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蔣經國組織“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以羣衆運動的方式打擊奸商非法屯積行爲，將矛頭瞄準豪門鉅富，稱之爲“打老虎”。
1948年夏，蔣家大公子蔣經國臨危領命，前來上海“打老虎”，試圖重拳打擊上海的投機商，將上騰的物價降下來，但結果，黯然收場。在這場經濟上的“打老虎”運動中，如果蔣經國知道他除了南京政府的《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以及對挽救經濟的信心，便一無所有了，那麼即使他貴爲“太子”，也不一定會來趟上海這潭渾水。
1948年的夏天，南京國民政府剛從國民大會的喧囂中平靜下來，蔣介石也以總統身份履新視事。但蔣總統高興不起來。7月，河南省國大代表跑到總統府前哭訴，因爲在豫東戰場，國民黨軍剛剛丟失了兩個整編師，又丟了開封，國大代表們一哭二鬧就差上吊，讓蔣介石好不頭疼。除了河南，其他戰場也形勢不妙，在山東，華野部隊正向濟南集結，山東的首府濟南已成爲孤城;在東北，林彪的百萬大軍對北寧線虎視眈眈，遼瀋會戰一觸即發。除了軍事態勢，更加讓蔣總統愁苦的是經濟形勢，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赤字在1948年上半年就已經達到260萬億元，戰爭的膠着，讓軍費高達財政支出的69%。爲了支付軍費，國民黨政府發行了660萬億元的法幣。這一年的4月2日，美國國會終於通過了對國民政府的4.63億美元的援助，但這些援助仍然沒有發出，對蔣介石而言顯得遙不可及。
沒錢的國民黨政府還缺乏物資，東北、華北、華東大片產糧區落入了共產黨的控制，造成糧棉等物資缺乏;山東、江蘇喪失了大部分鹽場，讓國民黨政府的鹽務稅收大打折扣;津浦線、平漢線、隴海線三條鐵路線的中斷造成了物資運輸困難，運費高昂，本來就少的物資更難週轉。戰爭每一分鐘都在吞噬着大量的資源。南京政府不斷消耗着日漸消瘦的外匯儲備買來各種各樣的物資，供應前線和應付國家的運轉。
毫無疑問，國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如果不挽救正在崩潰的經濟，戰爭也必輸無疑。8月19日，蔣介石依據“戡亂條例”對外公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它主要針對貨幣和物資進行了規定：以金圓券代替法幣，金圓券1元摺合法幣300萬元，爲保護金圓券的堅挺，禁止黃金、白銀和外幣流通買賣。然後嚴格管制物價，以8月19日價格爲準，不得議價，同時實施倉庫檢查並登記，嚴懲囤貨居奇。蔣經國這一年38歲，他拿着這一紙命令，以及經濟副督導員的任命，來到上海。“太子”身份，手握尚方寶劍，下面一衆親手調教出來的幹部。除了這些，蔣經國沒有錢，沒有物資，一無所有。但他躊躇滿志，發誓要在上海爲他的父親穩定經濟，挽狂瀾於既倒。蔣經國一到上海，就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勢頭，8月23日和27日，蔣經國兩次指揮上海的軍警，到全市庫存房、水陸交通場所搜查。
另外，他召見了上海經濟界的李馥蓀、周化民、錢新之、戴銘禮等頭面人物，脅迫其申報金銀外幣的存量，限時送交中央銀行。周化民和戴銘禮抗命不從，蔣經國立刻拘捕二人。上海煤炭火柴大王劉鴻生被迫交出美元230萬元、黃金8000兩、銀元數千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此時也不得不交出外匯114萬美元。爲殺雞儆猴，蔣經國把有孫科做後臺的上海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以“囤積居奇”的罪名槍斃，並將申新紡織總經理榮鴻元、美豐證券總經理韋伯祥、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國樑等人以私逃外匯窩藏黃金罪名逮捕入獄。消息傳開，整個上海經濟界大爲震動，那些經濟大佬只得表面聽從。因而物價在短時間內穩定了下來。
蔣經國在大上海青年服務隊成立大會上，鼓舞隊員們，對阻礙幣制改革的鉅商、富戶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氣，所謂“打老虎”的來歷就在此。表面上物價穩定住了，但除了行政命令和嚇唬人的槍桿子，蔣公子沒法調動全國的物資到上海平抑物價。而上海地區的限價令更是讓周邊的物資望而卻步。經濟是由一隻看不見的手左右的，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蔣經國在強行壓制資本家的過程中，抓了杜月笙之子杜維屏。上海灘大佬的兒子被抓，在當年是轟動的大事，杜月笙不動聲色一方面高調錶示支持蔣經國，但另一方面卻使出了手段——辦我兒子可以，但請你去看看揚子公司。
10月2日，上海《正言報》發表消息，標題爲《豪門驚人囤積案，揚子倉庫被封》，人們不禁吃了一驚，揚子公司是孔祥熙公子、蔣經國表弟孔令侃的產業，在上海是誰都摸不得的大老虎屁股，難道蔣公子真是六親不認？其實此時的蔣經國比誰都心焦，在日記中寫下：“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但小蔣很快發現，揚子公司曾按要求在社會局登記過貨物，孔家這位親戚於情於法都不該法辦。
蔣經國到底敗給了誰？
問題不在於抓了誰，而在於任何人都無法和經濟規律抗衡，缺乏物資供應，因爲行政命令壓制住的物價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金圓券發行僅15天，漢口、重慶和廣州的物價就分別上漲了21%、40%和83%，唯獨上海因爲蔣公子的存在，還能勉強維繫。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希望美國能提供5億美元貸款幫助穩定金圓券，就如當初國民政府在抗戰前發行法幣那樣。但此時杜魯門政府已經拋棄了蔣介石，根本不可能有金融貸款。
10月8日，蔣介石從北平飛回上海，宋美齡跟他說了什麼外人無從得知，但蔣介石和蔣經國談過後，事情就悄然變化了。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最後，孔令侃離開上海，轉赴紐約，交給政府600萬美元，和杜家有關的永安公司以低於成本1/4的價格拋售了一批棉花，杜維屏便回了家。從表面看這些“大老虎”都向蔣經國低頭，但物價最終還是狂飆突進，限價令在11月1日轟然倒塌。
經國打虎，以失敗告終，但他不是輸給老虎，而是敗給一隻看不見的手。就如《蔣經國傳》裏說的那樣：“由於上海以外地區物價迅速攀升，商人和民衆擁入城裏，買盡一切商品、物資。雖然當年秋天浙江、江蘇省穀物大豐收，上海卻嚴重缺糧。原料也一樣缺乏，生產商遂停止生產。”一年之後，1949年11月，坐鎮上海的陳雲給各地密發12道指令，命令全國的棉花紗布向城市集中，長江中游的集中到漢口，西北地區的集中至西安，華北的紗布集中津京。
接下來是糧食，陳雲從11月開始命令東北每天往京津地區運糧食1000萬斤，從四川徵集4億斤糧食援助上海，另外向國外增購4億斤大米。內外夾擊之下，以上海爲首的投機商沒法抵禦全國集中的物資，面紗和糧食的價格開始跳水，上海投機商終於被接替南京政府的共產黨人打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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