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40年，也即距今870週年前的初夏時節，辛棄疾誕生於名城濟南。
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自號稼軒居士，是開一代詞風的偉大詞人，也是一位勇冠三軍、能征善戰、熟稔軍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詞作現存600餘首。其間充溢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戰鬥精神，辛棄疾在文學上與蘇東坡齊名，史稱“蘇辛”，與李清照並稱“濟南二安”。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爛熳，乃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笳萬鼓，平生不平事並巵酒，但覺賓主酣暢，談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
他曾進奏《美芹十論》及《九議》分析敵我形勢，提出強兵復國的具體規劃……在各地上任他認真革除積弊，積極整軍備戰，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職處分，曾在江西上饒一帶長期閒居。
前人對辛棄疾的文學成就論述充分，本文則多從軍政角度觀察辛棄疾的成就。可稱“第三隻眼看辛棄疾”。
少年英豪 初顯身手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餘，山深聞鷓鴣。
———辛棄疾《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
這首簡明而意緒無窮的詞作，起筆突兀，中間一挫再挫，負手微吟一過，難免使人滲透滿腔磅礴之激憤，彷彿夜潮轟然拍擊，心緒難平，直至欄杆拍遍，淚眼婆娑。“今古恨，幾千般，只應離合是悲歡？江頭未是風波惡，別有人間行路難。”
今人所熟知的文學家辛棄疾，若從根本上說則是一個卓越的軍事戰略家，罕見的幕僚專才。即使和近現代的老毛奇、小毛奇置於一處，事功或因時勢而遜之，兵略則有以相頡頏。他出生時北方久已淪陷於金人之手，他少年時生活在金人佔領區，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聚集兩千能戰之士，投到地方軍事首領耿京的部隊，他也做了耿京的高級幕僚，即掌書記一職。他在耿京部隊所任記室一職，即是標準的幕僚。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記室也即是參軍的一種。如諮議參軍、錄事參軍、諸曹參軍一樣，他是記室參軍，襄贊軍務，位任頗重。
據史學家嚴耕望先生《戰國地方行政制度史》轉引，“記室之職，凡掌文墨章表啓奏，吊賀之禮則題署也。”或者，記室主書儀，表章雜記等等，由其負責完成。南北朝的時候，記室參軍起草檄文，馳告遠近。
至於記室參謀的要求，“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
辛棄疾可謂標準當行的記室參軍。若在民國時代，則非陳布雷、饒漢祥莫屬。
當時他就向耿京建議部隊須向南方作戰略轉進。那時部隊中也有一個擅長兵略的僧人義端，此公談兵不倦，和辛棄疾是好友。他倆論述戰略取長補短，一時形影不離。不料此公心懷異志，一日盜取軍印逃逸。耿京以爲二人既系密友，事乃棄疾唆使，欲對棄疾不利。棄疾請以三日爲期，判斷義端必投金人，乃急追緝，斬其首來歸，耿京遂刮目相看。後來部隊轉移的時候，棄疾奉命南下與南宋朝廷聯絡。他在返回報命的半路上得知耿京被叛逆張安國殺害，立即率領五十餘人的精兵小分隊，長驅折返山東，實施一場精彩的奇襲。是日月黑風高，棄疾從海州直向濟州撲去，在五萬敵軍陣營中，將張安國綁回南宋斬首。當時金人正在狂吃濫飲，棄疾捉到張安國後還乘勢對軍營外的士兵做了簡捷的策反演說，然後縱馬而去。
“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軍節度掌書記，並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覆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籤判。棄疾時年二十三。”(《宋史·辛棄疾傳》)
戰略論文 眼光卓著
他後來到了南宋所寫的軍事論文《美芹十論》和《九議》見微知著，灼見古今。
