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終確定了第十五子嘉親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
嘉慶元年正月七年級日舉行的這個盛大典禮儀式盛大華美，氣氛祥和安寧，連天氣都是如此晴朗燦爛。
九時三十二分，隨着坐在寶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寶”微笑着遞到跪在他面前的嘉慶皇帝手中，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空前的紀錄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平穩的權力交接順利完成。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發佈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這職。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鉅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舉國上下，對這個影子一樣悄無聲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說，誅和珅是新皇帝處理政治危機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誅和珅爲開端，一縷縷政治新風，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吹散出來。
親政後第二個月，皇帝發佈諭旨，今後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后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
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
幾天之後，皇帝再次發佈諭旨，禁止大臣們向他進貢古玩字畫。大臣們向皇帝進奉貢物以邀寵這一不良風氣是乾隆晚年迅速發展起來的。從乾隆六十大壽開始，各地大臣爭相向皇帝進貢奇珍異寶，名貴字畫，以博皇帝歡心。嘉慶直言不諱地說，大臣向皇帝進貢古玩，除了助長貪風，別無益處。
這道諭旨發佈不久之後，他接到大臣的彙報，說上年底從葉爾羌採解入京的一塊特大塊玉石正在運送途中，因爲道路難行，難以按規定時間抵達京城，請皇帝批准延期。皇帝發下了一道讓全國人都目瞪口呆的諭旨：“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因爲玉石雖美，無益民生，皇帝並不喜愛。
連撰寫聖旨的軍機大臣簡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來皇帝還真動真格的。通過這道諭旨，新皇帝的節儉形象，一下子樹立起來了。
然而，在樹完新風之後，大清朝的民衆發現，這個年輕的新統治者，卻沒能做出更大的作爲。
嘉慶登基之時，大清王朝已經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而且到了晚期。體內的病症，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嘉慶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鉅性。他以爲，如果“掐斷了和珅的庇護制網絡結構的花朵，它的根株便會自然枯萎。”殺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高潮，腐敗的勢頭就會應聲而止。
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雖然殺了和珅，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爲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爲恥，反以爲常。
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爲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爲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四萬兩之多。
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爲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爲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責任心極強的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
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溼”，震攝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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