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貴族有貴族的風流，武士有武士的風流，而僧人也自有一番風流。日本民族善於吸收外國文化，更善於取捨，對於佛教也是趨利避害。日本人既要享受做和尚的好處，也要保存人慾，一個民族的禁慾文化主要來自其民族的原始宗教、民族的傳統道德，在日本既找不到禁慾的民族宗教，也沒有形成禁慾的道德傳統，因此，日本儘管引進了印度和中國主張禁慾的佛教，但他們在守色戒方面並不能堅持很久。
自聖德太子公元600年遣使來中國求法，直接從中國輸入佛教之後，日本的貴族官僚紛紛建寺出家，於是官場的污穢進入了這本來應該清靜的世界，有時候佛教竟成爲統治人們、迷醉和欺騙人們的精神鴉片，寺院成爲政治鬥爭的避難所。道鏡事件之後，日本朝廷爲了擺脫寺院和僧侶對政治的控制，一邊遷都平安，一邊整頓佛教，解除了山林修行之禁，日本的山嶽佛教因此發展起來。新興真言宗的空海和尚(774—835年)曾嚴格要求他的弟子隱身山林，嚴禁門下的和尚接觸女性，更嚴禁女人上山入寺。但此時，酒色財氣早已薰染了日本的佛教，而且禁慾畢竟不適應日本開放的民族性，所以持戒難以持久。
日本人吸收外來文化儘管一開始是不假思索地全盤吸收，但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就要加以選擇甚至改造了，讓它日本化，符合日本人的人性。佛教的色戒是與日本人的民族性根本衝突的，到平安時代中後期，以天台宗延厲寺爲中心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寺院再次控制政治、影響政權，寺院不僅擁有享有巨大特權的“不輸不入權莊園”，而且豢養了大量的僧兵，這些人名爲和尚，實乃光頭武士，其跋扈連朝廷的武裝力量也沒奈何，談何守色戒、不近女人？
佛教密宗是縱慾的，因爲它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樂”思想和實踐，密教的流行使佛教從禁慾走向縱慾。空海的真言密教雖在日本大行其道，但其後來流行的原因可能與祖師的初衷相左。佛教是禁止弟子娶妻生子的，談論這樣的問題至少說明持戒不堅，但當時日本的僧人、尼姑談婚論嫁、議論風流瀟灑的比比皆是，比如日本中世著名的隨筆作家吉田兼好，本來是一個和尚的他卻在隨筆集《徒然草》一書中總操心這樣的問題。
不用說，埋頭家務治家有方的女子，實在不值一提。生了孩子，一心珍愛孩子，令人厭煩。男人死後，女的入庵爲尼老氣橫秋的樣子，即使是男人死後也令人掃興。
不管是怎樣的女子，朝夕相處相見，就沒了吸引力，也就厭煩起來。作爲女的來說，被丈夫討厭，又不能離去，會處於懸在半空的境地吧。因此，住在另外的地方，男的時常去女人的住所宿夜，即使是經年累月依然是斷不了的情侶吧。男人突然來訪宿夜什麼的，女人一定感到新鮮吧。
吉田兼好是一個天生的和尚，據說他8歲的時候就曾向父親請教“佛爲何物”。雖然他有如此早的覺悟，卻在31歲的時候纔出家，大概是在體驗了婚姻生活之後才這樣做的，不然他何以喜歡思考那樣的問題。
時至今日，日本的和尚怕沒有不娶妻生子的了，我在日本留學的那個佛教大學，許多教授都是和尚，大都生兒養女，他們或者是大寺院的理事，或者自家經營小寺院。該校一些學生家裏經營一個寺院，畢業就回去繼承家業，當和尚做住持，不用找工作。
除了娶妻之外，在日本封建時代的和尚們還經常包養情婦。井原西鶴在《好色一代女》一書中就說，江戶時代的“寺院香火很盛，有的寺院卻藏污納垢，養着供和尚玩弄的化裝成小童的姑娘，而且概不避人耳目”。該書的主人公好色一代女，一次化裝成一個流浪武士通過一個幫閒的介紹拜訪一個寺院的住持，認識之後便一起大吃大喝，此時“從廚房裏飄來的葷腥味一直不斷”。飯後，好色女與好色的和尚便商量妥貼，“每一晚上的過夜錢是兩步金子”(步是當時的一種計量單位)。好色一代女按照這個價碼，轉遍了各山各宗派的廟宇，最後發現，“沒有一處寺院不歸於女色之道這一宗一派，沒有哪個寺院的和尚沒有破色戒”。
雖然井原西鶴的記錄未免誇張，卻也說明了一些事實，因爲該書基本上是有原型的。後來，一個寺院的住持對好色一代女特別癡心，爲了省去重新找女人的麻煩，於是和她“商定三年的合同，合同期內給三貫銀子”，好色女就這樣成了這個寺院住持的姘頭。好色女還發現，寺院的香火越盛，進的錢越多，和尚們的行爲就越放縱。當時的和尚們白天僧衣僧袍的倒也一本正經，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換上短外衣，打扮成醫生模樣去逛妓院。有的雖未去逛妓院，也是因爲在自己的寺院裏修造了藏納女人的地方，比如在自己的寢室一角挖一個深洞，安一個從外面看不見的細長窗戶以便透光，頂板上培土僞裝，牆壁建有一尺多厚，免得泄露說話的聲音。女人白天就被關在這裏面，晚上纔到和尚的寢室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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