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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訢與慈禧叔嫂奪權後爲何共創“一國兩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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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非誠勿擾”式的故事與一般愛情故事不同的是,這兩個人的恩怨情仇牽涉到了天下社稷、人間蒼生、乃至世界變局的宏大命題。小夥的名字叫作愛新覺羅·奕,人稱恭親王;姑娘的名字叫作葉赫那拉·蘭兒,人稱慈禧太后。

奕訢與慈禧叔嫂奪權後爲何共創“一國兩制”方案

有關恭親王與慈禧太后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如此演繹着。中國人很多時候都願意用這樣家長裏短的平民心態和八卦視角,來觀察那些曾經不可望、更不可及的偉大人物們,以便在艱難塵世中自我寬慰:彼此彼此,無非如此。

八九點鐘的太陽

有關恭親王與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於史無徵,甚至連那傳誦得更爲廣泛的慈禧太后與榮祿的地下戀情,也只是康有爲和梁啓超流亡海外後,爲了鼓動華僑們捐出自己的血汗錢,而炮製出來的唐人街街頭肥皂劇,被英國的無良記者和文人加工後(即所謂的《慈禧外紀》),成了海內外推崇半個多世紀的“信史”。

即使在入關時豪放不羈的滿人,在執政者的位置上坐了200多年後,於禮教這一基本原則,甚至比漢人還能嚴防死守。當1861年咸豐皇帝在熱河與世長辭時,慈禧太后還只是個26歲的“二奶”,作爲“大婆”的慈安太后,比她更小,年僅24歲,正是流年不利的本命年。留在北京的恭親王,剛剛處理完了與英法聯軍的艱難談判,英法不僅撤軍,而且轉過身來協助大清中央鎮壓太平天國。恭親王成爲國際舞臺矚目的政治新星,此時,他也只是個28歲的青年幹部。恭親王趕往熱河奔喪,想向兩位寡嫂見面請安,起初遭到“八人幫”拒絕,理由就是叔嫂私唔,不合禮法。14年後(1875年),同治皇帝過世,他的皇后隨即自盡,儘管對其死因有很多猜想,但毫無疑問的是,她立即被中央宣揚爲道德模範,樹立了有史以來級別最高的貞節牌坊。

恭親王與兩位寡嫂之間的共同之處,關鍵就是兩點:一、深感以肅順爲首的顧命大臣“八人幫”,日益跋扈,貴爲太后和親王,卻毫無尊嚴與權威;二、他們都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深信世界歸根到底是屬於自己的,如果不能犯難一搏,今後的漫長人生都將在“八人幫”的陰影下度過。

在打倒“八人幫”的辛酉政變(也稱祺祥政變)中,除了主流觀點強調的各種利益團體的博弈和鬥爭外,作爲政變發動方的兩宮太后和恭親王,他們那飛揚的青春,無疑是難以忽視的因素。正是這種朝氣,形成了他們冒險一搏的勇氣,也奠定了之後三十年改革開放(“洋務運動”)的基調。值得注意的是,作爲這次政變的尖刀,對45歲的肅順和54歲的端華實行外科手術般“精確打擊”的,正是時年21歲的醇親王奕譞(光緒之父、宣統之祖父)。或許,這不只是兩個利益團體的搏殺,也是兩個時代的格鬥。

野史記載,肅順在臨刑前,引唐代杜牧的詩句作爲絕筆:“東風不予周郎便,銅雀深宮鎖二喬”(七絕《赤壁》),此事果然爲真,則“周郎”、“銅雀臺”、“二喬”的矛頭所指,很值得玩味。而高陽在他那著名的小說《慈禧全傳》中,更是繪聲繪色地記載道,肅順在死前跳腳大罵:“恭六,蘭兒!你們叔嫂狼狽爲奸,乾的好事!你們要遭天譴!” 凡此種種,皆給熱衷陰謀論、酷愛八卦的看客們,留下了極大的想象空間。

