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生中經歷過幾次被竊事件。據魯迅日記記載，1927年6月23日，“晨睡中盜潛入，竊取一表而去。”1930年1月16日，“晨被竊去皮袍一件”。同年7月24日，“午在仁濟藥房買藥中錢夾被竊，計失去五十餘元”。1932年初上海淞滬抗戰時，魯迅因寓所臨近戰區而避居租界，返回後發現家中失竊，連同傭人損失的衣物價值近百元。不過讓魯迅感到慶幸的是其藏書絲毫無損，因爲“書籍及破衣服，偷兒皆看不入眼也”。1932年冬，魯迅北上赴京探母。11月25日，“下午遊西單牌樓商場，被竊去二元餘”。他在信中告訴許廣平：“蓋我久不慣於圍巾手套等，萬分臃腫，舉動木然，故賊一望而知爲鄉下佬也。”
上世紀20年代在北京期間，有人傳言魯迅悲觀厭世，其被褥下面藏有兩把短刀。許廣平爲此憂心忡忡，寫信給魯迅說：“褥子下明晃晃的鋼刀，用以克敵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樂聞了！”魯迅當即回信解釋：“短刀我的確有，但這不過爲夜間防賊之用，而偶見者少見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
據魯迅的同鄉、同事錢稻孫回憶，當時北京的賊很多，夜間穿房越脊，飛檐走壁，所以街上到處都是狗，而且很兇，主要是爲了防賊。魯迅藏刀也是以防不測，但許廣平仍放心不下，後來她藉機搜到了那兩把刀並實行“繳械”。魯迅笑了笑，並不介意。有人覺得，以魯迅的文弱，遇上盜賊恐怕未必有放手一搏的勇氣，其實魯迅還真就與賊狹路相逢過。1909年，魯迅從日本回國後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一次，魯迅夜行經過一片荒涼的墳地，朦朧的月光下，忽見前方有一團白色的形同鬼魅的東西，他壯着膽，趕上前去飛起一腳，只聽一聲慘叫，原來那是一個猥瑣的盜墓賊。
由於魯迅平素穿着不修邊幅，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窮困寒酸、落魄潦倒，因此遭到過理髮師、銀行職員、商店夥計以及警察的歧視和懷疑。他講過這樣一件事：在一個食品店，當“我”爲八盒夾心麪包付完賬後，店員卻揸開五指罩住了其餘所有的夾心麪包，這使“我”感到，無論怎樣的表白，“也不能證明我決不是一個偷兒，也不能自己保證我在過去現在以至未來決沒有偷竊的事。”這方面的遭際，魯迅和他的老師藤野先生十分相似。據魯迅記述，藤野曾因衣着敝舊，“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失竊總是不幸的，魯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一封信中，對其被竊一事深表同情。魯迅也十分憎惡偷竊行徑，卻表示不能因爲被偷過一次，就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兒。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世上竟有些小偷氣焰囂張恣意妄爲，魯迅提到過一個新聞事件：“一個竊賊招引學生，教授偷竊之法，家長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裏了，他還上門來逞兇。”魯迅認爲，這些素材在斯威夫特、果戈理這樣的大師筆下準能演繹成出色的諷刺作品。
在魯迅的小說中，小偷也是有血有肉的焦點人物。魯迅從辛亥革命後的城鎮鄉村，勾畫出了三個各具個性的小偷形象：在“造反”旗幟下參與搶案最終成爲犧牲品的阿Q;好吃懶做、辯稱“竊書不算偷”卻被打折了腿的孔乙己;順手牽羊偷了人家東西又栽贓於他人的楊二嫂……阿Q、孔乙己和楊二嫂雖是小偷，但也是被侮辱被損害者。他們辛苦麻木、飽受屈辱地生活着，終於窮困潦倒，或走投無路，以至淪爲竊賊。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於是揭示出他們的悲慘遭遇，以期引發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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