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遠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大陸東南地區的印紋陶文化就已經傳播至臺灣。春秋時期，戰國時期成書的《尚書·禹貢》中，就有關於臺灣的記載，當時將臺灣稱爲“島夷”。到了兩漢時期，大陸漢族人稱臺灣爲“東鯷”，而三國時代稱之爲“夷州”。當時，大陸經常有航海、求仙者到達臺灣。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決策派軍隊駐守和經略臺灣的，當是三國東吳大帝孫權。
孫權，字仲謀，三國時期東吳的開國皇帝。公元200年，他十八歲時繼承了兄長孫策的基業，成爲東吳之主。孫權不是坐守江東一隅之地、安於先輩功業的平庸之君，而是一位目光長遠，胸懷大志，很有才幹的君主。在他的治理下，吳國的國勢逐漸強盛起來，統治區域不斷擴大，生產也有了明顯的發展。除了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以外，他更是大規模航海的倡導者，擁有三國中最強大的水軍，很注重經略海洋，曾派使者到達過海南、南洋羣島，開創了與南海諸國正式的經濟、文化往來，並在開闢江南和發展航海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東吳國地處長江中下游，以水軍立國，擁有戰船五千艘，其中大型戰艦高達五層，可載兵三千人，這在當時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是一支頗具規模的海軍力量。地理形勢加之個人的志向，決定了孫權不會把目光侷限於爭雄內陸，向海洋發展理所當然地成爲了孫權統一中國宏大計劃的一部分。爲達到這一目的，他曾派將軍賀達、孫怡統兵萬人渡海到達遼東半島，派遣將軍聶友率兵三萬前往海南島。在海洋方向的順利發展，使得既關注於擴大自己的領地，又鍾情于海洋事業的孫權決定渡海前往夷洲駐守，這無疑是一個具有深遠影響和積極意義的重要決策。
據《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記載：黃龍二年，即公元230年的春天，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澶洲在海上，……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這段記載表明了自秦漢以來即與大陸有交往的臺灣，到這時又與大陸有了更深的聯繫，這也是中國軍隊第一次大規模到達臺灣，欲將其置於祖國的直接控制之下。
實際上，到了黃龍二年正月，孫權終於正式決定經略臺灣。他選擇了能熟練運用水軍，且富有冒險精神和獨斷能力的衛溫、諸葛直兩位將軍擔此重任，並對他們寄以厚望。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載着萬名水軍的東吳船隊浩浩蕩蕩地沿着前人尋求不老仙丹的航路東進出發了，經過數日的航行，這次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行動之一的海上行軍終於到達了夷洲，登陸以後，衛溫、諸葛直命令在海岸附近紮營，並開始了在臺灣近一年的經略活動。這是中國大陸軍隊第一次到達臺灣駐守。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兩位將軍率領甲兵萬人前往臺灣，駐守還不到一年後就回來了，而回來時只剩下幾千人，孫權不能容忍這樣的結局，以違詔無功之罪將衛溫、諸葛直二人下獄問罪。衛溫、諸葛直，這兩位失敗的英雄就這樣結束了這次悲壯的遠征。但是，他們畢竟揭開了中國政府統一臺灣的序幕。後來，東吳廟陽太守沈瑩寫了一本名爲《臨海水土異物志》書，具體生動地記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況。“夷州”指的是臺灣;“山夷”指的是臺灣當地的老百姓。
中國歷史上大陸第二次準備派兵前往臺灣駐守的是三百多年後隋煬帝楊廣。
隋煬帝楊廣，隋朝的第二代皇帝。他在位時期，營建東都洛陽，開掘運河，修築長城，開闢馳道，三徵高麗。隋煬帝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同時他也是一代有志於“海上遠略”的君王。此時，隋朝已經將“夷洲”改稱流求，一直沿用到宋、元和明朝中葉。明末清初，改稱臺灣。據《隋書·流求傳》記載：隋煬帝“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言，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裏。”隋煬帝雖然沒有急於表態，但內心還是蠢蠢欲動的。
大業三年，即公元607年，隋煬帝根據海師何蠻奏報，“命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這一次到了流求國後，因爲言語不通，只是掠一人而返。對於這樣一個結果，隋煬帝深感不滿。
第二年，隋煬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流求王不從，朱寬取其布甲而歸。”“布甲”，流求人用苧麻紡成布後編織的鎧甲。兩次和平招降不成，隋煬帝有些惱火，決定以武力征討。
據《隋書·陳棱傳》記載：隋煬帝“大業三年，陳棱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清大夫張鎮州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隨後發生的事情，在《隋書·流求國》中有所記載：“初，棱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渝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棱擊走之，送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
