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6月，醫生出身的孫中山關閉了自己的診所和藥房，又通過關係找到上海名流鄭觀應、王韜、羅豐祿等人寫了幾張條子，北上天津找到當朝漢族第一高官李鴻章，希望能夠在李的幕府中謀得一個職務。爲此，孫中山精心撰寫了一篇建議書，對清政府怎樣才能擺脫困境、重建輝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這份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富強治國的四大綱領，即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孫中山認爲，這四個方面是現代西方各國富強之大經，治國之根本，是我大清國繼續發展應該遵行的道理，而不是隻知道堅船利炮。
孫中山的這些意見，在他自己看來或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期望中的讀者是李鴻章，那麼從李鴻章立場看，這四點建議似乎就顯得很小兒科了，李鴻章對這四點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的比這還要深。李鴻章的幕僚早在十年前就向他講述過西方走上強盛的根本原因，在大清高官羣體中早已知道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議院，知道立憲。即便拿孫中山的這四條建議與康有爲六七年前提出的“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議相比較[1]，雖然說不上是理論上的倒退與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還沒有康有爲式的政治意識，而更多地則與早期改良主義者如馮桂芬、王韜以及鄭觀應等人的主張相仿或相同，並沒有多少獨到見解。[2]
李鴻章當然還知道，孫中山這樣的上書在大清國並不是唯一的孤證或特例，在過去兩百年中，沒有功名的讀書人，除了花錢捐官，一個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不厭其煩堅持不懈地上書，萬一哪一天哪份上書打動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這樣的終南捷徑，在那個年代太正常了，孫中山這樣做，康有爲也這樣做。
在李鴻章看來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書者，在孫中山看來卻是一件非常不一樣的大事。孫中山此時不論多麼有名，他的名也只限於他的那些年輕朋友中，還是典型的“名不見經傳”。而李鴻章是什麼人？那可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后和皇上當時最爲信賴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國的棟樑。
李鴻章擁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孫中山當然是知道的，而且孫中山還知道，李鴻章不同於一般的老官僚，李鴻章門下有一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門生或幕僚，孫中山不過就是想到這個幕府中去充當師爺，期待有朝一日有機會分發一個實缺。
孫中山對這次上書看得很重，在某種意義上說，那簡直就是背水一戰，孤注一擲，孫中山爲此放棄了藥房和診所，那可是他的吃飯買賣，而他本人已經拖家帶口，需要收入需要工作，他將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李鴻章身上。
1894年6月下旬，孫中山信心滿滿前往天津，和他同行的還有好朋友陸皓東。到了天津，他們手持滬港兩地一些重量級政治文化名人寫的介紹信拜見李鴻章的親信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人，述說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羅豐祿、徐秋畦收下了這些政治文化名流的信及孫中山的上書，答應儘量幫忙滿足孫中山。
孫中山的上書很快交給了李鴻章，李鴻章似乎也就孫中山在這封上書中提出的要求作了批示和安排。孫中山在這份上書中強調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中國之要務，表示願意出國考察農業，以便拯救農業、農村和農民。
對於孫中山的這個要求，李鴻章欣然答應，大約還真的以爲孫中山是個講究實際的實幹家，李鴻章責成羅豐祿代領農桑會出國籌款護照一本交給孫中山。至於接見面談的事情，李鴻章推託實在太忙，也就不見算了。
李鴻章不願意見孫中山，或者說是羅豐祿、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沒有安排見，這在後來看當然是一個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在當年，其實真的不算一回事。儘管孫中山有這麼多社會賢達寫的推薦信，可你畢竟是一名不名的年輕人，不說李鴻章是大清國屈指可數的當朝大臣，僅其七十一歲的年齡，不見你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閒聊一通，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當然，李鴻章不見孫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軍務繁忙。這一點是孫中山最大的不滿和不理解。但實事求是地說，李鴻章此時真忙得不可開交。是年4月，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緊接着中日之間爲是否派兵前往朝鮮鎮壓發生持續不斷的爭執。到了6月初，李鴻章聽信袁世凱所謂日本“志在商民，似無他意”的錯誤判斷，決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葉志超等率領軍隊跨過鴨綠江，出兵朝鮮。
