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最早出現財政危機的其實是南京臨時政府。就在南北還處於戰時狀態時，有一次安徽都督派專使去見孫中山，要求馬上接濟部分軍餉。孫中山批了二十萬元，但手下人查了一下金庫，卻發現僅有十元存洋。
爲了這個惱人的“孔方兄”，孫中山、黃興傷透腦筋。當時每天到南京陸軍部索餉的人員不下數十撥，時任陸軍總長的黃興被弄得寢食俱廢，甚至急吐了血。
在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後剛剛一星期，尚在執行職務的南京政府就提出需銀七百萬兩，其中兩百萬兩爲急需。袁世凱也不是財神爺，他能想到的辦法就是找外國借款。
袁世凱的法子，南京政府同樣想過做過。孫中山在回國前後就多次進行過借款活動，但老外銀行家們多精明，南京政府能存在幾天他們都不知道，又怎麼肯把錢借給你？在那段日子裏，孫中山每天都盼望能得到外國銀行的覆電，可是一直等到他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還沒有見到錢的影子。
袁世凱出手借就不一樣了。這時南北已走到一起，且北京政府就實力和信用而言，更符合外國銀行家心目中“能負責任的中國政府”的形象。在此情況下，美英德法四國銀行團便接受袁世凱的要求，付銀兩百萬兩給南京政府作爲了軍政費用。
除了結束南京政府，遣散南方民軍外，北京政府需要用錢的地方還有很多，其中比較大宗的就有整頓在京政府機構、償付承接自清政府的外債和賠款、履行對遜清皇室的優待條件等。這使北京政府的財政困難程度很快就接近了當初的南京政府，而解決困難最方便最快捷的途徑又只有繼續向外國銀行進行借貸。
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袁世凱以國務總理趙秉鈞等人爲全權代表，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談判簽署了“善後借款合同”，這就是歷史上的善後大借款。
據說著名學者辜鴻銘曾應邀在這次借款談判中擔任翻譯。他說了一句名言：“所謂的銀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計把傘借給你，雨天又兇霸霸地把傘收回去的那種人。”
辜鴻銘的話很形象地說明了借款合同的苛刻程度。根據合同規定，中國必須以鹽稅、海關稅以及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稅項作爲擔保，這還不包括其它一些有損國家主權的附加條件。
借款合同簽署於第一屆國會開幕後不久。依照國會組織法，政府所有法律、財政、國務員同意等案，都須得到參衆兩院的一致同意，像善後大借款這樣重大且涉及國家主權的決策更不能例外，但國會卻是事後才得知。
宋案和借款案引起了南方革命黨人的極大憤怒。兩案發生之前，孫中山、黃興曾先後北上與袁世凱商討國是，對袁俱有好評。二人還都不約而同地作出過樂觀估計，認爲民國若能由袁世凱執政若干年，必可躋身於強國之列。袁世凱對孫、黃亦不乏好感，與人交談時，曾稱孫中山坦白，黃興憨直，言下頗有相互提攜之意。
兩案一起，南北領袖之間這種一度尚算融洽的關係便告完全破裂，雙方皆視對方爲眼中釘，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後快。孫中山首先力主對袁世凱進行武力討伐，袁世凱也被激起了怒火，他發出“傳語國民黨人”的長電，聲稱：“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託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民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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