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的幾次改造計劃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替幼帝溥儀頒佈了遜位詔書，清朝滅亡。與遜位詔書連在一起的還有袁世凱的三個優待條件，一是清帝優待條件，一是清朝皇族優待條件，一是滿蒙回(維吾爾)藏貴族優待條件。其中清帝優待條件的第三條規定遜清皇室仍可暫居於紫禁城中，待日後移往圓明園。
民國時期：變太和殿爲國會議場
民國初年的紫禁城分界線。左邊是仍歸遜清皇室居住的內廷區域，右邊的前朝部分交給民國。按照瑞典建築師施達克1923年爲民國政府測繪的前三殿區域平面圖，當時民國與遜清活動內廷區域的分界線是以保和殿後牆爲界。
此後根據協商，遜清皇室向民國移交了紫禁城外朝區域的太和、中和、保和“前三殿”，兩側的文華殿和武英殿，以及午門、東華門和西華門的所有權。前三殿北邊的乾清、坤寧二宮、東西六宮，以及養心殿、寧壽宮、慈寧宮、上駟院、內務府等區域仍然歸遜清皇室所有，平時從北邊的神武門出入。
除了前三殿外，位於皇城之內的北海、中南海和社稷壇也移交給民國。中南海改爲中華民國總統府，北海因爲與中南海毗鄰，所以並未向公衆開放，袁世凱的“大太子”袁克定、外交總長陸徵祥等人先後居住在北海的團城、靜心齋等地。社稷壇則在1915年改爲中山公園。清室仍然保留天安門東邊的太廟和紫禁城北邊的景山。
1915年袁世凱策劃稱帝之前，曾經在當年九月成立了一個沒掛招牌的”大典籌備處“，以朱啓鈐爲處長。大典籌備處對故宮前三殿的建築來了個大改名：太和殿改名爲承運殿，中和殿改名爲體元殿，保和殿改名爲建極殿。
除了前三殿之外，紫禁城前朝地區其他一些殿閣也紛紛被改易新名：太和門改名爲承運門，其左側的貞德門改名緝熙門，內金水河南側的熙和門、協和門改名爲經文門、緯武門。
太和殿內景。上圖是晚清時殿內的樣子，中央爲紫檀雕龍寶座，其上方懸掛着乾隆帝書寫的“建極綏猷”匾額。下圖是袁世凱改造之後的情景，乾隆匾額和清代寶座均被撤走，代以中西結合式寶座。寶座兩側的銅佛和中央的香爐是古物陳列所的展品。
按照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曾經對袁世凱稱帝前太和殿內的佈置做過描述：清代紫檀雕龍寶座被搬到倉庫裏，放上了袁氏的新寶座，外形如同西式靠背椅，又飾以中式雕龍，黃緞靠背中央繡着北洋時期的“虞書十二章”國徽。這把新寶座耗資40萬元之巨。寶座左右各排列寶鼎三座、香爐三座，座後爲九折雕龍嵌寶屏風，左右各置日月寶扇一對。
袁世凱認爲自己是”火德“，因此其“中華帝國”崇尚紅色。在實行帝制之前，對大典籌備處下令，前三殿一律換成紅琉璃瓦。這應該是清朝滅亡後故宮所面臨的第一次大改造，但是袁世凱稱帝兩個多月後便草草退位，“換紅瓦”之舉沒有來得實行。
袁世凱當了八十三天”中華帝國洪憲皇帝“後暴斃，黎元洪繼任大總統職位，故宮前三殿再度空置。1914年民國政府曾經在文華殿和武英殿開設了“古物陳列所”，展出從熱河避暑山莊和瀋陽故宮等地運來的清宮文物。袁氏帝制失敗後，前三殿一度也成爲古物陳列所的展廳。
1918年11月11日德國投降後，作爲參戰國的中國曾在北京舉行慶祝儀式，11月14日在天安門前舉行慶祝大會，11月28日大總統徐世昌在太和殿前廣場舉行勝利閱兵，並鳴禮炮108響。
1922年直系力量在直奉戰爭中獲勝，黎元洪當上總統，開始重建被袁世凱解散近十年的國會。當時的國會會場設在宣武門內的象來街，前清資政院的舊址內，這也是民國初年的國會所在地，1913年曾經由德國設計師羅克格設計了議會大廳，但是規模不大。因此曹錕政府產生了把故宮前三殿改造爲國會新議場的念頭，並在1923年2月委託上海通義洋行的瑞典籍建築師阿爾賓·施達克對前三殿進行測量。
