹的權力之爭，兩邊都很難說是君子(儘管其中一方非常理直氣壯的認定自己是君子)，使明朝本來更加完善的行政體制幾乎作廢，更快的走向了覆滅的深淵。
所以說，像中國這樣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是很難從外部打垮的，真正的崩潰必然來自於內耗。我黨現在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也是反對內部鬥爭的意思，這並非一時興起，而是總結了諸多歷史經驗的智慧結晶。現在很多人沒有充分認識到和諧社會的至關重要，不知道這是維繫國家和民族氣運的根本保障。胡錦濤總書記在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偉大成就時就提出，改革開放必須做到“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而北宋後期的這場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呢？首先，它在新舊兩黨之間反覆動搖;其次，它雖然不懈怠，卻是在不懈怠的折騰。這樣一場大折騰能和歷史上成功的改革開放相提並論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滅遼派認爲遼帝國可滅的觀點建立在一個重大假設上，那就是幽雲地區的漢族人民時刻呼喚着宋軍來“解放”他們，會積極配合宋朝的軍事行動和統治。然而事實上這個假設並未成立，遼帝國治下的漢族民衆從宋太宗時代就並未體現出對宋朝有特別的親近感，而是配合遼軍抵抗宋軍的侵略。童貫滅遼時遼國漢族臣民更是奮力抵抗宋軍入侵，宋朝短暫收取幽雲十六州後設立的燕山府路治理也並不順利。遼國人對兄國的背盟入侵深惡痛絕，時刻想借女真人之手實施報復，很多遼國舊臣投在金帝國旗下並極力揣唆金國侵宋。遼帝國末任宰相漢人左企弓就以俘虜的身份向金太祖極力建議：“勸君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耶律餘睹、耶律馬五、郭藥師、蕭慶、蕭仲恭等遼國舊臣也都對金帝國快速南侵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當然，這也從一個側面佐證了滅遼的主力確實是宋帝國而不是女真人，否則這些人完全應該投靠宋帝國找女真人報仇纔對。他們的這種態度一方面是因爲宋帝國背棄兄弟之盟確實可惡，一方面是當時的人還沒有形成現代民族意識，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正常人固有的忠君思想。奚、漢、渤海人雖然不是遼帝國的主體民族，但遼帝國並不是一個實施民族壓迫的殖民帝國，而是一個公民權利基本公正的文明國度，各族人民完全可以團結在這個穩定的大帝國旗下，忠於遼帝。宋帝國企圖通過民族關係來策反別國的人民，這種做法即使在現代看來也並不正義。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可能是經濟原因。前文已經說過，在宋代，宋帝國對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國際貿易都是極度不對等的經濟掠奪，即使是政治上完全平等的遼帝國也不例外。幽雲的漢人雖然對南方的工商業並不佔優，但是對北方的草原卻又有絕對優勢，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參與瓜分宋人對契丹人的經濟掠奪，這可能也是他們安於保持在遼帝國統治下的一個原因。
在現在看來，靖康之難應該算是中華民族的內部矛盾，但它無疑是漢民族歷史上的一場大劫，也給當時的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更是大宋這個王朝的百年國恥。而這場大劫所產生的根源更是後人必須深刻總結的重大教訓，我們對此不能有絲毫的隱諱，而是花大篇幅分析了其中的問題。這個國恥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終得洗雪，在此之間，南宋和金國之間的百年戰爭遍佈關陝黃土、秦嶺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遠比沙漠中打轉的宋夏戰爭更加激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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