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法高獲得考試資格後，在重慶傅斯年寓所參加口試，由於答辯時間很長，午間他一邊吃着包子，一邊回答老師問題。他的作答不僅沒有引起反感，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建議他從事漢語歷史語言學的研究，由此奠定了成爲一位語言學家的基礎。
文化上的民國熱是否該降溫雖然是爭論不休的話題，但民國教育以及文人風骨，卻是一道精神風景線。
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民國文人爲保護文化命脈，在炮火中南渡西遷;在時局與學術中，追求自己的獨立自由價值。正如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文中所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12年，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和教育次長範源濂之間經常辯論。蔡元培在《自寫年譜》中回憶：“範君說：‘國小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國小整頓。’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裏來？沒有好中學，國小師資哪裏來？所以我們第一步，首先把大學整頓。’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國小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當時的教育課本，傾注了巨大的心力。不管是從日本、歐美留學的，還是從私塾裏面薰陶長大的文化學者，都非常重視語文教育，像蔡元培、胡適、魯迅，他們都參與制定了國文教科書。《開明國語》的民國課本，由葉聖陶親自編寫，豐子愷負責插畫，全部是創作或再創作。
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學者來研究這些教材，每一課就那麼寥寥一二十個字，但他們都要反覆考量。一方面要讓課文更具有漢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顧到孩子的興趣。拿一篇民國課文來說，大家就因爲用“來來來，來上課”好，還是“去去去，去上課”好，爭得不亦樂乎。因爲“來”字筆畫多，“去”字簡單點，但是不夠親切，最後選的還是“來”。
邊吃包子邊答辯
民國取士，沒有很嚴格的規範制度，即便是北大、清華這樣的高校，選學生也是以才爲主，不拘泥於嚴格的考試程序。
盧溝橋事件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等校南遷，在湖南長沙籌組“臨時大學”，也就是後來的“西南聯大”。1939年開始恢復招生，從全國各大學優秀畢業生中遴選，報考者須先交論文，論文通過後再進行筆試，筆試之外還有口試。
周法高獲得考試資格後，在重慶傅斯年寓所參加口試，由於答辯時間很長，午間他一邊吃着包子，一邊回答老師問題。他的作答不僅沒有引起反感，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建議他從事漢語歷史語言學的研究，由此奠定了成爲一位語言學家的基礎。
在破格錄用教授方面，西南聯大不拘一格，唯纔是舉。沈從文國小讀完後就去當兵，發表了許多小說，儘管從未當過教員、講師、副教授，也未去國外留學，但仍於1939年被西南聯大師範學院聘爲教授。沒有職稱和學歷就被聘教授，陳寅恪也是個特例，1926年春天，應清華大學之聘，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同爲國學研究院導師。
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雲祥原本聘請胡適爲導師，胡適堅辭不就，並推薦了梁啓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梁啓超推薦陳寅恪先生，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樑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樑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啓超生氣了，說：“我樑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
教授的地位比校長高
1931年，梅貽琦開始擔任清華大學校長，他認爲：“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在有關辦學的重大事宜上，當別人問起他的辦學主張時，他常說：“吾從衆。”他充分尊重教授的治校意見，他常說：“教授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爲堅守民主治校，西南聯大堅決反對“官本位”意識，就連稱呼上，西南聯大隻有“先生”、“學生”兩種稱呼，學校教職員一律稱“先生”或者“某某師”，而不會有“某院長”、“某處長”、“某主任”之稱。著名民國研究作家岱峻說，在民國時期，都會稱某某教授兼任某某院長，行政職務放在後面。
1939年，陳立夫爲教育部長，政府規定：西南聯大院長級別以上的人，都得是(或要成爲)國民黨黨員。對此，西南聯大很多教授不以爲然。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就說：“如果讓我加入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聞一多發現同屋的教師是國民黨員後，專門就此向學校提出換房，理由是在房間裏罵國民黨不方便。
蔡元培最早提出並實踐“教授治校”，針對傳統學校“老爺式”作派，他將陳獨秀、胡適、梁漱溟等一批飽學之士聘請入校，同時組建了大學評議會，作爲學校最高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讓更多的教授議決立法方面的事。凡學校法規、學科的設立與廢止、課程的增減與改革、聘請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項，均須經評議會審覈通過後，方可實施。
劉文典斥沈從文：我是替莊子跑，你跑什麼跑！
自古文人相輕，但文人身上的傲骨，在民國時期更加突出。
據國學大師任繼愈回憶，王叔岷的《莊子校釋》剛完成時，傅斯年要給他寫個序推薦，他卻不用。胡適做北大校長時說，老虎獅子都是單獨作戰，只有狼纔是一羣一羣的。
民國文人的傲氣，不僅在於毫不掩飾的讚揚，更在於明目張膽的無視。西南聯大時期，聯大國文系也就成了清華國文系血脈的延續。白話文的作家一個接一個地過來了，除了原有的聞一多、朱自清、楊振聲，還來了陳夢家、李廣田，最讓清華大學教授劉文典來氣的就是“鄉下人”沈從文，劉文典公然講：“陳寅恪纔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沈從文只該拿四塊錢。”
他甚至不顧場合地奚落沈從文。有一次，警報一響，大家一窩蜂地往外跑，劉文典當然也跑，跑不多遠，他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且目力衰竭，於是便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着陳往城外跑去。他強撐着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着：“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這時，他扭頭一看，發現那個他素所藐視的“鄉下人”(沈從文)跑得比誰都快，立即就惱火了，顧不得自己氣喘吁吁，轉身呵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學生跑是爲了保存下一代。就你這麼個人，還跑什麼跑！”
劉文典的狂傲是出了名的，在安徽大學校長的任上，爲學生運動的事，他當面頂撞蔣介石，不稱“蔣主席”，竟敢當面叫他“新軍閥”。傅斯年也敢在蔣介石面前蹺二郎腿，桀驁不馴，然而他在鄉下卻十分謙和。在李莊時，有區長、鎮長請傅斯年吃飯，飯碗擺好，他一坐下，剛拿起筷子又站起來，看看轎伕桌子上的菜是否跟自己的一樣，如果不一樣，他站起來就走。
雖然居高自傲，但是民國文人的敬業精神令人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聯大時，儘管日本飛機常常轟炸，生活也很困難，但他每天工作到夜裏12點以後才休息。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應學生第二天上課發作文，便連夜批改學生的文章，而在他書桌邊就放着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業，拉了30多次。第二天，他臉色蠟黃，眼窩深陷，人都脫了相，可他連臉都沒洗，提起包又給學生上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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