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祁縣魯村茶葉市場在山西規模很大，正是南方運抵茶葉的主要交易中轉市場。其後傳統的茶路將分爲兩路：一是經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圖;二是通過張家口前往東北。漫長的茶路，從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干係着無數茶工、船工、駝隊和山西商人的生計。朱秀海說，喬家單是絲茶生意，直接間接就關係到上萬人的生計。而絲綢通道則是將湖州的絲運往山西潞州製成潞綢。商旅路途的艱苦和危險開始讓喬致庸逐漸意識到票號的重要作用。
“當時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那時已經有了平遙的日昌升票號，現在找到的最早證據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賬的記錄，當時是5年一次。不過公認在日昌升之前，平遙就已經有了商號經營匯兌。作爲一個新興行業，票號是平遙人而不是祁縣人開創的。”朱秀海說，當時票號很少，全國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個分號，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響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還必須帶着銀子做生意。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後，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這個想法多麼先進，他的理想有多大！這不就類似今天的銀聯嗎？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這樣完善的想法和廣大的氣魄了。不但如此，喬致庸雖然力圖將票號發展到全國，卻並沒有壟斷票號生意的意願。他的想法，其艱難和風險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讓票號把20兩銀子匯到南方，這在當時連路費都不夠。想想看，如果你喬家在新疆要是有票號，讓你匯一兩銀子去你也必須做到，這個成本和風險何其驚人！但喬致庸就是那樣的理想主義”。
喬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號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當時商路上土匪和亂軍縱橫，商人攜帶大量銀兩非常危險不便。而票號兌換的匯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沒有密記也不可能在票號中兌換到銀子。令人驚訝的是，後人考證，整個山西票號史上，至今一例有據可查的誤兌錯兌都沒有過。喬致庸利用喬家的資本一氣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大德通正是電視劇裏的大德興改過來的。成立於咸豐年間的大德興最初主要經營茶葉，同時也搞匯兌。喬致庸後來發現票號是更新的產業，於是改成匯兌爲主，茶葉爲輔。”武殿學說，“光緒十年，喬致庸把大德興改爲大德通，同年專門成立了大德豐票號，專營匯兌。在喬致庸經營下，後來大德通和大德豐都成爲全國屈指可數的大票號。”武殿學用這樣幾個數據顯示了喬致庸經營票號的發展速度，“光緒十年大德豐成立時的資本是6萬兩，沒幾年就變成12萬兩，到光緒十幾年的時候資本已經增加到35萬兩了”。
原因其實很簡單。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投入作爲資本，行話稱爲“倍本”。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賬期分利，每個賬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學說，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裏也可以說首屈一指。“當時有人估計喬家的資本有四五百萬兩白銀。建國後的研究估計，喬家的流動資金約在800萬到1000萬兩，這還不包括票號和房地產。”武殿學也承認，這個數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沒有明確記錄，主要根據喬家當時有多少鋪面字號來推算，準不準也很難說。但在當時山西，喬致庸作爲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爲明代開始發跡的山西商人羣體中處於上升期的新興力量。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學和朱秀海都認爲，除天賦，喬致庸在經營時把儒家的寬厚和仁義精神帶進商業。現在能看得到的最確鑿證據是喬致庸去世後立的墓表。武殿學說，喬致庸的墓還在喬家堡村子裏，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誌銘是埋在墓裏的，喬致庸的墓誌銘至今沒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喬致庸的孫女婿、民國時的文化名人常贊春寫的。他記述喬致庸幼年的家庭狀況，以及他本來想通過科舉考試光耀門庭，卻被迫接手家業，並以儒學爲經商指導大獲成功。而作爲商人的喬致庸手頭仍然常備有四書五經和史記等書籍，對於社會上的災禍，他都會挺身而出賑災。朱秀海說：“‘民爲貴，君爲輕。’喬致庸內心就是這樣一個民本主義的思想。”
朱秀海認爲，這個精神可以延續到喬家祖上。喬貴發是個草根階層，30歲都娶不上媳婦。但他最終娶了一個帶着孩子的寡婦，可謂情深義重。“你到山西喬家看看，他們家有個報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個泥塑旁邊是個要飯的籃子和一根打狗棍。他們並不隱瞞自己祖上貧窮的歷史，反而要家族記住這些貧困史。不只是喬致庸，包括到喬致庸的孫子喬映霞這一代，每到過年時候，他們都要用車拉着米麪，給那些貧窮的家庭資助，幫助渡過年關。他們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記自己貧窮的出身。喬家家教有多嚴格可以舉個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戲臺，但喬家沒有，怕的是後人玩物喪志。喬家還有一個規矩，家裏不用年輕的丫環而用中年婦女，爲的是避免年輕的男主人出現不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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