“十論”中如審事、察情、自治、致勇、屯田、防微等篇章，指出和戰之間充滿偶然，種種超出常情的地方，其認識深入骨髓，就像後來的克勞塞維茨所說戰爭是一種藝術，但它絕不是常規藝術。辛棄疾說“虜人情僞，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獰狗焉，心不肯自閒，擊之則吠，吠而後卻，呼之則馴，馴必致齧，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猶不可以不察。”
他的《九議》中更論述了處於劣勢和危機當中的反攻之道，以及破解危局的戰略戰術。冰雪聰明，智數超羣，真切可用。可惜南宋當局優柔寡斷，將之忽而解職，忽而啓用，拖踏多年後再想利用他扳回大局，他已垂老病篤，令人扼腕嘆息。
朱熹由衷欽佩，讚歎辛棄疾頗諳曉兵事，並在著作中引用了他諸多論兵的段落。另外程泌有一篇兩千字的給朝廷的奏對，通篇引述論證辛棄疾的用兵思想。其中說道，中國之兵不戰自瀆是從李顯忠開始的，百年以來好幾代人了沒有人去糾正它，而辛棄疾認爲，應以正規軍駐紮長江邊上，以壯國威，如果要主動北伐，則必須徵集邊疆土人加以精強訓練，因爲邊區地方的人從小騎馬射劍，長大後或馳騁或攀援，體力非內地人可比。至於當時江南一帶水田裏做工的農民，好像對戰鬥的場面非常懼怕，很難訓練爲進攻的先頭部隊。邊疆的壯兵招來以後，要單獨分成多個小團體專門訓練，不要和官軍混雜在一起，一旦混雜其戰鬥力又要大打折扣了。官軍習性，一有警報就彼此相推，一有一點小功勞大家都去爭搶。
部隊構成，雷海宗先生以爲，欲振興武德，必實行徵兵制，徵召良民當兵，尤其是一般所謂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當兵，方可使中國臻於自主之境(參見《中國的兵》)。
此說自然是不錯，但兵要自立，須賴國家政體上軌道，使國民爲公民，有其權利保障制度，這時的兵源，應無謂良民、刁民，因爲在一個專制社會，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問題看似解決，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豈非社會之禍？
這個問題，筆者較服膺呂思勉先生的論斷，他說，募兵之制，雖有其劣點，然在經濟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當的價值。天下奸悍無賴之徒，必須有以銷納之，最好能懲治之，感化之，使改變性質。只有在營伍之中，約束森嚴，或可行之。
他們性行雖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紀律，則其戰鬥力，不會較有身家的良民爲差，或且較勝之(參見《中國文化史·兵制》)。
此說實有灼見，近年美國電影，表現越戰，及非洲平亂，多有敘寫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驁不馴者，搏命突擊，其鋒銳不可當。此類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證呂先生觀點之明睿。
自然，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段，統率此類人物，必待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將領，能從心理上使之徵服，此事又屬可遇不可求。
辛棄疾正是這樣不可多得的軍中帥才。
辛棄疾在此指出了中國部隊的致命弱點，顯然他力主編練特種部隊，他從根本上重視士兵的來源和構成，其着眼點在成份純潔決定其戰鬥力。辛棄疾也極爲重視諜報和情報的意義，他又對寫奏對的程先生說，情報間諜是部隊的耳目，勝負的關鍵和國家的安危都與它有關。他拿出一塊錦緞方巾給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敵人的兵馬數量、駐紮的地方，還有大小將帥姓名，這些情報的來源費了四千貫錢。他自己解釋說，派遣間諜必須有參考和旁證，即不能是孤例，這樣的情報纔可能真確而非欺詐，顯然他考慮周詳，注重情報的質量，講究單線、複線的真實性。
南宋當局優柔寡斷勉強出師和金人作戰，結果是一敗不可收拾。這位程先生說，在大戰的兩年多前，辛棄疾就貢獻了他種種戰略戰術，可是沒有真正加以運用，結果導致了悲劇的發生。當時招兵買馬也毫無策略可言，正規軍和民兵混雜不分，結果在敗退中還互相砍殺。另外負責警備點燃狼煙的士兵，一聽到警報丟下工具就跑，導致部隊倉皇迎戰。
