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在105天內鯨吞整個東北，死傷僅1200餘人。
張學良：責備我對日本這件事情判斷錯誤，那我承認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東北軍領袖張學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義演。戲散後張見到急電，匆匆離去。凌晨一點，張召集東北軍在北平的高級將領開緊急會議，指示“避免衝突，不予抵抗，……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會議開了一個通宵。
次日凌晨，張決定電告南京，請中央向國聯提出抗議;下午，張接見日本記者，就事變發表意見，說道：“昨夜接到奉天報告，知有中日衝突發生，我等無抵抗之力，且無必戰之由，故我已嚴令部下絕對不抵抗，任日本軍之所爲。”
對於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張學良晚年的解釋是：“你責備我不抵抗，我不承認，責備我對日本這件事情判斷錯誤，那我承認。我自己考慮，日本不可能這樣做，軍人要這樣做，(日本)政府也會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認我對日本的判斷是判斷錯了。”
青年時代的張學良(中)
蔣介石：事變前夕正謀求與日本陸軍中樞建立戰略伙伴關係
9月18日晚9時半，蔣介石自南京登上“永綏”號軍艦，前往江西南昌。晚10時20分左右，日軍在瀋陽發動事變。19日晚，蔣接到上海電報，獲知東北出事，隨即致電張學良，鑑於日方誣衊中國軍隊炸燬鐵路，中方對外宣傳應努力闢謠。
21日下午，蔣返回南京。23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宣佈“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南京方面寄望於尋求國聯的支持來處理事變，而未曾給張學良和東北軍下達過“抵抗命令”。東北軍的“不抵抗”，相當於得到了國民政府的默認。
臺灣學者黃自進認爲，事變前夕，蔣的基本判斷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壞《九國公約》的大不韙而侵略中國”;而且，事變前夕，蔣還在致力於“與日本的陸軍中樞建立起戰略伙伴關係”。其中，僅1930年度，國民政府與日本陸軍省之間，就簽署了多達16件武器買賣的契約，其金額佔到了該年度中國對外採購武器總金額的三分之一強，日本已成爲當時中國的第一大武器採購國。鑑於這種關係的存在，蔣認爲，“零星的衝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總有轉圜餘地”，所以默認了東北軍的“不抵抗”。
蔣介石
關東軍：目的不光是佔領全東北，還想要給日本政府製造危機
據日方檔案，事變期間，日軍僅包括10400名關東軍及4000名朝鮮軍;關外的東北軍則有179500名之多。事變結果，日方在105天內鯨吞整個東北，死傷僅1200餘人。
日本學者戶部良一認爲，關東軍發動事變的目的，“是試圖佔領包括北滿在內的整個滿洲”，而且“試圖通過計謀挑起日中間的衝突，……造成日本的國際關係緊張，形成對外關係的危機。……他們的目標是打倒‘腐敗墮落’的政黨政治”。關東軍既然懷着這樣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受政府約束。所以，張學良“認爲日本政府應該能夠恢復對關東軍的控制”的判斷是完全錯誤的;建立在這一判斷基礎上的“不抵抗方針”，不但不能緩和局勢，反而促成了“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基本得以按照計劃進行”。
廣州政府：逼蔣下野，直接導致張學良放棄東北最後一個據點
事變爆發時，中國內部，除南京政府外，還存在一個以胡漢民、汪精衛、孫科爲代表人物，以廣東軍閥陳濟棠、廣西軍閥白崇禧、李宗仁等爲後盾的“廣州國民政府”。胡漢民在國民黨內有“黨魁”的身份，蔣介石是軍事領袖;南京與廣州之間的衝突，實際上是國民黨內部黨權和軍權的爭鬥。
關東軍少壯派代表、“九一八”事變主要策劃者石原莞爾
這種爭鬥，嚴重影響了國民政府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廣東方面借事變向南京頻頻發動政治攻勢，一度將蔣介石逼到要親自“率師北進，與倭寇決戰”，並取消黨治、開放政權的地步——前者是爲了盡力保存自己的軍權，後者是爲了拆掉胡漢民的黨權。但這種極端的做法，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蔣介石最終只能選擇在1931年12月15日辭職下野。
蔣的下野，所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張學良不放一槍一彈，放棄了中國軍隊在東北的最後一個據點錦州。張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他得到情報，取代蔣介石的孫科政府，雖一再敦促他抵抗日軍，私下裏卻與日本政府達成了“查辦張學良”的共識——實際上，因張學良親蔣，一直被廣州政府視作必須拔除的眼中釘，自事變爆發，即不遺餘力對其進行攻擊。張學良放棄錦州，意味着東北終於徹底淪亡。
1931年5月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部分政要。左二爲汪精衛，左四爲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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