1923年4月1日，施達克向北洋國會提交了把紫禁城前三殿改建爲國會議場的兩份設計方案。方案一是利用太和殿的東西軸線，把總統席和部長席設在東端，背東面西;一是總統席和部長席設於太和殿中軸線的北端，坐北向南。在總統席的兩側設有300個旁聽席。
在總統席的對面是920個議員座席，施達克面臨的最大設計難題是如何儘量避免太和殿內的柱子遮擋議員的視線。最後他經過反覆計算，將920個座席全部佈置在一個扇形的區域中。
太和殿內可以利用的空間是2048平方米(64×32米)，殿外東西兩側各添建一座5.2米高的平頂建築，作爲國會議場的出入口。兩座建築裏設有大廳、總統休息室、議員休息室、衣帽間、辦公室、廁所和鍋爐房。
值得注意的是，施達克在太和殿內架設一層木地板，並把所有的電線和暖氣管道隱藏在地板下面。除了美觀實用以外，太和殿原有的金磚地面也不會被破壞掉。整個設計的出發點是，所有的添加物在將來都可以很容易地撤掉，不改變太和殿原來的樣子。這體現了他對中國傳統建築的尊重。
1923年施達克爲北洋政府設計的將太和殿改造爲國會議場的方案。在另一張設計圖中，對保和殿也進行了類似的設計。有可能是將太和殿改爲衆議院，保和殿改爲參議院。從當年2月到6月，施達克還對從午門到保和殿的故宮前朝區域進行了詳盡測量，這也是第一次對故宮建築的平面數據進行科學的實測。
施達克在設計項目說明裏介紹了他整個設計的出發點：“由於太和殿是紫禁城建築羣中最精美的建築，也是最有名的中國古代建築範例之一，所以應盡最大努力保護此文化遺產，在使用的同時不改變它莊嚴雄偉的外觀和內部裝飾……我們不僅保證施工過程完美和精心，也保證在任何時候都可恢復太和殿的舊觀。”
將國會遷往故宮前三殿一事很快被駐紮在洛陽的吳佩孚得知，他迅速向總統黎元洪、總理張紹曾等人發去電報，表示堅決反對，稱“密謀拆三殿、建西式議院。料不足，則拆乾清宮以補足之……賣五百年大棟木殿柱……無非冀圖中飽之利”。《順天時報》登出電文後，引起輿論譁然，國會參衆兩院議長王家襄、吳景濂不得不在《順天時報》上登出覆電，澄清解釋並非拆除前三殿，而是在原有楹柱之間增設議席而已，並解釋說此舉不但可以保護荒廢已久的三殿建築，而且可以杜絕帝制復辟的企圖。
1924年溥儀被驅逐出宮，隨後成立國立故宮博物院。1928年北伐成功後民國遷都南京，國民政府委員、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經亨頤在當年提出議案，稱故宮爲“天字第一號逆產”，主張廢除故宮博物院，拆毀故宮，並將宮內一切物品拍賣。但這個荒唐的主張在國民黨元老張繼等人的反對下告吹。
民國故宮
1945年10月10日，第十一戰區司令孫連仲在故宮太和殿舉行華北戰區日軍受降儀式。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在投降書上簽字。二戰末期，爲避免日軍在戰敗時狗急跳牆、焚燬故宮，中國營造學社曾經在1944年組織了對故宮主要殿宇的另一次測繪，以在發生不虞的情況下保留重建資料。
建國後的改造設想
1958年“大躍進”前，“改造故宮”的說法出現過若干次，最早在1952年就有把中央人民政府設在故宮內的意見，但既遭到專家反對，也被國家領導人所否定。1958年的《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提出“故宮要着手改建”，當時也有領導人認爲可以把黨和國家的最高機關從中南海搬到一街之隔的故宮，使其位於北京真正的中心位置。
