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夜，剛剛看完高宗武報告、明確知道日本人“鎖定”自己的汪精衛得到了另一個消息：當夜，日軍與中國軍隊激烈交戰之後，突破廬山北面數道陣地，九江城淪陷在即。此時的汪精衛面對的是這樣一種局面：一方面日軍在武漢外圍的戰役中節節推進，距離武漢的腳步越來越近，本來就對中國人的抗戰能力持懷疑的汪精衛內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過另一種渠道傳遞出某種“誘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會議正式批准“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政府”的建議，決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
高宗武的祕密之行
7月22日下午17點，汪精衛在武漢的寓所裏，見到了匆匆而來的周佛海。周佛海是專爲高宗武一事與汪精衛商量對策的。急於開展“和平運動”的汪精衛和周佛海，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機會，要他直接去東京，探聽日本政府對實現中日“和平”的條件。6月23日晚九十點鐘，正在香港的高宗武與周隆庠化裝成日本人，他們先坐出租汽車到達日本總領事館，然後換乘領事館汽車，由領事館派專人護送上一艘日本輪船，以此避開海關檢查，順利離開香港前往日本。(高宗武，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周隆庠是亞洲司日蘇科科長。)
早在1938年2月份，經蔣介石批准，高宗武與周隆庠就到達香港，設立了一名爲“日本問題研究所”的情報機構，對外則稱“宗記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長董道寧到上海，暗中與日方人士聯絡。這一年4月3日，高宗武返回武漢後即向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的周佛海報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況”;然後由周佛海報告給汪精衛。4月14日，高宗武負“祕密使命”再次飛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漢口，向蔣介石、汪精衛、周佛海等報告與日本交涉的情況。蔣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繼續探聽日本情況。
與以往幾次的祕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屬擅自赴日，蔣介石並不知情。因爲不經過蔣介石，高宗武有些猶豫。而周佛海向高宗武表示，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輪船後，他會向蔣介石報告，此事由他負責。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後，由此因爲害怕而遲遲不敢回漢口。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纔拿着高宗武的報告到達漢口，周佛海看到報告後，立即找陶希聖到寓所，決定先將報告送至汪精衛，商談對策。
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政府聲明》，宣稱：“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實際上透露了日方謀求“合作”的新政權的戰略意圖。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後會見了影佐禎昭、參謀次長多田駿、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及陸軍省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等人。但迄今未見當時的記錄公佈，不過據當時傳出的消息和當事人事後回憶，他們之間達成了兩項協議：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承認“滿洲國”，日本在蒙疆有駐兵權，中國參加防共協定和日本優先開發華北資源等;第二，決定要汪精衛“出馬”。據影佐禎昭自傳中回憶，這一點是高宗武先提出來的，高說，“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稱道‘和平論’，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爲促使今後日華間的和平，必須尋找蔣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衛氏以外，難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報告的第一時間便急着見汪精衛，是因高宗武的報告中寫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周佛海擔心這句話會引起蔣介石不快，所以先來徵求汪精衛意見。可汪精衛看過後卻並沒有像周佛海那樣緊張，反而安慰周“沒有關係”。
汪精衛的“和平運動”
7月22日當天，高宗武的報告連同他寫給蔣介石的親筆信，通過機要祕書陳布雷，送交至蔣介石手裏。蔣介石並不知道汪精衛此前其實已看過這份報告，邀其與張羣在三天之後共同商討。
蔣、汪此時的身份分別是國民黨的第一、二號人物，直到此時，他們仍站在抗日的同一陣營。“盧溝橋事變”後，汪精衛曾情緒激昂地說：“目前時局已臨最後關頭，因此，我們要有絕大的決心與勇氣來犧牲……我們如果不犧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但中國軍隊一個接一個的失利使他漸漸產生了極度悲觀與失望情緒。李宗仁回憶，1937年10月，他去拜訪汪精衛時，汪曾一再問他：“你看這個仗，能夠打下去嗎？”據當時在其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汪精衛每當談及抗戰之事，總是“搖頭嘆息”說：“茫茫前途，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
在汪精衛身邊，與他持相似觀點的一批人漸漸組成了一個小團體，他們包括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周佛海原是蔣介石親信，因這層關係，與汪精衛有很深的矛盾。然而通過長時間交談，他們發現了彼此在對待中共及日本問題上的共同點，慢慢密切起來。周佛海回憶說，“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所以我們當時無形中就以汪先生爲中心，醞釀和平運動。”
