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國元年)2月15日，孫中山、黃興、徐紹楨(前左四)、黃鐘瑛(孫中山左)等革命志士們在明孝陵拜祭明太祖陵後合影。
在羣星燦爛的辛亥先驅們的記憶裏，人們一談起辛亥革命，自然而然地會把孫中山與黃興聯繫起來，還將“孫黃”並稱。
尊崇孫文豈能冷落黃興
當蔣介石率領國民軍取得北伐的勝利，建立國民黨的黨國統治之後，爲了全面地樹立自己的權威，就以孫中山的接班人自居，以孫中山的革命生涯爲主線，神化孫中山與國民黨的歷史，還把孫中山打扮成“國父”，搞“總理紀念週”，強化人們的歷史記憶，對不是“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系列的其他革命團體與骨幹，要麼貶低，要麼淡化，就以孫中山的言行爲中心，以孫中山的是非爲是非，活生生造出一個新的正統史觀來。如此強化的結果還真的奏效，久而久之，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成了孫中山的個人奮鬥史，黃興的歷史地位反而受到冷落。
孫中山在《有志竟成》一文回憶自己的革命生涯時，說自己從1885年開始立志推翻清朝，直到1905年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在這20年內，幾乎就是他一人在革命，這話恐怕有點絕對化。同盟會的成立，如果沒有黃興爲首的華興會骨幹們的合作，恐怕會成不了氣候。
黃興率先攪動革命風雲
黃興(1874-1916)，原名軫，字厪午，又作慶午，後來改名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今長沙縣)人，出身耕讀之家。黃興5歲開始隨父發矇讀書，8歲入私塾，19歲就讀長沙城南書院，因讀書用功，每月獲得課獎。1898年，先入長沙湘水校經堂，復轉武昌兩湖書院深造。1900年，唐才常在漢口密謀自立軍起義，黃興曾與聞其事。
1902年春，黃興由官費派送日本東京宏文學院速成師範科。是年11月，與同鄉楊毓麟等創辦《遊學譯編》雜誌，介紹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他還在宏文學院的湘籍同學中組織“土曜會”，建議大家“從事用兵，以破壞現狀爲出路”，自己則於課餘延請日本退伍軍官講授典略，觀看日本士官聯隊兵操，幾乎每天清晨還往神樂阪武術會參加射擊比賽。
1903年4月，曾經趁北方義和團事件佔據我國東北地區的俄國軍隊不但拒不遵守中俄雙方簽署的《東三省交收條約》，賴在東北不走，反而節外生枝，向清朝政府提出新的要求。消息傳到上海和日本的留日學生中，羣情激奮，拒俄運動在東京留學生中開展得轟轟烈烈，黃興就是其中的骨幹分子。爲了避免外人知道，義勇隊員每天清早祕密聚合到大森練習射擊，由黃興給義勇隊教授槍法。軍國民教育會成立後，黃興以“運動員”身份回國，計劃策動南方督撫拒俄。當他發現拒俄運動不得要領，就乾脆改爲發動革命，立志推翻清朝。
在留日學生中宣傳革命還比較容易，在國內發動卻很難，人們首先得爲身家性命考慮，還要考慮家庭、家族的安全。
當年11月4日，黃興以慶賀自己虛歲三十的名義，約請劉揆一、章士釗、宋教仁等，在長沙西區甲局巷祕密集會，籌建華興會，爲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對外叫做“華興公司”，以半公開的形式出現，規定公司的任務是“興辦礦業”。次年2月15日，華興會正式召開成立大會，舉黃興爲會長，宋教仁、劉揆一爲副會長。黃興發表演說，提出“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的反清戰略。
黃興計劃於同年11月16日舉國慶祝慈禧太后七十壽辰之日在長沙、瀏陽、衡陽、常德、寶慶等地區同時舉行反清起義。是年春季的某夜，黃興冒着風雪，在湘潭城外50裏處的茶園鋪礦山的巖洞中，與湖南會黨首領馬福益晤面，一邊啃雞飲酒，一邊商討合作起義計劃。除了華興會在外省的分支機構均有專人策動響應外，黃興又派陳天華等前往江西遊說湘籍巡防營統領廖名縉，派周維楨等潛赴四川聯絡當地會黨。只因瀏陽等地的會黨在準備起義過程中聲勢頗大，事機不密，準備數月的起義計劃被官方提前偵破，華興會組織遭到破壞，黃興等人重謀起義又未果，被迫亡命日本。黃興等人雖然沒有在日本以華興會的組織名義發展會員，但在孫中山來日合作之前，不少具有反清政治傾向的留日學生都以黃興與宋教仁等人爲中心，相繼開展一些活動。