帶着隋煬帝對流求“先禮後兵”的方針和策略，肩負朝廷對自己的重託和厚望，陳棱再次漂洋過海來到流求。由於招撫行動受到了當時琉球上層的強烈反對，流求王歡斯渴剌兜甚至派兵對抗，拒絕接受“招撫”。和平解決流求問題的計劃遇阻後，陳棱只得率軍用武力迫使其臣服，結果大敗歡斯渴剌兜兵。陳棱乘勢攻破流求王的都城，殺死了流求王歡斯渴剌兜，並俘虜了一萬七千人而還。
其實，隋煬帝解決臺灣問題的目的在於讓臺灣臣服，讓臺灣人民知道當今天下是大隋的天下，其中多了一些天朝霸氣，少了一些人文關懷，沒有考慮打下臺灣來以後，應該怎麼管理臺灣和發展臺灣，而只爲逞一時之能，泄一時之憤，所以使隋煬帝在解決臺灣問題上變成了“虎頭蛇尾”，甚至有些徒勞。由於沒有留下駐防颱灣的軍隊，沒有設置相應的官府機構，隨着軍事行動結束，大陸武裝離開臺灣後，臺灣與大陸的政治接觸又重新被波濤洶涌的臺灣海峽所阻隔。儘管如此，隋煬帝對臺灣的行動，畢竟給後來的大陸的朝野提供了進一步瞭解臺灣軍情、民情的機會。
在此之後，歷代王朝都對臺灣十分關注，唐朝和兩宋時期，大陸與臺灣的交流更加廣泛，大陸商人曾頻繁到臺灣謀生。到了元朝至元年間，即公元1264年至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設置澎湖巡檢司，管轄澎湖與臺灣，這是中國政府最早在臺灣正式設立的行政管理機構，從此臺灣正式納入祖國的行政序列。應該說，正是東吳大帝孫權的遠見卓識和隋煬帝楊廣的前赴後繼，才爲後來的這一切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中國歷史上最徹底地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古代帝王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公元1624年，荷蘭殖民主義者侵略中國東南沿海，佔領了臺灣。38年後，也就是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鄭成功從荷蘭殖民主義者手中收復了臺灣。不久，鄭成功去世，其子鄭經繼位。之後，臺灣鄭氏集團內部矛盾重重，鄭經與其叔父鄭世襲爲爭奪權力發生火併，政治上越來越走下坡路。而清朝由於當時國內棘手問題很多，對臺灣不能以武力征服，也主要採取“招撫”政策。這樣，使得鄭氏集團暫時有了一個喘息時機，得以在臺灣維持20年時間的割據統治。
隨着收復臺灣，國家統一的呼聲高漲，康熙皇帝決定加快解決臺灣問題的步伐。但清廷內部在是否武力統一臺灣問題上頗有分歧。朝廷一部分大臣認爲，天下初定，“凡事不宜開端，當以清靜爲主”，主張緩徵臺灣。福建地方的水師提督萬正色也上奏認爲“臺灣斷不可取”。福建海防長官寧海將軍喇哈達等也持反對態度。許多朝中大臣“鹹謂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長驅制勝，難計萬全”，力主放棄武力征討。然而，內閣大學士李光地、福建總督姚啓聖、福建巡撫吳興祚等人則力主舉兵攻取臺灣。康熙皇帝在經過一段猶豫之後，最後下決心攻取臺灣，以“底定海疆”，實現其一統海內的宏圖大略。
康熙二十年，即公元1681年六月，康熙皇帝發佈詔令：“鄭錦(經)既伏冥誅，賊中必乖離擾亂，宜乘機規定澎湖、臺灣。”並令總督姚啓聖、巡撫吳興祚、提督諾邁、萬正色等，與將軍喇哈達、侍郎吳努春“同心合志，將綠旗舟師分領前進，務期剿撫並用，底定海疆，毋誤事機。”他還決定起用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作爲攻臺主帥，“委以獨任專征”大權，到福建統領軍隊進取臺灣。他下詔書宣佈：“今諸路逆賊俱已殲除，應以現在舟師破滅海賊。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誠，且曾任福建水師提督，熟悉彼處地形、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與將軍、總督、巡撫、提督商酌，剋期統領舟師進取澎湖、臺灣。”
施琅原是鄭軍守衛澎湖列島的將領，降清後曾一度出任福建水師提督，率領福建水師自福州的東山渡海攻打臺灣，至清水洋後因遇風折回。所以，他對臺灣海峽一帶海上形勢、地理環境、天文風候十分熟悉，這就爲清軍攻臺取勝創造了有利條件。施琅到達福建後，迅速組織起一支由原鄭氏降兵及福建新練水師爲主的水軍，這支軍隊既熟悉海情，又有多年海上作戰經驗，同時又配備有精良大炮的高大堅固、行駛迅捷的戰船，只待選擇戰機，準備渡海作戰。
鄭軍當時派出能攻善守的大將劉國軒率精兵2萬餘名，大小船艦200 餘艘，並“緣岸築短牆，置腰銃環20餘里的壁壘”，固守澎湖。康熙二十二年，即公元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領戰船300餘艘，水師2萬餘人，自東山出洋。清軍利用“風利舟快，瞬息飛駛，居上風上流之勢，壓攻擠擊”，一鼓作氣，經過七八個小時激戰，大敗鄭軍。劉國軒率所剩幾隻小舟逃回臺灣。澎湖爲臺灣門戶，一旦失守，臺灣便失去了屏障。此時，鄭軍只得上表求降，八月初，清軍勝利進駐臺灣。由於鄭氏集團政治腐敗，所以清廷統一臺灣得到臺灣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清軍進駐臺灣時，“百姓壺漿相繼於路，海兵皆預製清朝旗號以迎王師”。由此可見，臺灣人民是迫切希望國家統一的。
隨後，康熙皇帝決定在臺灣設臺灣府，下轄臺灣、諸羅、鳳山三縣，隸屬福建省。臺灣、廈門合派一道官員管轄。並派兵8千人駐防，設總兵一員，副將二員，澎湖也派副將一員統兵2千人駐防。這樣，臺灣重新統一於大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轄之下。
統一臺灣，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這不僅對國家統一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臺灣的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後來事實證明，臺灣經濟、文化的進一步振興，正是在臺灣重新統一於清朝中央政權管轄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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