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過一部武俠小說，題目好像叫《游龍八卦掌》，講的是清朝末年一中國武師跟洋人比武的故事。這名武師自幼家貧，父親是老實巴交的自耕農，因爲傳教士想買他的耕地，他不願意賣，傳教士就找來打手，將他活活打死。他的兒子，也就是那名武師，長大後練成神功，去找洋人打擂，洋人不是對手，竟然暗使詭計，毒瞎了他的雙眼。
小孩子思想單純，書上怎麼說就怎麼信，看過那部小說以後，我把傳教士當成了與日本鬼子和八國聯軍相似的物種，非常痛恨他們。後來長大了，讀的書多了，漸漸明白過來：原來在華傳教士並沒有那麼壞。確實有些傳教士靠堅船利炮和治外法權撐腰，在中華大地上橫行霸道，但他們在中國行的善舉也不少（當然最終目的還是爲了方便傳教）。尤其是1949年後，傳教士在中國大陸備受醜化，多半是出於政治和意識形態原因，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現在我知道了，中國第一家西式醫院（1835年成立的廣州眼科醫院）、第一所新型大學（1879年成立的上海聖約翰大學）都是傳教士辦的，近代第一個留學生（1847年赴美的容閎）是傳教士帶出國門的，第一部英漢對照辭典（1815年出版的《華英字典》）是傳教士編寫的，第一個現代印刷機構（1860年搬遷至上海的美華書館）是傳教士引進的。
甚至著名的煙臺蘋果，最初也是出自傳教士之手（1871年美國傳教士倪維斯夫婦在煙臺培育），我們很多人愛吃的大粒花生，還是傳教士引進的（1884年美國傳教士威爾將歐洲人剛培育出的大粒花生引種到河北邢臺，民國時推廣至全國）。當年清廷向八國聯軍支付鉅額賠款，美國將賠款分期退還，用於中國的教育事業，這筆賠款對清華大學的創建和留學生的派出起到了關鍵作用，而當初建議美國政府退還賠款的，還是傳教士。
以前我寫過一篇介紹基督教青年會的文章，說來華傳教士和一些富裕教徒在中國成立了許多青年會分部，這些分部不以營利爲目的，只以助人爲己任，無論是不是基督徒，只要有困難，都可以向青年會申請幫助。1927年魯迅去香港講學，沒地方住，就是讓青年會爲他找的房子；1938年老舍去重慶逃難，租不起房子，也是由青年會幫忙找到了一間免費的庫房。
事實上，連中國第一批現代意義上的廉租房，都是在基督教青年會努力下開發完成的。
1922年，基督教中華全國大會在上海召開，會上提出了中國勞工改善居住生活的計劃。1923年，美國傳教士克拉克和奧茲德耗費一年時間調查了上海閘北、虹口、浦東等地的貧民窟，建議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爲貧苦勞工建造衛生良好、租金低廉的勞工新村。1924年，上海青年會籌集資金，遊說政府，在浦東拿到地皮，開始興建勞工新村。1926年，“上海青年會浦東勞工新村”建成，公開招募低收入勞工入住。
該新村佔地六畝，內有禮堂、國小、運動場、診所、遊藝室、圖書室各一，公共廁所兩個，其餘全是供勞工居住的磚瓦房，共三十二套。每套房都是兩間，一間爲臥室，另外一間前後隔開，前面做客廳，後面做廚房。每套房子的前面各有一小塊空地，讓住戶種花種草。
新村建成後，上海青年會登出公告，滿以爲申請入住的勞工會擠破頭，哪知道頭一個月幾乎無人問津。爲啥？三條原因：
第一，房子蓋得太漂亮了，旁邊貧民窟裏的工人以爲是給闊人蓋的。
第二，青年會規定的房租標準是每套每月三塊大洋——這個租金標準絕不算高，同樣的房子放到上海市區，每月租金至少三十塊大洋，即使在浦東也不可能少於六塊大洋。問題是普通勞工的收入太低了，當時在浦東打工的都是來自安徽和蘇北的農民，男的去碼頭幹苦力，女的進廠，老人撿破爛，小孩當童工，全家老小忙活一年，除了吃飯頂多只能攢下幾十塊大洋，你讓他們出三塊大洋一個月租房，他們寧可住自己搭建的窩棚。
第三，傳教士急於改善中國勞工的健康和教育程度，對入住新村的居民作出了週日休息和小孩入學的強制性規定，這對連飯都吃不飽的中國底層百姓來說，其實是不現實的。
後來，經過上海青年會的反覆宣傳解釋，附近的勞工漸漸動了心。大約過了半年，三十二套住房才全部住滿，其中還有兩套租給了在當地公務機關任職的公務員。
雖然有很多不足，但這座浦東勞工新村畢竟爲中國的廉租房建設開了先河。此後，廣州市平民宮、漢口市勞工住宅、上海市其美路平民新村、開封市火車站平民新村、上海市大木橋路平民新村、杭州市清泰門平民新村等等，陸陸續續拔地而起。
在來華傳教士的帶動下，在1928年到1937年的“黃金十年”裏，國民政府也掀起了爲窮人興建廉租房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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