1965年之前，清華大學土木建築系曾就故宮的去留問題進行過羣衆採訪。學者王軍在《城記》一書講述了當時的羣衆意見：退休的建築工人張大爺說 “故宮在我們這些老手藝人看來，也不過拿它當個‘古物’，其實也不怎麼樣，老式樣！……天安門也不過是城樓上加一個殿座。老人誰沒見過城門樓？要是新蓋一個大樓，比大會堂高出一倍去，可多威望，要比天安門精神！”
解放軍的一位劉同志說故宮“看了之後覺得空空蕩蕩、鬆鬆垮垮，臺上放個破椅子，看着膩味！比行軍還累！”一位婦女主任也說“皇宮蓋的拖拖拉拉，死板，不好看！”羣衆們對故宮的意見還有“又費工、又費料”，“大木頭垛着，人家可以蓋五十間，它只能蓋一間，也呆不了幾個人”，“佔那麼大的地方，而且還在城中間”。
除了故宮之外，羣衆對天安門也提出了批評意見：“現在有了大會堂、博物館的搭配，從整個廣場看，北邊顯得配不起來”，“天安門是老房子，要能蓋一個新的主席臺，修得比人大會堂更漂亮，那更好！兩邊的文化宮和中山公園的大門像廟門，我看得改！”
前面提到的那位解放軍劉同志意見更具體：“四九年進城，我乍一到天安門，首先覺得不舒服：這是國家經濟、文化中心，可是氣氛不對頭。往這邊一瞧，是城門樓 ;往那邊一瞧是五個黑洞洞;中間連着一條窄路，兩旁紅牆夾着。東西擺的不少，但用途不大……我覺得這麼大的國家，應該有一個好的中心。”
當時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的一位領導說：“爲什麼不能超過古代？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另一位北京市領導也說：“故宮是給皇帝老子蓋的，能否改爲中央政府辦公樓？你們有沒有想過？”之後城市規劃局的設計師按照領導的提議，繪製了一張故宮改建草圖。
下圖爲1963年北京市規劃局草繪的《故宮改建規劃全圖》，以及根據該圖重繪的“天安門故宮改建方案”：
1、拆除天安門，建新檢閱臺;
2、拆除端門;
3、拆除午門，建黨中央大樓正門;
4、拆除前三殿，建黨中央辦公大樓，樓前爲寬大廣場;
5、原文華殿、武英殿位置，對稱佈置兩座建築(有設計者回憶說是中央辦公廳和黨中央會議堂)，分別以原東華門、西華門爲正門;
6、拆除乾清宮、坤寧宮，建(國家)主席府;
7、故宮東邊的南池子地區改爲“中央首長高級居住小區”。
文革初期，北京市規劃局的造反派重新翻出了幾年前的這個設計草稿，說這是彭真“要給劉少奇蓋宮殿”的“罪證”。樑思成在日記中對此事也有所反映，1967年8月16日下午，“市規劃局二人來問彭真想拆故宮改建爲黨中央、以及關於改建(天安門)廣場及長安街事”。
王軍先生在90年代初採訪了北京市規劃局的相關親歷者，對方如此評價這個設計草稿：“這東西不落實……都這麼一說，不落實。要把整個故宮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嗎？當時叫我做過方案，我也就瞎畫了一下，誰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計他說也是隨便一說，不是正式要幹。我估計他說也是瞎說。”
當事人還回憶到一個細節：當時這份改建方案草稿交上去後，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看罷，哈哈一笑，就扔到一邊。(王軍：《城記》，三聯書店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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