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病夫”即“東亞病夫”的別稱，其他稱謂尚有“遠東病夫”、“亞洲病夫”、“亞東病夫”等，只是極少提及，與前二者不可相提並論。目前人們對“東亞病夫”多有關注，至於在近代頗爲風行的“東方病夫”，則漸漸被“東亞病夫”所取代，湮沒不聞。那麼，“東方病夫”在近代的流行狀況如何？它又是因何爲“東亞病夫”所取代？
清末民初：“東方病夫”廣泛存在
依據目前史料記載，較早提及中國是“病夫”的是1876年1月4日《申報》所述，中國“如土耳其國，早已素稱病人”。至於“東方病夫”一詞的正式使用，學術界通行的看法是：1896年，英國《倫敦學校歲報》發表專文評述中日甲午戰爭，稱：“夫中國--- 東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該文於1896年10月17日由《字林西報》轉載，11月1日梁啓超主編的《時務報》轉載了中文譯文(梁啓超翻譯)。
之後“東方病夫”問題引發輿論界的較多關注。1901年《國民報》第3期載文《東方病人》，1903年《萬國公報》第174期載文《東方病夫之伴侶》，同年秋陳天華撰文《警世鐘》，1904年8月31日孫中山之文《支那問題真解》，1907年《中國新女界雜誌》第2期所載文以及詩人林棟詩《寄題劉聘臣明府耐廬》等，都提到中國是“東方病夫”。如陳天華在《警世鐘》一文中激情吶喊：“恥呀！恥呀！恥呀！你看堂堂中國，豈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國所稱爲天朝大國嗎？爲什麼到如今，由頭等國降爲第四等國呀？外國人不罵爲東方病夫，就罵爲野蠻賤種。中國人到了外洋，連牛馬也比不上。”
上述之外，近代中國第一大報《申報》在1905年2月25日，1906年2月20日、3月11日、9月20日，1907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4日，6次將“東方病夫”與中國關聯起來。其中1906年3月11日《黃醫士一百零五日尅煙纖丸淺近說》、1908年11月4日《鐵世界》，乃藥品廣告，其影響可以想見。
到了民國時期，文獻材料中亦多有“東方病夫”的記載。1912年《易俗伶學社緣起》一文，1915年5月《雙星雜誌》第3期刊登李涵秋的小說《愛國丐》，1916年9月1日《新青年》2卷1號發表陳獨秀之文《新青年》，1924年3月9日瞿秋白在《民國日報·追悼列寧大會特刊》上所發表《歷史的工具--- 列寧》一文，1928年《圖畫京報》載文《怎樣才能滌此“東方病夫”之誚》等，接連提及“東方病夫”。如《愛國女學校年刊》第1期上刊登該校文科三年級學生徐如玉之文《組織運動會之起因及今後應持之態度》，文章開頭說：“我國弱國也，東方病夫之稱，久已聞於全球”。“久已聞於全球”一語，道破了“東方病夫”廣泛存在。再以《申報》爲例，在1912-1931年間，提及“東方病夫”達83次。總之，清末民國時期“東方病夫”廣爲述及。
民國中後期：“東亞病夫”取代“東方病夫”
我們在看到“東方病夫”風行的同時，萬不可忽視更爲廣泛存在的“東亞病夫”。以《申報》爲例，提及“東亞病夫”共計311次，其中有20次指的是《孽海花》的作者曾樸(筆名“東亞病夫”)，予以剔除，剩餘291次。而《申報》提及“遠東病夫”的只有10次，其他的還有“亞洲病夫”2次，“亞東病夫”1次。
總體來看，“東亞病夫”與“東方病夫”比之其他稱謂，存在得更爲廣泛。單就二者而論，在1920年代末以前，準確地說，是以1927年爲界，“東亞病夫”爲39次，“東方病夫”則爲48次，之後則天壤有別，“東亞病夫”遠遠超過了“東方病夫”。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變化？這與土耳其及其凱末爾改革有關。西方最早稱土耳其爲“東方病夫”，1909年3月24日《申報》所載《論日土外交之起點》，《時兆月報》1919年第10期所載《東方病夫之問題》，均提及西方稱土耳其爲“東方病夫”，1942年出版的、法國人德比臘兒所著的《今世歐洲外交史》(下卷)述及“一八七五年之土耳其”時道：“東方病夫之土耳其，近頃益見危篤。”於此可知，“東方病夫”在近代，不僅僅指中國，也包括土耳其。不過，這種情形在1920年代發生了突變，起因在於凱末爾改革。
“現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在1923-1938年間擔任土耳其共和國的總統，他力行改革，在各方面試圖使土耳其走向西方、走向現代，也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目標。經過他的努力，土耳其擺脫了內部和外來的束縛，開始向工業化、現代化邁進。凱末爾改革不僅提升了土耳其的國力，而且導致同爲“東方病夫”的我國對之刮目相看，這可從《申報》中所載國人的認知中洞悉端倪。1930年7月14日《申報》載文《土耳其新文學》曰：“預料新字的施行，必然刷新土耳其東方病夫的頹習，爲她的將來引出一條光明的坦道。”對土耳其的未來，可謂信心滿滿。
1935年4月9日《申報》載文《賀公使明日啓程赴任昨晚招待報界話別》道：前不久列強還把土耳其看作病夫，欺凌他、剝削他還不夠，千方百計的想分奪他的產業，歐戰後，土耳其所處的地位，比我國今日還要危險十倍，但是經過數年奮鬥和努力之後，氣象一新，他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與列強分庭抗禮，列強對他，亦不得不另眼相看了。1938年11月12日《申報》載文《兩個東亞的醫師》，如是寫道：在東亞有兩個病夫，一是被稱爲“遠東病夫”的中國，一是被稱爲“近東病夫”的土耳其。同時在東亞也出了兩個醫師，一是孫中山先生，他來醫中國的病，不幸中途故世，只留着一張藥方教他的門生繼續調護;一是凱末爾，他來醫土耳其的病，經過了他明快的手術，不但恢復了健康，而且轉成了強壯！凱末爾經過幾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新建設，使那被稱爲病夫的土耳其，成了一個現代式的新興國家！
總之，凱末爾改革直接導致國人認爲土耳其脫去了“東方病夫”的帽子，從而更多地以“東亞病夫”與中國相聯繫。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1920年代之前，“東亞”更多的是指東方亞洲，而非與西亞相對應的東部亞洲，今天我們理解的“東亞”是亞洲的局部，而在清末民初則是整個亞洲。1949年後，“東亞病夫”取代“東方病夫”，佔據了統治地位。以《人民日報》爲例，依據北京人民數據庫全文檢索統計，提及“東亞病夫”的有388條，而提及“東方病夫”的只有4條。總之，1949年後“東方病夫”幾乎被遺忘，漸漸成爲一個歷史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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