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民國文人爲保護文化命脈，在炮火中南渡西遷;在時局與學術中，追求自己的獨立自由價值。正如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文中所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12年，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和教育次長範源濂之間經常辯論。蔡元培在《自寫年譜》中回憶：“範君說：‘國小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國小整頓。’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裏來？沒有好中學，國小師資哪裏來？所以我們第一步，首先把大學整頓。’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國小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當時的教育課本，傾注了巨大的心力。不管是從日本、歐美留學的，還是從私塾裏面薰陶長大的文化學者，都非常重視語文教育，像蔡元培、胡適、魯迅，他們都參與制定了國文教科書。《開明國語》的民國課本，由葉聖陶親自編寫，豐子愷負責插畫，全部是創作或再創作。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學者來研究這些教材，每一課就那麼寥寥一二十個字，但他們都要反覆考量。一方面要讓課文更具有漢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顧到孩子的興趣。拿一篇民國課文來說，大家就因爲用“來來來，來上課”好，還是“去去去，去上課”好，爭得不亦樂乎。因爲“來”字筆畫多，“去”字簡單點，但是不夠親切，最後選的還是“來”。
民國取士，沒有很嚴格的規範制度，即便是北大、清華這樣的高校，選學生也是以才爲主，不拘泥於嚴格的考試程序。盧溝橋事件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等校南遷，在湖南長沙籌組“臨時大學”，也就是後來的“西南聯大”。1939年開始恢復招生，從全國各大學優秀畢業生中遴選，報考者須先交論文，論文通過後再進行筆試，筆試之外還有口試。周法高獲得考試資格後，在重慶傅斯年寓所參加口試，由於答辯時間很長，午間他一邊吃着包子，一邊回答老師問題。他的作答不僅沒有引起反感，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建議他從事漢語歷史語言學的研究，由此奠定了成爲一位語言學家的基礎。
在破格錄用教授方面，西南聯大不拘一格，唯纔是舉。沈從文國小讀完後就去當兵，發表了許多小說，儘管從未當過教員、講師、副教授，也未去國外留學，但仍於1939年被西南聯大師範學院聘爲教授。沒有職稱和學歷就被聘教授，陳寅恪也是個特例，1926年春天，應清華大學之聘，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同爲國學研究院導師。
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雲祥原本聘請胡適爲導師，胡適堅辭不就，並推薦了梁啓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梁啓超推薦陳寅恪先生，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樑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樑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啓超生氣了，說：“我樑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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