辛棄疾所擔心而要從根底上改變的軍事頹勢，其實到了近現代，還有一次觸目驚心的重演。那是劉文輝的軍參謀長巴人先生所回憶，時在1934年，西康又發生一次內戰，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劉文輝發起進攻。主戰場是在甘孜一帶。“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戰術，他們起初的來勢很兇，一開始就用人海戰術，成千上萬的騎兵，繼續不斷地向餘如海旅長所部進攻，餘旅僅有四千之衆，人數上已經處於劣勢，加以受到奇寒氣候的影響，以徒步之師，迎擊頑強的土人騎兵，只有招架，無法還手。”(巴人《我隨劉文輝在四川打內戰記往》，1968年《春秋雜誌》總第253期)隨後餘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帶，增援趕到，纔算穩住了陣腳。趕緊改變戰略，對土人騎兵因採取夜間火攻的方法，對方於損折之下，騎兵面對火攻，已不能發揮作用。
建軍實踐 踏實精進
辛棄疾事業起步雖爲參謀、幕僚出身，但其膽氣絕倫，文學、軍事天才並重。他的兵學思想的深度或不在戚繼光之下。南宋當局，若能依爲柱石，大勢或當逆轉。
辛棄疾文名盛極，其餘皆爲所掩。實則他是不折不扣的軍事思想家，戰略家，行動家。在戰術方面善出奇計，善出奇兵予以奇襲，他製造的行動總是乾淨利落髮揮戰鬥效能。奇襲的成功，其間包涵他一系列的戰力培育，徵兵、訓練編程、意志灌輸、單兵戰力、協同作戰、進擊速度、基地建設，他都舉重若輕予以導成。
此種奇襲頗有現代美軍小股特戰羣的味道，高度的智勇膽力渾然一體，取得出乎意表的戰果。可惜南遷派到多個地方服務，頗受掣肘，未能在中樞力行反攻之計。
他具有編練特種部隊的能力、心力、智力，並很快產生高度的行動運作效果。無論在古在今，都是不多見的。
他所編練的部隊所用武器，包括防禦和攻擊都較那個時代各方部隊有所改進創新。
辛棄疾在四十歲的壯年，到了湖南，任湖南安撫使，稍有獨當一面的事權，他就開始編練軍隊，招募農家精壯子弟，成立步馬組合的飛虎軍。史稱“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他在湖南編練的飛虎隊，所用戰馬，專門從廣西邊地輾轉購來，這種千挑萬選之良種邊馬，驃悍耐戰;步兵精銳兩千人，騎兵五百人，協同依託作戰，平時注重實戰訓練，預設實戰推演，強調快速作戰。不久已建成一支極爲罕見的攻擊型基幹部隊。他在各種人事糾紛中左推右擋，儘量將掣肘化解到最低，辛苦經營將此部隊保持了很長時期。
辛棄疾的軍事地理、戰略眼光，是以編練特種部隊、建立能戰之旅爲依託的，絕非劉斐之類第五縱隊紙上談兵虛應故事所可比擬。
破陣子·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辛棄疾
醉裏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
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
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可憐白髮生！
辛棄疾名作《九議》的前言，則在“戰者，天下之危事;恢復，國家之大功”的原則之下，舉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論，以及其心理背景。瀰漫着“因爲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戰略表述。
辛棄疾的兵學實踐在其辦理馬政一事上最能見出他的良苦用心。
蘇洵批評宋代政治弊端，深中肯綮，“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上富丞相書》)
這也是辛棄疾所處的時代悲劇所在。
宋時兵制，呂思勉先生說，兵力逐漸腐敗，宋代初起，兵力爲二十餘萬，太宗末年，增至66萬，至仁宗時，西夏兵起，乃增至125萬！真是可怖。
這只是毫無意義的數量的增加，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訓練毫無，指揮稀爛。帶兵之人，渴盼兵力增加，乃是爲了剋扣軍餉以自肥，役使兵員以圖利。爲了養這些不中用的兵，國家賦斂之重，達致極點。宋代南渡之初，情形是軍旅寡弱，包括較爲強大的御前五軍，如岳飛的同僚劉光世，在其人死後，部隊瞬間即叛降僞齊。
宋代還有制約國家樑棟的，那就是外患之下的結黨營私。起初的動機無論好壞，是否純粹，到後來都變成意氣與權力的競逐。大家寧可誤國，也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與臉面，當然更不肯放鬆自己的私利。
專制扭曲人性，戕害人性，也對國運實施事實上的破壞。並非中國無人，而是結構性弊端，佛也救不得。
辛棄疾沒有更大的天地供他洪波涌起，譬如他的養訓軍馬策略，就毀於一旦。
在北宋時期，馬政已經紕漏不修，王安石對症下藥有所政策調整，但也和他的青苗等法一樣，走入末路，使老百姓大起反感。軍馬用於衝鋒陷陣，民馬用於託運貨物，兩者竟被王安石混淆，如馬病死，還要老百姓補償，於是民間大起反感。
除了這些，還受到皇權專制政體固有弊端的打擊影響。