一國兩制

年輕的叔嫂聯手奪得了政權,但在制度設計上卻犯了難。

合法掌握着最高權力的,是年僅6歲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輔政者乃至攝政者。而合法掌握輔政權乃至攝政權的“八人幫”,卻已經被打倒,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面對這種局面,叔嫂們創造性地進行了一場涉及根本的政治體制改革: “一國兩制”,即太后的“垂簾聽政”制度,與恭親王的“親王輔政”制度同時並存。

這兩種制度,雖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權宜之策,並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國傳統的防止君權旁落的基本準則。自古以來,後宮、外戚干政都是正統朝廷所不容許的,而且,“垂簾聽政”很容易激發人們對武則天稱帝的無限遐想。至於歷史上的“親王輔政”,大多都演變成爲篡位的悲劇,在通往最高權力的臺階上,這些血緣高貴得離帝座只有一屁股之遙的親王們,其實是睡在身邊的、最爲危險的政敵。

在大清國的現實條件下,“垂簾聽政”和“親王輔政”成爲唯一的選項,而且,爲了防止出現武則天或多爾袞,這兩種體制必須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這種“叔嫂共和”的權力格局,在清初的孝莊太后與多爾袞的搭檔中,已經做過試點,積累了實踐經驗。但在那個年代,孝莊的權威遠不如多爾袞,實際上還是“親王輔政”一頭獨大,只是因爲多爾袞或出於政治覺悟或出於偉大愛情,才保住了順治小皇帝的皇位傳承。但已經無限接近於最高權力的多爾袞,最後還是沒能逃脫“老二”們慣常的下場:身敗名裂。

如今,兩宮太后既不如孝莊那般具有運籌帷幄的能力,恭親王也沒有多爾袞那樣一句頂一萬句的威望,實力對等的前提下,真正的權力分享與制衡便得以成型,並且日益固化爲“一國兩制”,成爲大清國“晚年”的主旋律。即使在恭親王被貶的“甲申易樞”(1884年)中,也並沒有出現後世主流史家所說的太后專政局面,無非以醇親王奕譞頂替了恭親王奕,依然是親王輔政。到了宣統朝,則形成了攝政王載灃與隆裕太后的“叔嫂共和”局面。縱觀清史,孝莊太后/多爾袞、慈禧太后/恭親王奕、慈禧太后/醇親王奕譞、隆裕太后/醇親王載灃,成爲四組“叔嫂共和”的搭檔。

這種“叔嫂共和”的“一國兩制”,不僅形成了皇族與外戚之間的微妙平衡,並且在晚清內憂外患的驚濤駭浪中,維持和保障了領導階層的“圈內民主”,爲保持中央政權的基本穩定、凝聚作爲統治基礎的滿清貴族,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從此之後,大清中央核心雖有權力鬥爭,但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並不多,所謂的“洋務派”、“保守派”、“清流派”,其爭鬥的焦點更多地集中在權力的分配、改革的節奏、力度、尺度上。除了在戊戌變法/政變、義和團/八國聯軍時期之外,高層的人事更替,很少帶來政策的急轉彎,新的領導班子往往蕭規曹隨,以漸進改革爲基調的政策貫穿始終,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在同治、光緒和宣統三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壽命。

天平的砝碼

毫無疑問,涉及方向和旗幟問題的“路線鬥爭”的安寧,並不代表着涉及利益與勢力的權力鬥爭的消停;“垂簾聽政”與“親王輔政”這“一國兩制”的共存,並不代表着負責“聽”的太后與負責“做”的親王之間的和諧。簾幕內外的爭鬥,成爲大清中央內部的主要矛盾。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輕的太后們與親王們(參與政權管理的並非只是恭親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分工,太后們在後宮負責教育皇帝,而親王們負責在朝廷管理國家。一切政令都通過形式意義上的“諭旨”而下達,太后們更多地是代替皇帝履行國家元首的象徵作用。