兩國交戰，歷來有主戰派有主和派，那時汪精衛提出“談和”，“並不等於他投降、做漢奸，也不等於說汪那時已離開抗戰陣營”。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黃美真說。而在當時全國各界抗日氣氛高昂，國民政府內也以主戰派爲主流，汪精衛只能將此意見私下向蔣介石提出，蔣沒有斷然拒絕，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進行的會談也在祕密進行中。
但是7月22日蔣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於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蔣見信後，“怒氣滿面”，表示今後與高斷絕關係，並下令停發高的活動經費。但周佛海卻照舊每月從宣傳部的經費中，撥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繼續與日本保持聯繫。汪精衛通過高宗武的日本之行開啓了與日本“談和”的大門，而與此同時，蔣介石卻自此徹底放棄了“和平”之路。
逃離重慶
7月22日夜，剛剛看完高宗武報告、明確知道日本人“鎖定”自己的汪精衛得到了另一個消息：當夜，日軍與中國軍隊激烈交戰之後，突破廬山北面數道陣地，九江城淪陷在即。此時的汪精衛面對的是這樣一種局面：一方面日軍在武漢外圍的戰役中節節推進，距離武漢的腳步越來越近，本來就對中國人的抗戰能力持懷疑的汪精衛內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過另一種渠道傳遞出某種“誘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會議正式批准“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政府”的建議，決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
“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爲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與日本言和也不失爲一種手段。……爲儘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當蔣介石邀其討論高宗武報告時，此時的汪精衛仍極力主張由蔣介石出面與日本謀和。但位於權力中心的蔣介石最後作出了相反的決定，汪精衛終於明白：通過黨內決議方式，是不能實現他的“和平”主張的。
由於高宗武肺病復發，與日方接洽的任務由國民黨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面的聯繫人，爲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兼華南分社社長的松本重治。從8月29日開始到9月初，梅思平與松本連續進行了5次會談。1938年10月，戰事上頻傳着壞消息，廣州和武漢相繼淪陷。汪精衛利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的機會，多次暗示願意與日議和。10月，武漢、廣州相繼失守前後，汪精衛的談和言論更公開而急迫。儘管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但他依然替自己頑強辯護說，“孫總理常說和平救國，如果談和平就是漢奸國賊，那麼總理也是漢奸國賊了”。
入秋後的上海，位於虹口區東體育會支路上的一座洋房正進行着稱爲“重光堂會談”的祕密談判。“重光堂”會談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關於成立以汪精衛爲首的新的政權的措施;二是實現中日“和平”的條件;三是詳細安排了汪精衛離開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具體辦法。
關於汪精衛如何逃離重慶，雙方草擬了詳細的預定行動時間表。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飛重慶向汪精衛彙報，在香港機場，爲躲避檢查，梅思平將協議抄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裏帶回面交汪精衛。
“當時從重慶到國外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由重慶赴香港，這很便捷，但以汪身份顯赫，不可能無故公開乘機去香港，所以選擇此路有很大的風險。另一條是經昆明赴河內，這比較穩妥，但必須首先徵得‘雲南王’龍雲的同意。”黃美真教授介紹。龍雲屬地方實力派，抗日戰爭開始後，他出兵參加抗日，但當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退到西南後，龍雲深感雲南有被吃掉的危險與蔣介石的矛盾也日漸加深。“汪精衛沒有軍事權，因此他最初的想法是在中國西南，像龍雲、陳濟棠這些地方實力派控制區建立一個政府，促蔣和談。”黃美真說。爲此，陳璧君兩次到過雲南，多次與龍雲進行長時間談話，龍雲也表態：“汪先生如果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願意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一切絕無問題。”摸清龍雲的態度，汪一行人最終決定“借路”昆明。
因擔心成羣結夥走目標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視察宣傳工作爲名，去了昆明;陶希聖也以講學爲名尾隨而去。原定汪精衛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戰演講爲名，12月8日從重慶動身，在昆明與周佛海等會合，然後轉飛河內去香港。但12月6日，蔣介石突然到了重慶。直到12月18日，蔣介石要到行營作特別演講，汪精衛可以不參加，於是他決定在這一天出走。12月19日，汪精衛走上了一條萬劫不復的背叛道路。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上，57歲的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漢奸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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