本來呢，大的框架和議事規則定下來後，操作的爭論無傷大雅，論辯還有利擇善而從。而在專制之下，名堂就來了，歧路就多了。於是民生經濟大受制約，精神空間幽閉，這樣的人間世，還會有什麼生機呢？
民初野史氏的《烏蒙祕聞》說是專制厲民之習，乃是一種妄自尊大，污吏擅作威福，對蠻族外人更是淫虐蹂躪，不逮牛馬。而蠻人亦非木石，一有警覺則激而生變。《范成大年譜》引宋人筆記說當時朝廷徵收戰馬，“然官吏爲奸，博馬銀多雜以銅(與蠻人交易)，鹽百千爲一春……所贏皆官吏共盜之，蠻覺知，不肯以良馬來，所市率多老病駑下，致能(范成大)爲約束，令太守……增足鹽畚……”。
辦理馬政 快速作戰
辛棄疾就要在這樣的時空中掙扎。他對軍馬的作用認識極爲深透。在那時，戰馬的作用相當於今之戰車、坦克，古代胡漢戰爭都用馬隊，北方地勢平坦，如欲逐鹿中原，馬隊極端重要。辦馬政有如聯合勤務中最爲重要的一端，辛棄疾又是北伐的力贊者。
訓練特種攻擊部隊正是辛棄疾對北宋軍政弊端的反撥。北宋軍事訓練極不得宜，到宋仁宗時代，徵召農民訓練爲兵，保甲制度實施後，禁令苛刻，訓練時間與農忙衝突，而不去調整，武器又須民間自行購置，種種弊端，農民大爲反感，有自己錐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斷其臂膀者，有自毀肌膚者，目的皆爲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輩不知此，仍梗着脖子說，“自生民以來，兵農合一”，就尋常道理來看，他的話沒錯;問題是這些民兵，保衛自己幾裏左右的家園尚可，如是大型野戰或特戰，那就只有丟盔棄甲了。
辛棄疾的特種騎兵觀念和實踐，即是要建立一種快速反應部隊，一者可以隨時用於進攻和防禦，一者具有威懾力，也便於調動;另外，也可視需要在重型和輕型部隊之間轉換，有利於補給的迅速獲取。
甚至他的詞作，多有速度與火力心理的投射，諸如“誰信天峯飛墮地，傍湖千丈開青壁”(《滿江紅》)、“射虎山橫一騎，裂石響驚弦”(《八聲甘州》)、“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永遇樂》)皆是。
抗戰期間，九戰區幕僚長、兵學家趙子立說過，“當然運動中的部隊比佔領陣地的部隊容易打”，意味等到敵人立足已穩，就要麻煩得多。而要打擊運動的敵人，則己方必須具有更爲迅捷的運動速度，辛棄疾訓練特戰部隊的心曲實即在此。
辛棄疾所力求達成的軍事攻擊的硬實力，如能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淵然融合，則軍事實力也可轉換爲一種軟實力，它可以展開演習、嚇阻、幫助衝突地區撤離非戰鬥人員、實施人道主義和災難救援等等，軟實力是通過吸引而不是脅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結果的能力。
軍政思想 恢宏博大
他的名作《九議》，密佈歷史的經驗，地理的考量，現實的對策。軍事的作用經緯交織，貫穿其中。
他比較敵我雙方兵力配置戰鬥力差異，說明優勢與劣勢，在不同形勢下的轉換。提出對策，應以多種辦法分散敵方的兵力達到牽制的目的。其中須以深遠之計迷惑對方，使其首尾多處難顧，然後擊其首腦要害，再進擊其腹心，使之解體。
偵察權衡，明虛實緩急之勢，因前述南北方人的體力差異，糊里糊塗的硬碰硬無異於“驅羣羊以當餓虎之衝”，所以，不能以力搏力。
《九議》第一節指出了政治上的小矮人居間操作，而導致國家的不幸。他說，設使國家政治上軌道，則恢復北伐並非萬難，甚至可說是簡單的事體。但要事情變得簡單，前提必須是政治的得體，如果“言與貌爲智勇，是欺其上之人，求售其自身”，那就一切全瞎了。第二節則說在政治上軌道的前提下，軍事也不是那麼複雜的，只要掌握縱橫變化不拘一格就把握大概了，“大要不過攻城、略地、訓兵、積粟、命使、遣間，可以誑亂敵人耳目者數事而已……譬之弈棋，縱橫變化不出於三百六十路之間。”
《九議》的前言，則在“戰者，天下之危事;恢復，國家之大功”的原則之下，舉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論，以及其心理背景。瀰漫着“因爲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戰略表述。
稼軒的《論阻江爲險須藉兩淮疏》說明長江作爲軍事險要，必須是在憑藉兩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長江隔離中國分成南北，從來“未有無兩淮而能保江者。”兩淮地勢綿延千里，勢如張弓，敵騎一旦撲到長江沿岸，東趨西走，如在弓弦，蕩然無慮。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斷，則其東西不能相顧，而其北來之兵，則如行走弓背，道路迂遠，懸隔千里，勢不相及，消滅他們就好辦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輒以常山之蛇作比喻，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這是強勢狀態，但就兩淮形勢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斷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斷其身則首尾不能相救。