根據“一國兩制”原則設定的權力框架,國家大事的處理程序有六個步驟:一、“慈覽”,一切中外章奏,均首先呈遞兩宮皇太后“慈覽”---請注意,是“覽”,而不是直接處置;二、“詳議”,即“慈覽”後發交議政王(即恭親王)和軍機大臣詳議;三、“請諭”,兩宮皇太后代表小皇帝發出具體指示,實際上,基本是軍機處擬好了處理意見報批,形式上的意義爲主;四、“繕擬”,根據太后的批覆(往往是“知道了”三字),軍機處繕擬諭旨;五、“閱定”,太后審閱;六、“頒發”,發至內閣正式施行。

這一制度的設計,與當時西方的責任內閣有相似之處:太后等於國家元首,代表最高權力,而不介入具體事務;而親王負責的軍機處則等於國家行政機構,負責各項具體工作的推進和落實。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實權顯然是在恭親王的手上。辛酉政變發生後,剛剛派駐北京的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向華盛頓報告了中國的“宮廷革命”,準確地提到了恭親王的攝政實權,卻絲毫沒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爲他壓根沒搞明白中國還有兩個太后。在1868年《紐約時報》對中國政府流程的詳細介紹中,幾乎完全找不到太后在其中的作用。美國有歷史學家相信,在太后與親王的聯合政權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徵性的。

在這樣的格局中,恭親王自然成爲國家權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親王在日理萬機的同時,令太后們感覺被怠慢,甚至懷疑將遭遇又一個多爾袞,實在也在情理之中。當“叔嫂共和”進入到第四個年頭(1865年)時,兩宮太后突然發難,一舉褫奪了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

後人普遍認爲,這是慈禧太后主持的奪權行動,但這實在是兩位年輕寡婦的聯手亮劍。儘管都被尊爲太后,但此前慈安太后貴爲皇后,她之於慈禧,不僅是妻於妾,更是君於臣。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們,所容易忽視的基本定位。作爲昔日的正宮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來負責。在後世的眼中,慈安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爲關鍵的辛酉政變中,她所表現出來的果決和剛毅,絕不亞於慈禧,而且,“正牌太后”不必依賴“母以子貴”就已天然獲得權威資源和號召力,更是慈禧難以企及的。從公、私兩方面看,慈安太后在捍衛皇權方面都絕非一個唯唯諾諾的跟班。維護和鞏固同治皇帝的地位,應對來自國內外的一切挑戰,兩位太后擔負着共同的使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區別或許只在於:一個臺前、一個幕後;一個低調、一個高調。

在慈安、慈禧和恭親王這個年齡相仿的三角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齡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面上的“清淨無爲”,正是一個國家元首的應有的超然姿態,從而放手讓其他兩位管理具體的行政事務,並且遊刃有餘、不露聲色地調節着左右平衡:在褫奪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時,她站在了慈禧一邊;而在之後處死慈禧的寵監安德海,尤其在爲同治皇帝挑選皇后時,她又聯合了恭親王。如果我們認可恭親王與慈禧均爲人中龍鳳,能如此周旋於這對龍鳳之間的慈安太后,就不可能是懦弱無能的庸才。

1865年對恭親王的“修理”,效果是顯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後,恭親王被允許重返領導崗位,但其定位卻迅速地調整爲一個大管家,而太后們則超越了“皇嫂”、確定了“女主人”的主導定位。在她們看來,恭親王似乎開始遠離成爲“多爾袞第二”的危險。

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認爲,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親王的砝碼失落了:三年後(1884年),慈禧太后就驅逐了恭親王。但實際上,在1884年那著名的甲申易樞後,“叔嫂共和”的“一國兩制”並未結束,頂替上來的醇親王雖然比恭親王的身段更爲柔軟,但絕非太后的附庸。

“垂簾聽政”與“親王輔政”的權力天平上,慈安太后這一砝碼的分量,背後正是滿清“部族專政”的堅實傳統,他們念茲在茲所防範的是:不能出現“武則天”,也不能出現“多爾袞”,這種原生態的權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許正是這個被稱爲“腐朽、沒落”的政權,居然能活到260多歲的“高壽”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