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變革，立憲與革命兩黨互不相讓，立憲黨正是看到大清皇帝有股凝聚各民族的魔力，才堅持走君主立憲之路。革命黨則相反，打的招牌是“反清復明”舊旗號，正是當年流竄江南的叛逆會黨玩剩下的東西。特別是在未來民國應該統治多大地盤上，革命黨人更是捉襟見肘，完全不能自圓其說，比如革命黨元老章太炎就說，打倒大清皇帝后中國的疆域面積就是明代的十八行省範圍，這就意味着許多地方似乎都該隔離孤立出去，自生自滅，在那裏生活的種族也不屬於中國人民。這說法竟荒誕到，劃定民國疆域時要退縮到明代狹小的範圍內，要是拿到現在這純屬“漢奸”言論。所以革命黨和立憲黨吵起架來自然腰板不硬，處處理虧。絕不像後來史書上渲染得那般義正辭嚴，信心百倍。可以這樣說，辛亥革命成功其實和革命黨的“革命”論述到底是否合理沒有太多關係，反而是其中那些過度情緒化的煽動反滿言論，起着喚醒暴力神經的作用。
後來孫中山也感覺到了必須給推倒皇帝找到更多的理由，特別是一觸及疆域整合這類敏感話題就特別需要兼容立憲派的說法，否則革命黨會被徹底孤立，甚至成爲歷史罪人。比如他早期提出“五族共和”，晚年還受美國流行的“民族自覺”思潮的影響，後來又覺不妥，於是改口，就這樣搖來擺去拿不定主意。直到新中國建立，才確立了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格局。
在清朝，皇帝不僅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徵符號，還是維繫道德教化的樞紐。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所以也無教會與皇家爭權奪利的紛爭囂嚷。中國的“教”並非宗教的意思，而是“教化”的滋潤養育，中國的“政教關係”指的是用道德教化襄助政治的運行。這點與西方教權老是和皇權較勁打架，互爭地盤非常不同。教化工作人員的培養主要靠科舉制度的選拔，把管理人材一層層相對均勻地分配到各個地點，所以我曾經說過，考試只是科舉的一個形式，研習八股文是個手段，不是科舉的核心內涵，科舉不但在分配管理人材方面有獨到之處，而且照顧到各地區的名額均衡，有那麼點代議制的味道，相對做到了地區公平，所以以往大批參與科舉制的人都把眼睛盯在八股文戕害活人智力上，連篇累牘地大做文章，就完全批不到點子上。清朝皇帝推崇“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關鍵就是能通過科舉制爲中央和地方配置人才，在基層依賴宗族士紳播導教化。“皇位”就成爲一個承上啓下的樞紐。
晚清新政時輿論界一片罵倒科舉制的呼聲，好像無論立憲還是革命，科舉都是個必須清除的障礙。結果，科舉制一廢，皇權的合法性也就存疑，以後如推倒多米諾骨牌的連鎖反應，一發不可收拾，皇帝要想賴在位子上已不可能。本文不是給皇權作辯護，而是想反思它作爲維繫政教關係的符號作用到底有多大？換個角度說，晚清改革就如下棋，皇帝急着在形式上廢除科舉是最大的敗着。科舉既廢，教化人材配置系統隨之崩解，學堂只訓練技術人材，不訓練教化人材，宗族教育本與科舉相連，科舉乃是培養基層士紳之所，不參加科考，士紳制度自然瓦解，這使得“政治”缺少“教化”的扶翼，玩政治的人日益功利，滿腦門子爭權奪利的念頭，晚清的管理系統就象缺胳膊斷腿的傷鳥，再也無力騰飛。立憲人材的訓練同樣缺乏總體構思，全靠臨時拼湊。科舉進階是有道德考量在裏面，一旦廢除，立憲運動缺少道德教化的支持，全憑關係門路，各顯其能，於是賄選橫行，一片狼藉。怪不得有人大罵民初政壇齷齪橫行，比晚清還不如，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皇帝給自己掘好了墳墓。
皇權一旦倒塌就宣告了皇朝體制正統性崩毀，如一串玉珠滾散一地，無法收拾，一切試圖恢復帝制的嘗試自然是逆潮流而動，不得善終。袁世凱逼清帝退位，洋洋自得，自以爲最有承繼清朝大統資格，其實他的漢人身份就不具當年滿人皇帝統合各族羣的符號性。加上軍事強人當道，政教體系瓦解，都無法使他順利塑造起自己的象徵權威，只能在一片謾罵聲中鬱鬱而終。袁氏稱帝在一個普通漢人士紳的眼裏都是不恥的事情，山西鄉紳劉大鵬在日記中有一段描寫說他做夢袁世凱稱帝，在山西崇修書院升堂，劉大鵬被迫隨着身著朝服的官員拜舞，覺得羞恥之極，欲死不能，當袁氏秉筆書寫他的名字準備封贈官職時猛然夢醒。劉大鵬贊成復辟，卻主張宣統復位，袁氏當他的臣子才符合君臣之義，可見一般漢人心目中，滿人當皇帝仍具有無可爭議的合法性，其中也暗含着對皇帝凝聚多民族符號作用的認可。可見，皇帝作爲一個模糊的影像，在當時人的心裏還是遺留着很長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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