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英宗統治的正統朝，“土木堡之變”堪稱是今人最耳熟能詳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領也先兵分三路，悍然發動了對明王朝的全面進攻，明英宗朱祈鎮僅經過三天準備，隨即率領號稱五十萬的大軍北征，隨即遭瓦剌軍合圍，被圍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發動總攻，一舉擊破明朝大軍，俘虜明英宗朱祈鎮，造成明王朝立國以來的奇恥大辱。歷代以來，也一直爲後人所感慨哀嘆。論及罪責，也時常歸責爲“王振擅權”，“草率出征”，但如果細細審視從明朝宣德時代到正統時代二十多年的政局變遷，便可見真相併非如此簡單。
如果先看“大背景”，第一個要爲土木堡“買單”的人，竟是永樂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時，五次北征蒙古，沉重打擊韃靼，瓦剌諸部勢力，可謂武功赫赫。但是就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難之役”後，爲酬謝兀良哈三衛的出兵相助，將原屬寧王的內蒙古興寧地區盡數劃撥給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衛實力大增，漸成明朝邊患，更使明朝北部“九邊”頓失屏障。
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雖沉重打擊了蒙古韃靼部，卻也使一直與韃靼爭鋒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窮追了一輩子的韃靼“興寧王”阿魯臺，沒死在明軍手中，卻最終被瓦剌擊斃，瓦剌也藉此成爲蒙古高原實力最強的一支，其“發家”歷史，實是拜朱棣所賜，此外，朱棣將遼東的谷王，韓王，遼王盡數內遷，留當地女真在遼東地區“自治”，結果至明英宗正統初年，遼東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復，成爲其南下侵略的輔助力量。而得到興寧重地的兀良哈三衛，也不甘再聽命於明朝，反與瓦剌相互勾連。而且，雖時人常以宦官王振爲土木堡之敗的“禍首”，但宦官參政，也確是從朱棣時代開始。
而朱祈鎮的父親朱瞻基，也同樣要對土木堡之敗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內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對諸多親貴的違法行爲特別是土地兼併行爲頗多姑息。不但造成了後來牽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義，更令朱元璋時代確立的“軍屯”制大受破壞，宣德五年（1430年），監察御史陳祚就曾奏報說：“遼東邊地，軍田被侵已達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給事中楊亮又揭發諸多親貴“擅調邊軍爲奴”的行爲，宣德七年，河南巡撫李昌淇也上奏當地軍屯土地“多被勢家大戶侵佔，士兵無地卻苦於賦役”的慘狀，宣德八年（1433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發“宣府大同諸邊地，將官侵佔軍屯日甚，以至兵戶四散逃亡。”
如此種種，明宣宗皆不了了之。“軍屯”沒有保證，軍隊戰鬥力當然被削弱。而明宣宗的國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開平衛不說，還對衆邊將賦詩說“慎守只需師李牧，貪功何用學陳湯”。結果“李牧”學不來，防線卻內縮嚴重，瓦剌也先殺太平，孛羅二首領，其族人多怨憤，曾數次到明廷哭訴，請求明王朝做主，楊士奇卻說“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明王朝終是袖手旁觀，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統十四年的南侵之禍，從此時就已註定。至於再說到土木堡之敗的“禍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閱奏摺大權的“司禮監”，恰是明宣宗在位時所設。
“歷史遺留問題”講完了，那麼做爲“當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禍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該負多大的責任？還是且讓我們從正統朝的朝局開始。
說到明英宗九歲登基後在位的正統朝，歷代素來評價不高，個別歷史學家還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因後人對王振的種種抨擊，這十四年更被許多人看做王振一手遮天，殘害忠良，朝政糜爛的“黑暗時代”。要了解真相，還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縣人，原是個不得志的教書先生，宣德年間主動報名入宮，進入“內書堂”，侍奉太子朱祈鎮讀書，憑“矬子拔將軍”（宮裏太監多不識字）的一身才學，很快被明宣宗任命爲“東宮侍讀”，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祈鎮的敬重，平日對他的稱呼都是“王先生”。朱祈鎮即位後，王振被任命爲“司禮監掌印太監”，正式成爲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統朝初期，他離“一手遮天”卻差得遠。
朱祈鎮即位時年僅九歲，朱瞻基臨終前爲他留下了五位大臣，分別是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瀅，大學士楊榮，楊浦，楊士奇。而真正執掌“決定權”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張太皇太后。張太皇太后素稱“賢德”，國家大事信賴“三楊”等文臣，且爲朱祈鎮每日安排“經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給朱祈鎮講學，朱祈鎮年幼貪玩，自然受不了。王振一面時常組織內宮衛隊操練檢閱，各種軍事表演讓朱祈鎮大飽眼福，一面又時常當着“三楊”的面勸解朱祈鎮不要“玩物喪志”，令久歷宦海的老臣楊士奇也感嘆道“宦官中有此賢良，真乃幸事。”
但“賢良”的王振私下裏卻暗中排斥異己，任命自己親信紀廣爲禁軍都督，掌握了禁軍軍權。張太皇太后聞訊後，深感王振包藏禍心，殺心頓起。正統元年二月，張太皇太后當着朱祈鎮以及五位“輔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覲見，當場歷數王振誘引朱祈鎮“不學好”的種種罪過，要“賜死”王振，嚇得王振立刻癱瘓，生死時刻，曾稱王振“賢良”的楊士奇帶頭求情，朱祈鎮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覆哀求下張太皇太后終心軟，繞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衆大臣“以後不可令他干擾國政”。經此一嚇，此後今年，王振分外收斂。