孫黃之間的合作與罅隙
1905年7月，孫中山結束歷時半年的美歐之行，來到日本，已知湖南志士的赳赳氣象，經湘籍活躍人物楊度介紹，首次與黃興在東京會面，希望合作。通過與孫中山的頻繁接觸，黃興很快放棄了維持華興會團體的打算，與宋教仁等一道，同孫中山積極聯合。
7月30日，孫中山召集在東京的革命志士，召開同盟會籌備會。來自國內10個省份的72人蔘加此會，會議決定成立一個新的反清革命團體，定名“中國同盟會”。
在正式成立同盟會之前，爲了提高孫中山在留日學生中的聲望，黃興還與宋教仁發起一次專門歡迎孫中山的大會，黃興爲大會的成功感到滿意。8月20日是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的日子。14省籍的100餘名激進分子參加了成立大會。會上通過由黃興等人起草的同盟會章程，推舉孫中山爲總理。同盟會本部機構模仿三權分立的原則，下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黃興被孫中山提名爲執行部庶務，協助孫中山籌劃一切。此會還根據黃興的提議，將《二十世紀之支那》作爲同盟會的機關報。隨後，宋教仁等人將《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稱《民報》。同盟會會章還規定在國內分設東、西、南、北、中5個支部，國外分設南洋、歐洲、美洲、檀島4個支部。支部之下再設各省區分會。
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接觸，孫中山就給人以“素日不能開誠佈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的感覺。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關於國旗式樣的爭議。1907年2月，黃興在孫中山的臥室看到了青天白日旗，認爲此旗式樣不大妥當，主張採用井字圖案，以示“平均地權”之意。孫中山對黃興的異議十分反感，認爲不能更改，甚至激動地說：“欲毀之，先擯僕可也。”面對孫中山的粗暴態度，黃興也氣上心頭，當即“發誓脫同盟會籍”。事後不久，黃興從“黨與大局”出發，對孫作了讓步。
平心而論，國旗問題是可以互相商討的。孫中山應當注意聽取不同意見，集思廣益。一場無關大局的國旗之爭暴露了他那聽不進不同意見而且容易衝動偏激的毛病。緊接着，章太炎等人發起了持續3年之久的倒孫風潮。章太炎等人還強烈要求改選同盟會總理，希望黃興接任。黃興正在香港襄助孫中山籌劃華南起義，堅決抵制章太炎等人的倒孫行爲。1909年之後，孫中山與陶成章之間在南洋也鬧得不可開交，雙方的處事方法都有不妥的地方，黃興還是從同盟會的大局出發，堅決維護孫中山的威信。
一般說來，擁護革命領袖同顧全革命大局是基本一致的。不過，它又往往以革命領袖自身的正確性爲前提，即革命領袖能夠代表革命大局。在孫中山本人已經拋開同盟會本部而自立門戶的情況下，說黃興竭力擁孫就完全等於顧全大局，顯然還值得仔細推敲。
黃興當時考慮較多的是他同孫中山的團結問題，而不是同盟會整體的團結問題。他所顧及的只是孫黃關係這個小局，卻相對忽視了同盟會的組織建設這個大局。這種想法和做法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黃興的革命主動性和創造性。同盟會內部的一盤散沙，嚴重影響了武昌起義後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同袁世凱、黎元洪之流作鬥爭的政治力量，並最後導致孫黃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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