他的這段論述，在後來的歷史中曾經多次重現。
明朝的純文人，係指揮家，謀略家，軍事與戰術的具體措置在其次，主要是靠常識打仗，靠設計打仗，譬如於謙，在英宗被俘後，他和蒙古的也先大戰於北京，都是幾十萬人的大會戰。熊廷弼、洪承疇、袁崇煥都是書生，也是指揮大軍作戰的主帥，王陽明在江西剿匪作戰總是靠出其不意取勝。
可辛棄疾有所不同，辛棄疾是戰術家，也是戰略家，是謀劃者，也是操作者。他可以沉靜制定戰略，也可親自驅動雷霆之怒。
辛棄疾的所有用心，都在表明，他要以強軍固民的方法來消除籠罩在頭上的掠奪、奴役和屠殺。“以戰去戰，以刑去刑”，用戰爭消滅戰爭，用刑法消滅刑法，用暴力消滅暴力。從而迫使北來的強敵逐漸放棄血腥的暴力壓迫。他孜孜矻矻所作軍備努力，涵蓋臨事須當機立斷，不要姑息的疑問，隨時隨事予強橫掠奪者以正義的制裁，如此，來侵者方有可能知難而止，不敢輕予啓釁;否則彼必以爲人儘可欺，由暴力威逼而走入瘋狂，利令智昏，忘卻本來，只要閣下的土地一天不盡，他的欲壑永難填滿。
他做建康府通判之際，湖湘一帶盜賊蜂起，棄疾悉平之。不過他對盜賊起來的原因思索極深。他上奏疏分析之，皇帝也被他說得點頭稱是，棄疾說，“……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併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剿除，明年鏟蕩，譬之本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慾望陛下深思致盜爲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後來在江西做官，拯救民間饑荒，他也有不同尋常的平衡借貸之術，使騷亂危機瞬間化險爲夷。
此間充溢罕見的慧眼卓識，以及智識者的道德良知。政治的眼光、行政的手腕，處理危機的才幹，都是如此的妥貼高明，可欽可佩。談到地方建設諸要端，關鈕細節的處理，閃爍人性真善的不滅光輝，他披瀝以道，具泣血之誠，我輩後人，也讀得淚眼婆娑，恨不能乘霍金所說的時光機器，回溯十二世紀的南宋，共與辛公，浮一大白。
晚年賦閒 令人嘆惋
至於他的爲人與交際往還，“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辛棄疾四十二歲的時候，因剛拙自信被奸人彈劾而去職，卜居上饒。此後廿年間，他曾短時間出任福建提點刑獄和安撫使，剩下的時間都付諸鄉居生涯。
柳亞子在他的《沁園春》詞中寫道：“才華信美多嬌，瞧千古詞人共折腰，看黃州太守，猶輸氣概，稼軒居士，只解牢騷。更笑胡兒，納蘭容若，豔想濃情着意雕。”這可以說是想當然的小看前賢。辛棄疾把欄杆拍破，無人會，登臨意。他的牢騷，充溢家國陸沉，干戈春秋的深沉感慨。其中更有戰略要素被擱置、被打壓的扼腕之痛，將其戰略思想解爲牢騷，顯系盲人摸象、矇昧臆測。
辛棄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詞作，繚繞揮之不去的愁緒，把欄杆拍遍的悲涼。此皆帝制社會的污糟所致，一個風雨飄搖的政權，操縱在見風使舵毫無原則的三流小人手中，他們縱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內耗兇險固執，對付外來侵迫一律的軟骨頭，像沒有脊樑的海蜇皮。辛棄疾這樣的戰略家，只能灰頭土臉，處處丟分了。哪怕是優遊的清興，也被愁緒包裹，正如《鶴鳴亭獨飲》所說“小亭獨飲興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四面青山圍欲合，不知愁自哪邊來。”然而，僵化的構架攜帶對人本的殺滅、對人性的毀傷、對才俊的構陷，羣小洶洶，志士悲梗，內在的消耗猶如基因，隨着辛棄疾們的投置閒散，無端見疑，南宋的國祚也逐漸走向了盡頭。
在最近出版的《中國夢》一書裏，劉亞洲將軍撰寫的序言裏，提到中國未來的目標，有云“衝刺世界第一，決賽冠軍國家，開闢中國時代，創造無霸世界”，從這個角度而言，辛棄疾的戰略思想，仍能給今天的我們提供足夠的精神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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