而在這幾年裏，明王朝也做了種種“善舉”，正統元年（1436年）開始清查北方九邊將士的“缺額”，增加寧夏地區的軍力守備，次年又派刑部尚書魏源持“尚方寶劍”，清查宣府，大同兩大軍鎮的軍餉拖欠以及軍屯侵佔案件，斬殺十數名違紀軍官。並委任名將楊洪鎮守宣府，並在通州等地設十三糧倉，儲備軍糧。停開湖廣，河南等地的“銀廠”，減輕當地百姓負擔，調三萬禁軍在京城周邊屯田。
如此種種，皆是對永樂，宣德兩代諸多失誤的補救，對英宗被俘後的北京保衛戰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統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還因災荒減免了山東，浙江，江西的賦稅，正統七年更建立了由戶部直接掌握的“太倉銀庫”，專門用以儲備國家行政運作的“專款”，“皇室開支”與“政府開支”就此分開。此舉被美國亞洲史專家羅斯墨菲讚歎爲“皇室政治改革的創舉”。
同時也修訂了朱元璋時期立下的“栓選法”，規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員推舉言官，四品以及侍從言官推舉知縣，一時間“正人匯進”。明王朝的國勢，這段時期尚在蒸蒸日上時。
王振的勢力也在這段時間“蒸蒸日上”，從張太皇太后面前拾得一命後，王振大爲收斂，一度小心做人，張太皇太后對他也頗爲警惕，時常派人暗中監視他的不法行爲，但得到的信息是王振很“奉公守法”。從此也漸有好感。
真正導致王振在張太皇太后心中“形象轉變”的，是正統四年（1439年）的“毆死驛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謨因小事打死驛丞，死者是閣臣楊浦的鄉里，廖謨卻是另一閣臣楊士奇的鄉里，楊浦堅持“殺人償命”，楊士奇卻堅持死者“罪有應得”。兩位“輔政大臣”在內閣當場反目，吵鬧到張太皇太后處，都是“股肱”大臣，張太皇太后也頗感爲難，王振藉機建議說：償命太重，不處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謨降職。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懷。深感王振辦事“秉公無私”的張太皇太后從此對王振信任有加。
此後，王振開始培養黨羽，把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相繼安插在東廠，御馬監等要害部門，其侄兒王山，王林則成爲錦衣衛指揮使，大明兩大“特務”組織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專權也引起了“三楊”中最富智謀的楊榮的注意，他與楊士奇合議，相繼將曹鼎，馬愉等“門生”引入內閣，用以對抗王振勢力。
對待文臣集團，王振也是軟硬兼施，起初對待“三楊”，王振禮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楊”起先放鬆警惕，趁此機會，王振廣泛結交文臣裏的“中層幹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特別是對有“糾劾”大權的言官們更是百般拉攏，利用其蒐羅朝廷重臣們的“不法證據”。更利用文臣內部自身的鬥爭，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裏結交親信，最終從文臣集團中“釜底抽薪”，結成一個自己的關係網。
這以後楊榮病逝，楊士奇因兒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親信言官的彈劾，不得不“引咎辭職”，胡瀅也因“貪污”被下獄，剩下的張輔和徐浦年事已高，孤掌難鳴。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華蓋，謹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祈鎮設宴慶賀，王振按規矩不得出席，王振私下裏發牢騷，朱祈鎮聞知後，連忙命人打開東華門大門，命王振入宮赴宴，王振到時，百官“羅拜朝賀”，至此大權初攬，次年張太皇太后病逝後，王振命人私毀朱元璋立下的“不許宦官干政”的鐵牌，從此，才真正的一手遮天。
這以後，王振權勢滔天，曾指斥他專權的大臣于謙，鄺焚等人一度被下獄，侍講劉球被害死，曾彈劾過朱高幟的國子監祭酒李時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種重百斤的大枷鎖）夾住當街示衆，險些橫死。此外他賣官鬻爵，在六部裏安插親信，在“朝貢貿易”中收受瓦剌賄賂，並向外國使臣索賄。可謂作惡多端。
但說了諸多壞事，也要說說王振做過的一些“好事”，首先是他勸朱祈鎮禁止內宮宦官出外“採辦”，即到地方上徵用物品，減免廣西，廣東，江西等地的“貢品”，確實“減輕了人民負擔。”在排除異己的同時，王振也大搞“反腐”，楊榮，楊士奇的諸多親信，確爲“問題嚴重”的貪官。另外他還曾於正統十年，十二年兩次在山東，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國家稅收，也讓諸多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安居樂業。
在邊防問題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許多因土地兼併而逃亡的官兵的“罪過”，允許他們回“老部隊”戴罪立功，使邊關重新召回了數萬“老兵”，正統九年（1444年），王振還命戶部撥出專款，幫助陝西，山西兩省因受災而賣兒女的百姓，贖回被賣子女。至於被王振陷害的“忠良”，雖有于謙，陳敬德，李時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驥這樣的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親信”，儘管有徐佑這樣不學無術的“昏官”，卻也有王文這樣善於整治貪污的能臣。
而從人品上說，王振雖然狹隘，常因對方對自己“態度不好”就大肆報復，但有時候也“知羞”，國子監祭酒李時逸被王振戴重枷“罰站”，其學生石大用知道後上書王振，表示願替老師受罰，王振閱後自嘲“我還不如一娃娃”，隨即釋放李時逸。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是王振老鄉，因不肯依附王振，被王振派人逮入錦衣衛詔獄，準備“祕密處死”，但王振家老僕人卻向王振說情，說薛瑄在“蔚州老家”廣有聲譽。王振聞言後感嘆“是我忘本了”，當即將薛瑄釋放。因此，雖是“宦官專權”，但土木堡之變前的明王朝，並沒到“國事糜爛”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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