李鴻章的決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藉機出兵朝鮮，並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兩國共同監督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孫中山、陸皓東抵達天津的時候，正是中日交涉最爲緊要的關頭，中日雙方雖然尚未以兵刃相見，但由於利益攸關，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此後不到一個月，戰爭就真的爆發了。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即便李鴻章藉口軍務繁忙，拒絕延見孫中山這一平民百姓[3]，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今天心平氣和地看來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孫中山當年卻不這樣看。因爲他把這次投靠看得太重了，他不僅關閉了藥房，斬斷了退路，而且又通過那麼多朋友鄭重介紹，結果只拿來一紙護照。這些事實不能不對孫中山造成強大的精神壓力，使他覺得李鴻章太不夠意思，他怎好意思拿着這張護照去見那些真誠幫助他的朋友呢？
中國聖賢一直告誡當權者要禮賢下士，對那些地位比較低的讀書人要格外尊重，絕不能居高臨下，盛氣凌人。中國聖賢爲什麼這樣反覆告誡呢？道理很簡單，儘管這些讀書人還處在比較低的層面，沒有功名沒有地位，但是他們的內心卻異常豐富異常脆弱，經不起任何蔑視輕視忽視或白眼。否則，其後果就不堪設想無法預測。近代中國幾個來自下層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經歷，如果不是李鴻章陰差陽錯錯過了與孫中山見上一面，如果能夠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麼中國近代的歷史必將改寫;如果北大校長蔣夢麟能夠接受李大釗的建議，給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毛潤之增加幾塊大洋，相信毛先生大概也就在那兒安心整理圖書抄抄目錄卡片;如果胡適之、張申府當年不是那麼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無視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講師梁漱溟那樣以相對比較平等的身份寒暄幾句，估計後來的歷史都會重寫，歷史的走向都會因這些偶然性而改變。
然而，歷史無法假設。機緣巧合使李鴻章沒有接見提攜孫中山，李鴻章的這一失誤不僅導致了孫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轉變爲反對者，更爲重要的是，孫中山由此被冷落轉而變得對整個體制徹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誠地想進入體制謀取發展，轉而決絕地要推翻這種體制。他不僅不再相信李鴻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統治者有能力有誠心帶領中國繼續前進，對於康有爲、梁啓超同時代人提出的改良維新方案不屑一顧，對於嚴復所張揚的達爾文進化論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孫中山也不再感興趣，他此後的所有思想所有行動，都集中到一點，那就是要喚醒民衆，推翻清政府，推翻這個異族政權，重建漢族人的中國。
基於這種認識，孫中山開始了他“一個人的革命”歷程，他先從朋友圈子做起，聯絡同志，爭取同道。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確立“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的政治訴求。翌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很快就策劃武裝起義，試圖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至少是製造政治影響。只是那時清政府雖然面臨內外交困的窘境，但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並沒有受到普遍質疑，特別是清政府在內外壓力促動下一次又一次地啓動政治變革，也爲其政治統治的改善、加強和鞏固贏得了機會贏得了時間，所以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很長時間只是一個理想，革命理論也在很長時間只是同志之間信奉的理論，並沒有產生全國性的影響，更沒有左右中國政治走向的能力。儘管後來的研究將孫中山的革命經歷考察得非常詳細，但實事求是地說，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1904年之前並沒有轉化爲政治實踐的契機和可能。
清政府1901年開始啓動新政後，國內的政治管制開始鬆動，孫中山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重建漢族人的國家這樣極端的政治理想幾乎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所以在那之後，孫中山的主要活動範圍實際上一直囿於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圈子裏。
然而到了1904年，新政的動力在逐漸衰減，清廷面對政治改革“深水區”，一時還拿不定主意是渡過，還是止步，就在這短暫的猶豫徘徊之間，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漢族知識分子中獲得了空間和發展機遇，至少一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開始相信孫中山的政治判斷，相信清廷在涉及自己根本利益，在涉及滿洲貴族集團根本利益等問題上，與漢族人還是有區別的，滿洲貴族集團永遠不可能將包括漢族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利益作爲自己的利益。於是漢族人的離心離德開始出現，於是清廷又獲得了一股新的改革動力，看來只有進一步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只有自己主動地變，才能擺脫“被革命”、“被推翻”的危險。(本文摘自《1911年：中國大革命》，馬勇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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